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个过程,而李安是个结果。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张艺谋之于邓稼先;李安之于杨振宁。
张艺谋在80s拍电影的时候,恐怕是从政治问题一直担心到技术细节,即便如此,还是拍出了令人惊讶的电影;而李安在美国追梦的时候,显然要担心的问题要远远少于张艺谋们,他拥有的资源是整个发展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工业。
邓稼先回国做原子弹的时候,要先从培养,训练足够的工作人员开始做起,他需要和同事们从头建立起一套核工业体系,他们最终震撼了世界,如果套用牛顿的那句话,邓稼先们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巨人。
而同时代的杨振宁则是和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工作,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的那几页纸和那几个学生,做出一些创造性的发现就好了。
因此,如果真的要讲差距,这显然不是制度的差距,而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和整个西方文明集大成者之间的差距。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李安的成功,和台湾只有半毛钱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任何拿李安的奥斯卡对比台湾和大陆的的议论都是扯淡。
最后说一句,当年拍的红高粱,现在也是nobel级别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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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记住一件事,李安是编剧出身,而且是很利害的那种。
喜宴、推手、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虽然有其它编剧参与,但本子基本都是李安自己写就。
张艺谋的本子,是一群人关在旅馆中「侃」出来的(最好的例子,是「有话好好说」。)
这就是两人的最大差别。
陈凯歌、张艺谋等人,别说和李安有差距,和冯小刚,都有一定距离。
根本的本质问题,就是「剧本」的自我生产能力。
(冯小刚传世的可能,至少在媒体业界的人眼中来看,比张艺谋可要高的多了。)
这个世界上,真真正正伟大的导演,只有一种,就是会写剧本的导演。
你镜头玩的再漂亮,剪辑再花俏,武打技术再帅,任何方面的利害,都遮掩不住一个基本的问题:
电影导演,是「说故事的人」。
不会说自己的故事,不会写自己的剧本,再是利害,但绝对构不到所谓的「伟大」二字。
君不见,现今世道,所有的「导演」,不管真假,总要把自己挂成「编剧」?
因为,最明白「编剧」二字之重要的,就是「导演」自己。
只拍别人的本子,至少在圈内,得不到同行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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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完全不同。
张当年靠的是形式感的革命,电影背后的故事推动简单直接,并且多少拜当年文学昌盛所赐,借了一把魔幻现实主义春风。
李的电影,我们只说《饮食男女》,形式感不是那么重要,而故事里面所洋溢人文关怀让人震撼不已。
说到底,李的致命法宝是人文关怀,而张是形式感。
形式感这个东西,是一定有其时间限制的,一个时代流行一种形式感,放到另外一个时代就不再流行。
人文关怀,则是百年电影到现在的真正核心。
《活着》有没有人文关怀?台词有,电影本体没有太多。并且能看出来,导演本人不是这个小说的气质。
早期阶段,李安和张艺谋的确都是优秀的导演,整体水平的确是差不多的。
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李安姑且算是编剧出身。早期两位的长处,就各自落在了出身的领域上。张艺谋长于镜头和画面,李安长于文本和剧作。两人各自的早期作品,都是各自的优势领域取得的成绩。比如《红高粱》的色彩和镜头,“父亲”三部曲的文本。都是电影史上能留得下名字的作品。
而两位的优点缺点又正好互换。张艺谋的剧本能力相当普通,长年累月里需要借助中国小说界的几位大家进行文本支撑。早期的李安也有短板,镜头有文本意义上的设计,但是对摄影师的控制就很一般了。
其他不那么短板的方面,双方各有千秋。比如对演员的调教,两位都非常善于拍女人戏。手上带出来的演员也都有不少。但是总体来说,李安略强,因为李安的男人戏也能拍的不错,张艺谋手上男人戏出彩的少。
而在对电影拍摄整体节奏的掌握上来说,张艺谋的执行力似乎比早期李安强一些。包括整合资源,和各种社会团体打交道的能力。文艺厂工还是要比家庭煮夫略胜的。
两位导演对于题材和类型的尝试欲望,也都非常强烈,可以打平手。
张艺谋是中国大陆唯二最具进取心的导演(另一个是冯小刚),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以演员身份去香港拍摄《古今大战秦俑情》,回来东施效颦拍出了他永不再提的作品《代号美洲豹》。这不是黑,是真心赞扬张艺谋的超前视野。这种视野也是张艺谋以《英雄》开创中国电影工业新时代的依托。
李安更不用提,以少数族裔身份在好莱坞闯出一番事业,艰辛程度未必就比张艺谋在体制内被虐差多少。父亲三部曲之后去尝试《理智与情感》,又有《卧虎藏龙》使华语电影在好莱坞真正破冰,无一不是坚韧和勇气的结果。当然李安也在《绿巨人》这种跨度极大的项目铩羽过。到《少年派》,又转战3d特效领域,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既有空间。
两位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有不断这种进步,真的叫人心生敬重。
综合来比,不分伯仲
那么什么是两人拉开差距的主要原因呢?
