如何评价钱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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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术水平如何很多人都有评价，不用我多说。在我看来，钱穆先生最大的问题是后半生与政治深度绑定，一方面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另一方面也让自己异化为政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他与国民党的深度捆绑最终导致了他的不幸结局。

这事要从他办新亚书院说起。众所周知，钱穆跑到香港之后办了新亚书院，然而办教育是要钱的，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指望着靠学费能把书院搞起来，纯属异想天开。所以钱穆搬门盗洞，号称是“发扬武训行乞办学精神”，四处寻找金主。最后一位贵人从天而降，DOLLOR，到了。

这位贵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我民国第一懂王，微操大师，精通传统文化的虔诚之基督教徒，先总统蒋公。

我之前在台湾经济腾飞与黄金有关吗？这个回答里说过，老蒋刚到台湾的时候经济状态非常捉急。那为啥他会愿意掏钱赞助钱穆搞教育呢……原因很简单，当时香港处于国共双方交锋的中间地带，党国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对香港十分重视。50年钱穆到台湾找老蒋要钱，老蒋本来还有点犹豫，结果派了个人去香港考察一番，回来得到的结论是这笔卖卖投资少效果好，能干！

港澳有大学数所,在教育立场上是反共的,在经费方面是坚苦撑持,如钱穆等来港创办之新亚学院,吴康主持之由广州迁港之文化学院,此外另有大学二所;中学如吴铸人主持之辅人学院。澳门有大学四所,教育部应经常与之取得联系并给予经费补助,和其他便利及慰安。而钱穆先生主持之新亚学院,尤应立即补助,以免停办。^[1]

为什么说投资少效果好？因为老蒋为了把反共大业进行到底疯狂撒币，甚至一度拟定了在港资助出版项目（其中包括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十本书就要三万块的启动资金；1952年，台湾出台了《电影事业辅导方案》，把香港电影视同“国片”，对“具有配合总动员或加强反共抗俄宣传意义之影片”进行资金扶持。54年台湾甚至提出可以为港片每部贷款3万港币——前提是必须先进行政治审查，确定内容“须有‘反共抗俄’意识”，这些都是一锤子买卖，而相比之下，新亚学院能源源不断提供反共宣传，培养反共人才，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三千块。

十分划算啊。

所以老蒋最后拍板，是从自己的“总统府办公费”项目下拨的款——注意，这是老蒋的私人小金库，香港有这个待遇的只有钱穆老哥一个。

钱穆是唯一一个曾经接受过台湾经济援助的大学校长，并且是直接由蒋介石本人的“个人资金”处拨出款项的^[2]

所以钱穆投桃报李，顶着港英政府的压力把校庆定在10月10日，并在校庆时升青天白日旗。新亚书院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就是俩字，反共。

然而在50年代初，老蒋的心头好并不是什么传统文化，而是以胡适和雷震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原因非常简单，自由派学者能帮老蒋在美国人那赚取好感，换来美援，传统文化不行。所以钱穆也就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

錢先生之在台灣,尚無後來的炙手可熱。^[3]

不过等到了60年代以后，事情又起变化了——美国人需要老蒋维持第一岛链，根本不在乎你是自由还是威权；而自由派的雷震搞自由上了头，竟然公开炮轰老蒋，被老蒋给收拾了。恰逢内地开始文革，老蒋一看那我必须反着来啊！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啊！

所以他满世界划拉国学人才，钱穆自然也成为了他的座上宾。其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老蒋搞文化胜利“要以三民主义的理论，打倒大陆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对大陆展开联合作战，将台湾展开文化复兴运动的情况尽量用各种方法向大陆同胞报道，争取大陆文教人士及海外亲近大陆的文教工作人员”。

不过问题在于老蒋那是真的喜欢传统文化么？你猜他喜不喜欢？你再猜猜台湾是真的需要钱穆先生的学问，还是他的站台？

钱穆先生在军中所讲中国文化，很有价值，总政战部应研究印行。（其他内容）纸张印刷都非常好，可是内容空泛，实在是浪费。^[4]