个人认为,是弥补短板的能力。木桶原理大家都明白,谁能消除更多的短板,的总体水平就会领先。
调教演员和掌控能力,这两点其实两位都没有大幅度明显的提升。就姑且不表了。
咱们只说拉开差距的,用一句话概括:
张艺谋至今没有学会写剧本,但是李安已经明白怎么拍电影了。
李安的作品在镜头方面,自父亲三部曲之后,开始追平行业平均水平,以《卧虎藏龙》为一次毕业,《断背山》和《色戒》时代逐步超越行业平均,直到《少年派》,达到了业内领先的层次,而且是在3d电影这种新领域,取得的成绩也超乎想象。把《少年派》和《喜宴》放在一起,你能强烈地感受到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李安到底做了些什么。
但是张艺谋呢,在文本方面几乎原地踏步。举一些没有小说界大家帮衬的电影,大家就能感觉的到了,《山楂树》vs《我的父亲母亲》,《三枪》和《有话好好说》,文本叙述能力上,张艺谋几乎没有真正的进步过,更不要说,还有《十面埋伏》和《幸福时光》这种剧本价值垫底的玩意儿。
没有能够弥补短板,是张艺谋被李安甩开身位的直接原因。
而如果放到大环境来看,张艺谋编剧能力的停滞不前,和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编剧能力停滞甚至倒退是直接相关的。而李安在摄影方面的进步,则搭上了好莱坞整体进步的顺风车。再研究为什么中国编剧水准停滞不前,又不难得到结论……
嘿嘿,还真就是体制问题。
张艺谋在国际影坛成名,比李安早了数年。他对同行和后辈同胞的提携,一向不遗余力。
张艺谋出任1993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委和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正是在这两次电影节中据理力争,说服其他国家评委,先后为李安的《喜宴》和《色戒》争得电影节最高的金熊和金狮大奖。
前者让李安得以在国际影坛一举成名,后者让李安得以凭4座三大电影节最高奖,超越张艺谋自身的3座,这本是足以铭刻在国际影史的“英雄惜英雄”的一段佳话,充分显示了张艺谋的胸襟广博,人格高尚。
而李安首获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女主角“玉娇龙”之所以用章子怡饰演,正是源自张艺谋对自己得意弟子的力荐。
李安在筹拍《色戒》时,也曾力邀张艺谋主演男主角“易先生”,却被张艺谋用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理由,而婉言谢绝。最后,片中男主角梁朝伟的妆容,完全就是比着张艺谋的模样去化妆的。
事实上,张艺谋导演的地位,往往被太多影评人大大低估,甚至恶意贬低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他一手奠定了内地艺术电影在国际影坛的辉煌。
那时的张艺谋,在戛纳、柏林、威尼斯这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连战连捷,获奖累累,先后获得两座威尼斯金狮奖(《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一座柏林金熊奖(《红高粱》)、一座戛纳评委会大奖(《活着》)、一座戛纳技术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座威尼斯评委会大奖(《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座柏林银熊奖(《我的父亲母亲》),也让葛优和巩俐分别加冕戛纳影帝和威尼斯影后。
有史以来,所有华语片在奥斯卡奖总共只有七次提名,其中张艺谋一人就提名三次,另有李安作品提名三次,陈凯歌《霸王别姬》提名一次。
所有华语片在金球奖,总共只有十二次提名,其中张艺谋一人提名五次。另有李安提名四次,陈凯歌提名两次,周星驰《功夫》提名一次。
铁一般的事实,是张艺谋一个人在国际影坛的奖项总成绩,就相当于内地其他所有导演之和,除掉已经在好莱坞发展、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李安,也同时相当于华语影坛的所有港台导演之和。
然而,因为这个陕西汉子,并不属于曾经垄断了中国影视圈大半资源的所谓“京圈”,更不是被文艺青年和影评人们顶礼膜拜的港台导演,所以他的成就一直被他们刻意贬低、甚至大肆抹黑。
因此,在整个华语影坛,仅有李安一人可以抗衡的成就,却被那些影评人大肆嘲讽,说他是“一门心思要拿奥斯卡奖,简直不自量力”。
然而,奥斯卡奖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国的国内奖项,其公关运作和幕后人情来操纵和影响奖项,早就是全世界公开的秘密。
哈维·韦恩斯坦,20多年来将「给评委开派对,打电话,软磨硬缠,各种贿赂,操纵主流媒体去吹嘘自己,抹黑对手」等种种公关游说手段,运用得出神入化,成功运作了341次奥斯卡提名,拿下81个奥斯卡奖。
因此,无数大名鼎鼎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不分男女,为了奥斯卡奖,都常年公开对这个人品极无耻、行径极卑劣的人,去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更多有出卖身体,与之关系暧昧者。
遥想当年,《霸王别姬》这样代表中国电影史上最高艺术水准的史诗制作,只因陈凯歌导演当真以为奥斯卡奖何等公正,没有去及时公关那些评委,就莫名其妙输给一部讲述了「一个逃兵同时和一家四姐妹发生关系」的狗血故事的西班牙电影。
即使是李安这个成功打入好莱坞圈子,被美国人当成“自己人”的华语大导,三夺奥斯卡奖的历程,用他自己话说也是「每次公关酒会的塑料味鸡胸肉,都吃到想吐」。
然而,无数充满偏见和无知的影评人们,却借着李安的成绩,对张艺谋去冷嘲热讽,甚至言之凿凿,说张艺谋「是个拙劣的编剧,根本不会讲故事的人」,而拒不承认李安的成功,只是借了好莱坞的发达电影工业的东风。
当然,即使是拍出《卧虎藏龙》拿到奥斯卡奖的李安也好,拍出《霸王别姬》拿到戛纳金棕榈奖的陈凯歌也好,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影评人们用来攻击张艺谋的幌子,并非他们的真爱。
甚至直至今日,被影评人们评为华语第一电影的,依旧不是拿遍国内外大奖、同时又叙事流畅、剧情生动,完全可以当故事片看,兼顾了商业性和艺术性的《霸王别姬》或者《卧虎藏龙》,而是故事相对单薄、剧情相对漂浮、所得奖项也明显逊了一筹的《花样年华》,
以及杨德昌、侯孝贤等台湾导演拍摄的《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之类乏人问津的冷门文艺片。
在这些文艺青年和影评人的片单里,大众熟知的《霸王别姬》《卧虎藏龙》,往往甚至连华语电影前三名都进不了!唯有如此,这些人才能竭力维持他们相对于广大公众的“优越感”。
2002年,张艺谋拍摄出一部鸿篇巨制《英雄》,倡导华夏家国情怀,赞美一代伟人秦始皇开创中华大一统国家,并以国内票房2.5亿, 全球票房1.77亿美元(14.5亿人民币)的佳绩,开启华语商业大片时代,拯救了那时被好莱坞和港片打得一败涂地、各大院线奄奄一息的中国电影市场。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然而,也正是《英雄》票房和口碑的巨大胜利,让无数从业者和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影评人,对张艺谋导演的成就在“羡慕嫉妒恨”之余,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对张艺谋群起而攻之,批判他“一心赚钱,背弃艺术”“屈从权力、纯为献媚”。
更有许多追名逐利之徒,则纯粹就是把批判和抹黑张导这个中国电影最杰出代表,当做了彰显自己眼光、见识如何高明的手段。
早年网络尚不发达,纸媒仍有相当影响力,广大公众对电影的认识也有所欠缺。这些从纸媒驾临网络,喜欢在云山雾里装腔作势的影评人,也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评价电影的话语权。
于是在他们的所谓“影评”中,《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在国际影坛颇受好评、获奖和提名无数、海外票房更远高于本土票房的作品,居然都成了堆砌色彩、剧情套路、故事苍白的“烂片”!