所以钱穆在台湾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老蒋站台，让人产生一种传统文化在台湾的错觉。不过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反正钱穆先生这国学大师的名号是吹起来了，香港那边他的弟子徒孙反共的大旗也扛起来了，双方互利互惠，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蒋在钱穆身上的投资基本上是值回票价的。在老蒋八十大寿的时候钱穆对其大肆吹捧，盛赞其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一人”！给老蒋爽完了。

今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吾總統蔣公八十華誕。而公以一身繫國家之安危，民族之榮悴，縈億兆之懷想，動世界之視聽，亦已四十歲於茲矣。豐功偉烈，一時莫兩；而颠頓起伏，崎嶇曲折，屢挫而益銳，每淬而益厲。越一險，一險復乘；歷一阻，一阻隨至。驚風駭浪，萬眾共見；困心衡慮，一己獨運。……而公乃神智益旺，體魄益健，躋八十大耄之壽，而志益堅，氣益定，聰明益煥發。四十年履險如夷，曾不能微損其心康體泰於毫末。其動與忍之所增益，日進日密，殆有非舉國人之所能揣量；而其與眾以共見者，老而強壯，鬱而彌光，神明體魄之堅剛強毅，活潑暢遂。如公者，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穆側陋在野，猶幸得窺公之萬一；而生平治史，於吾國家民族四千年來人物之多姿，時代之多態，亦嘗默識於心而有以窺其所以然。故敢忘愚昧，而妄申其蠡管。其所以為公壽者，亦為吾國家民族方來之無疆休運，致其頌禱之私於不自禁也。^[5]

老蒋心花怒放之下，拨给了钱穆一栋小楼让他干脆在台湾定居了。然而后来老蒋一命呜呼，台湾政治风向变了……

80年代末期，两岸联系有所加强。钱穆之女经过申请后来台探亲，结果民进党闻讯大喜，表示钱穆你通匪不报，必须严惩！

钱穆：？？？

搞事的人大家非常熟悉，乃是阿扁（没错就是那个阿扁）。在他的努力之下，早已跟国民党做了深度捆绑的钱穆迅速成为众矢之的，最后经过多方斡旋，台湾当局表示钱先生德高望重，我们可以不追究你通匪的事情，但是你女儿必须马上离台！给钱穆气完了。

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钱穆

然而这只是一系列疯狂攻讦的开始。1989年，阿扁和另一位民进党台北议员继续向钱穆开炮，以“非法霸占公共财产”为理由要求钱穆搬家。大家记住，当时钱穆都90多了，而且双目失明，大伙说这是不是不太好啊？而且这座破楼也不是啥好地方，你让他搬走了也没啥用。结果阿扁表示怎么能说没用呢，让钱穆搬家之后可以把这小楼用来做“钱穆纪念馆”啊！

钱穆彻底崩溃了，表示你们是不是有病？我TM活着你不让我住，搬家之后做纪念馆？

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到了1990年钱穆还是“被搬家”了，搬家之后据说钱穆“天天吵着要回素书楼”，没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本来事情到这怎么也得画上句号了，然而台湾方面表示我！就！不！

钱穆乃是吴越王钱镠之后，后来钱氏投降大宋，颇受礼遇，百家姓里排序第二，子孙繁衍成了个大家族。所以钱家有一大堆你耳熟能详的近现代名人，其中有一位名为钱伟长，在90年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钱穆的亲侄子。叔叔没了，做侄子的当然想去吊唁一下，然后台湾政府表示你来吊唁没问题，但是你得发声明，与中共脱离关系。