而这些影评人背后,更不知有多少眼红张艺谋成就、一心要扯他下马、取而代之的电影界同行在推波助澜。
日本NHK电视台拍摄过一部专题纪录片,镜头里的许多自命不凡的年轻电影导演,但凡碰头开会时,天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换着新花样,去黑张艺谋。
到了2008年,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黄钟大吕,煌煌史诗,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如画卷一般铺展,不但震惊世界,激发了无数网民自发的爱国热情时,张艺谋更从一个纯粹的电影人,不但变成了一个为国为民操办典仪的巨匠,而且升华成了一个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艺术大师。
因此,那些影评人,对张艺谋更加怒火中烧。他们继续着对张导作品的持续恶意丑化、辱骂攻击,定要将张艺谋批倒斗臭,至今十余年而不息。
于是,这样一位中国电影活生生的神话,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首席代表,在那些长期掌握了电影评判话语权的影评人口中,却成了“毁誉参半”“晚节不保”。
然而,正是沿着张艺谋《英雄》开启的道路,一代代杰出电影人在摸索中曲折前进,从票房爆款到兼具艺术口碑,从小成本喜剧片“以小搏大”创造奇迹,到完成了一部部好莱坞A级大制作水准的商业类型片:《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
中国的电影工业已经飞速进步,更终于能在和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正面对决中,牢牢守住了本土市场,并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冲锋和挑战历程。
眼看如今让无数电影人赚得盆满钵盈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才让更多人恍然意识到当年张艺谋毅然放弃让他连夺国际大奖的乡土文艺片,努力开拓国产商业大片的远见卓识,他的贡献恩泽后世,他的功绩万众颂扬。
在网络大发展,智能手机大普及,人人可为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写影评,亿万“小镇青年”成为主流电影观众的时代,
垄断电影评判话语权、持续地抹黑、攻击、嘲讽了张艺谋近二十年的影评人们,他们几篇酸文,就能便能决定一部电影风评、一个导演历史地位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返】!
随着如今中国电影崛起和挑战好莱坞的大势已成,我们今日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
即使是李安这样看似取得了巨大个人成就,拿下了3座奥斯卡奖,在好莱坞却依旧只是区区一个华裔打工者,不论是中国电影史的历史地位,还是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同样难以与张艺谋相提并论!
正如在拿下诺贝尔奖、风光无限的某些外籍华裔科学家,永远也比不了为祖国扎实苦干的邓稼先和于敏!——后者才是中国人真正的脊梁。
真正被《战狼》冷锋扫射得千疮百孔,被《流浪地球》一万座行星发动机碾压而过的,
正是无数个靠污蔑抹黑中国电影来混饭吃的文青影评人和好莱坞买办们,
正是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这样彻底搞垮了台湾商业电影,让该岛市场成为好莱坞游乐场和殖民地的人,
而绝不会是张艺谋!
恰恰相反,只要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未来彻底成为和好莱坞分庭抗礼的两极,那么张艺谋作为中国艺术电影最杰出贡献者与中国商业电影首位开拓者,地位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个人的奋斗历程,永远离不开家国天下大势所趋!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70周年庆典,再次让公众为之惊艳。
盛开出21幅美景的三维全景式烟花树,
90米长60米高的巨幅国旗,
3290位群众演员手持光影屏,组合出各种图案,开全球先例的千人交响乐团……
其中精彩震撼程度,一如2008年在鸟巢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及2016年杭州G20国际峰会的文艺演出:
这三大盛会的操办者是同一位导演,他当然就是被广大公众称为“国师”的张艺谋,天生为大场面而生的国之巨匠。用近期火爆大片《我和我的祖国》里,葛优评价奥运开幕式的台词,那就是“牛掰格拉斯!”