钱伟长表示：？？？

所以最后钱伟长只能参加香港的公祭，而阿扁也没好到哪去，你别看钱穆活着的时候这栋小楼一度被视为其“人格污点”，然而你把人家逼死了，这事反而成了你的锅。在后边竞选的过程中，素书楼事件动不动就别人拎出来旧事重提，作为攻击阿扁的武器。估计钱穆是万万想不到的，自己这后半生跟政治挂了上了钩，竟然连死后都不得安宁。这可真是一个人的命运，要看自己的努力，但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参考

^ 1950年11月2日雷震《呈蒋中正总统报告》
^ CHOU A L. 花果飄零: 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M].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2010.
^ 徐復觀雜文補編: 思想文化卷[M]. 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籌備處, 2001: .
^ （台）“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第一四二次会议纪录，1968年7月3日
^ 錢賓四先生全集[M]. 聯經,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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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老师是一个完全自修成才的旧学学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内容，单凭《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等几本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著作，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一、史学思想

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汉光武政权的建立时，通过比较，看出当时并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发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汉光武帝。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

除此之外，钱穆老师从未接受过现代的大学教育，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一直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这在民国时期，是一股与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适、梁启超主张的全盘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学模式，否认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了一批后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学者。钱穆老师的存在，一直在向后代文人传达传统思想的重要性，为「旧学」思想保留了无数璀璨精华。其实，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国东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少，完全可以并存。作为五四余波中的时代逆流，是钱穆老师当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来东西文化继续碰撞融合的希望。这方面看，钱穆老师是一个承前接后的文人。

著作方面，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些话，值得每一个知乎史学讨论者反复诵读。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对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个观点，不怕质疑，坚持真理的同时欢迎讨论的「雅量」，对史学研究毕生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老师为人处世、学术立足的根本。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此言得之。

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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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起义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取消明政府的横征暴敛，为农民安心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起义军出示安民，宣布“不催科”(48)，“三年不征粮”(49)。二是采取切实步骤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对于缺少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起义军及其政府为之提供耕牛、种子，还规定了保护耕牛的政策。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明给事中李永茂在题本中说：起义军“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又说，“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50)同年二月明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辛锌奏本中亦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出现了“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的局面(51)。起义军还在一些地方实行屯田，除了“募民垦田”以外，义军战士还直接占领明宗室、官僚地主以及无主荒地进行屯种，借以解决部分军需，免除或减轻群众的负担。上引李永茂题本中就说到：“刘、贺二贼，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又说起义军“占襄阳地土耕种”(52)。《平寇志》卷六，也记载当时明政府有人得到消息说，起义军“欲取河南、河北牛只，屯田皖（宛）、叶。”(53)

历来剥削阶级的史家及文人，对于起义人民所作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总是噤若寒蝉，竭力抹煞，甚至颠倒黑白。只是在他们的内部谈论到革命风暴之可畏，需要采取对策的时候，才偶尔透露一点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这就使后来的人在探讨历史上群众革命时期创造的业绩造成了材料上的困难。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封建史籍中保存下来的零星记载，有如吉光片羽，是何等的珍贵。透过它们才使我们多少能够看到一点历史的真相：起义军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是非常注意恢复社会生产，重视解决民生疾苦的。由于文献资料之不足，我们对于李自成起义军所实行的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果，已无法作更具体的叙述。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在拥有百万大军的大顺政权所管辖的地区里，军民生活是有保证的。除了地主阶级的叛乱事件以外，没有看到贫苦农民由于饥寒所迫而起来反抗农民政权的记载。在明末社会生产凋敝已极，大规模用兵之际，能够既保证兵员的供给，又使农民感到“安舒”，应当承认是个奇迹。这同明廷控制地区内极目荒凉的衰败景象，适成鲜明的对比。崇祯十六年五月，明保定巡抚徐标入对时说到他的见闻：“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径，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几？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崇祯皇帝听了也为之“欷歔泣下”(54)。正因为历史事实如此，所以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指责起义军不重视生产，只是象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今天把这里吃光了明天又到别处去吃的所谓“平均主义”而导致“流寇主义”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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