下一个节目,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高山仰止,苍松矗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国之巨匠,鬼斧天工。
其实因为电影工业体系的原因,张艺谋、李安两个再向不同的路上走去。张艺谋越来越个性化,李安越来越职业化。
这背后就是两种制片体制的对比,两种市场力量的对比。
一部电影的拍摄基本就是制片来进行工作,制片工作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好坏,导演是把一群专业制片人员集合到一起进行工作。
张艺谋前期的创作依托于国营电影大厂的班底,90年代后期则开始面对散乱无续的市场体制。而李安始终依托于一个强大的好莱坞创作体制。
张艺谋的第一部拍摄生于1987年,那时候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还是国营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中国文艺是在一片荒蛮中创做,由于国营大厂自身的约束,电影创作不需要电影管理部门做更多约束,这对当时的电影创作来说也是一种优势。
而且当时的中国电影厂都是脱胎于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有一套使用了几十年的电影制片体制,张艺谋这样的导演再这样的体制上,又遇到吴天明的支持。张艺谋这个时期不需要考虑拍摄之外的事情,只需要把自己的创作理念融入到电影中去就行。
当时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有两个特点。第一、制片部门有一套自己运行多年的制度,配合导演工作,并且不需要导演多操心。
第二,这套制片制度是通过厂领导一级级把控,十分专业,不需要导演在上面操心。同时也不允许导演插手。
同时张艺谋一毕业就进入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国营电影制片厂内打磨,熟悉了国营电影制片制度,国营电影制片厂,体制严格,所有人都是按照电影体系一级级往上升,如果张艺谋继续在广西厂,按资排辈,估计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拍上电影,所以张艺谋跑动西影厂。
所以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体制之上就行全身心创作。张艺谋第一部电影红高粱完全就是一部依托于国营电影制片厂制度的电影。
李安第一部电影就是与好莱坞体制配合。 李安在推手之前的六年,就是不断的创作剧本,然后寻找好莱坞制片公司,对付给予意见,李安修改,李安在这六年里,慢慢适应了美国好莱坞制片体制。
当《推手》获得来自台湾的奖金之后,李安找的制片人却是自己认识多年的好莱坞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詹姆士在推手拍摄上开始按照好莱坞模式,对剧本进行二次修改,所以《推手》在台湾获奖时编剧是李安,但是电影成片时编剧一栏却有詹姆士·沙姆斯的名字。
整个推手的拍摄,就是严格按照好莱坞体系拍摄的,李安一开始就是站在好莱坞体制上进行创作的。
好莱坞体制也是导演只需要关注创作,制片人来把控电影制片工作以及拍摄,制片人一开始就是站立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统领全局,一个制片人的好坏决定了电影质量。
张艺谋从1987开始进入电影创作高峰期,到《摇到外婆桥》开始进入低潮期,也是中国电影界阵痛的开始。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国电视逐渐取代电影,电视成为各个家庭娱乐的主要来源,电影慢慢开始退热,然后快速进入衰退期。各大国营电影厂由于转身太慢,开始进入亏损。
当时中国电影的扛把子长春电影制片厂,甚至在厂内会议上直接宣布“五年内不拍摄任何电影”,这时的张艺谋作为中国电影第一人,面对的是无钱拍电影的局面,最悲哀的事情就是,整个中国就找不出一个能认识张艺谋价值的制片人来投资张艺谋。
张艺谋为了能拍片,带着好奇接了《古今大战秦勇情》这个香港基因烂商业片,张艺谋对于香港电影体制表现出了完全不适应,从此再也没有和香港电影体制对接,然后张艺谋又拍摄了《突袭美洲豹》,张艺谋有表现出了对于美国体制的不适应,张艺谋明明是中国电影第一人,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电影,国内也没有认识张艺谋的价值,国外资本都是对张艺谋的利用,直到张艺谋遇到大商人张伟平。
张伟平出于各种目的开始投资张艺谋的电影,两个人蜜月期开始,张伟平是一个拥有极高市场嗅觉的电影,但是遗憾的是缺乏专业电影训练。 张艺谋的电影风格开始突然转向。《有话好好说》让国内人直接崩溃,评论界一片骂声,但是票房上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绩。
或者说张伟平是慢慢在成长,张艺谋这个时期的电影,可以看到这个足迹。
最让张艺谋痛苦的是每一次选角背后都有张伟平的影子,三枪拍案惊奇里张伟平强行安排张艺谋选择小沈阳,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张伟平让张艺谋选择周杰伦,张艺谋依然没有摆脱散乱无序的中国电影制片体系带来的干扰。
这个时期的冯小刚背靠资本,把自己的京式喜剧发挥到极致,但是也要面对没有没有制片人的问题。
李安从推手之后开始了和詹姆士·沙姆斯的蜜月期,在好莱坞新导演通常没有话语权,要受制片人极大的约束,可是由于李安一开始带着资金找到没有名气的詹姆士·沙姆斯,詹姆士·沙姆斯没有对《推手》有太大的干扰,只是从编剧层面,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对于《推手》中美文化对撞提出意见,并以好莱坞制片制度帮助李安拍摄。之后《喜宴》《饮食男女》也是如此。
李安从这时起,已经建立一套和好莱坞体制进行合作的方法,并且越来越娴熟。
而张艺谋到目前为止面对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第一个时期是国营大制片厂时期,张艺谋一生中学习力最强的三十到四十五岁阶段。张艺谋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均诞生于这个阶段。
第二个是时期是开始进入国营厂惨淡经营,市场化不够的时期,张艺谋无片可拍,只能和境外资本合作,但是却表现出极大不适应。
第三个时期,市场蒙昧阶段,张伟平这个时候介入,就像冯小刚遇到王中军兄弟一样。有钱但是要是要受资本影响,同时这个阶段最大的弊病出现。
第四个阶段就是加速进入资本化阶段。
第三个时期,00年VCD出现开始,市场蒙昧期,这时候各大国营厂转产,停产,制片人员纷纷下岗进入市场,国营厂电影制度停摆,而各个电影公司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建立一套电影制片制度中国诞生了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电影岗位,就是制片主任。制片主任名字来源于国营厂,位置犹如国外的制片经理。
一般制片人员的组成以及组织拍摄由制片主任领导,但是制片主任在国营厂时期,是由厂领导带领工作,制片主任是实施者,在好莱坞制片经理实在制片人带领下工作,市场蒙昧阶段,制片主任成了无人能控制的岗位。张伟平以及华谊兄弟等各个公司均无控制制片主任的体制与方案。
谢晋曾经说过:拍电影犹如双手捧水前行,走到终点,不知道能剩多少。
但是制片主任让手里的水加快的泄露的速度。张艺谋的制片主任都是来自于张伟平,张伟平在制片主任这个层次来控制自己的资金流向,这是张艺谋控制不了的,张艺谋所有的想法,在制片主任这个位置都会给予干扰,解决的办法永远是钱,但是这是张伟平所不允许的。张艺谋的电影在方向上被张伟平影响,在制片上被张伟平的派出的制片干扰。
但是张艺谋这个时期大体来说,制片体系不能给张艺谋带来任何支持,除了资金以外。大部分时间这个时期的中国导演,都面临这个问题,甚至没钱拍电影。
电影公司们没有任何建立制片体系的想法,所借鉴的方案也都是好莱坞的方案,但是水土不服,同时这十多年,也培养出了一群不专业的制片人员,这也是所有中国导演的困扰,姜文在无数个场合痛斥中国制片的不专业,陆川在电影中痛苦申述资方派出的制片不懂得省钱,反而给自己造成干扰,冯小刚无数次在现场大骂制片。
在中国导演必须开始兼任制片人与制片主任角色,要不然自己就没办法按自己的意愿去拍电影。张艺谋在这20年基本从来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拍电影。他要考虑的事情都在电影之外。就是钱从哪来,钱怎么花,谁在花钱,怎么样资方才会给钱,明明是自己不喜欢的演员,但是资方需要,很多需要制片考虑的事情压在张艺谋的头上。
李安在《冰风暴》开始正式接触好莱坞电影,李安明显表现的很适应,慢慢把自己的野心开展到每一部电影中,即使是商业片比如《绿巨人》。李安这时候面对的压力是如何贯穿自己想法,资本是制片人的事情。体制在帮助李安创作。李安可以熟练的应用导演特权来帮助自己。
2012年开始,中国电影进入真正的爆发期,同时资本开始介入。张伟平明显表现出对于新时期的不适应,对于张艺谋的干扰大于创作,并且对于张艺谋的没有进行资本化转型。两个人分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
张艺谋这个时候无数资本翘首以待张艺谋的合作,张伟平却把张艺谋当做自己藏品,既不给予股份,又处处掣肘,张艺谋于是彻底离去。但是张艺谋单干之后就要面对一个新问题,就是制片团队的搭建。
《归来》作为一次文艺片尝试之后,张艺谋选择了好莱坞资本与团队来填补自己的问题。
但是张艺谋又一次表现出水土不服,并且弄出一个弄到奥斯卡颁奖礼上的梗。
这时候的张艺谋已经没有心力面对新的时代了,只能在感兴趣的范围内进行创作,时代一直变化,制片体系也在变化,但是这时候,是别人去适应张艺谋,不是张艺谋适应时代,张艺谋肯定是向一个个性化的方向前进。
而李安一直好莱坞体制内工作,好莱坞制片体制一直成熟稳健的前进,并且和时代一同前进。李安只会越来稳健,越职业。同时把自己的小心思加进去,而李安则是越来越职业。
县城有个老板,出生在西北农村,以前是贩卖猪仔的,后来做其他,发了,现在豪车美女好茶,穿衣服劲霸雅戈尔,他认为这是成功,也觉得自己很有文化,说起来都是自己给当地解决了多少就业,做了莫大贡献。
县城来了一个外地老板,比上面那位身价高了很多,每天到处找点当地小吃,出门普通商务车,穿着随意,牌子不好认,只喝白水,住普通酒店,他说话谦逊,做人低调,聊天到了深度的话题,忧国忧民,说自己读书太少。
导演也是这样,从小到大的文化底蕴,导致一个人站在山巅,一个人在半山腰。
许知远的《十三邀》分别采访过这两位导演,其中他们说过一个相同的观点:都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型导演,又一致认为天才型导演是王家卫那个类型。有自谦的成分,也有客观的成分。
先说说什么是天才型导演。
以两位一致推崇的王家卫举例,就是将电影这种艺术特性展现到极致。其实他们说出王家卫的时候,我还有点惊讶。王家卫拍的电影,有什么深刻的主题吗?没有。甚至连剧本和故事线索都是模糊的。但细想,你把他任意一部电影拿出来,早期的《重庆森林》,中期的《花样年华》,近期的《一代宗师》。即便你不喜欢那个调调,也分明就能看出两个字:才华。那是一种基于纯粹电影艺术的才华,即便放在国际视野,懂电影的人看了也叹服。
举个例子,王家卫就像文学界的张爱玲,写的东西主题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挺让人瞧不上,但你细看她的文字,描人状物又牛比的不得了。
写过东西的人都懂,抖机灵很容易,比方说我想象力匮乏了,我就用性冷淡风写,然后美其名曰: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精炼,极简。别闹了,其实就是你写不出来了。张爱玲偏不,我明告诉你,我要比喻了啊诸位,然后各种让你折服的文字就跃了出来。你知道那样的文字你写不出来。别提什么意义。毕竟,文学是由文字构成的是不?王家卫就是这种,别管我拍啥题材,哪怕我拍赵本山、小沈阳,我拍他的肩膀,还是拍半张脸,怎么拍,都不是你能想出来的,我的一帧一帧影像,整个故事的风格,都是你看了就服气的东西。
中国导演,能在纯粹电影属性上,还有这种能力的,我认为杜琪峰可以也算一个。只不过他的黑色题材,限制了大家对他的评价。
那如果不是纯粹的电影天才,怎么成为大师级呢?再拿文学做比较,像莫言、陈忠实这些作家,他们也不能算顶级的文字天才(文字不是文学),但他们的一些作品,从架构到故事再到讲述的方式,却又都是大师级的。电影也一样,它需要影像,文化,故事,和你要传达的内涵等等元素,这些东西决定了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
李安和张艺谋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上国内其他的大导演,走的都是这条路。真正纯为影像而生的,掐指也没几个。
明确了这些,再说楼主的问题。其实我不认为李安超过了张艺谋太多。
李安早期拍的那些介于中西文化冲撞的片子,像《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很工整扎实,但其实没有受到极高的评价。甚至到了拿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也有很多国内同行觉得,他是将中国文化全球化而取胜的。没错,早期李安走的就是这条路子,在中西文化之间摇摆,只是一部武侠片打开了这种局面。其实现在看来,《卧虎藏龙》根本不是东方的文化内核,也没什么有国际视野,只是他的视觉和意境确实讨巧。当然,这也是李安的一种深谙电影工业逻辑的能力。这是很厉害的能力,正是国内导演缺少的。
而李安之后的作品,《断背山》,《少年派》,《比利林恩》等就有明显西化的趋势,因为导演功底摆在那,再加上文化素养和编剧能力,取得了好莱坞意义上的成功。这个时候,李安的地位可以说冠绝中国导演了。注意只是地位。谁能说奥斯卡最佳导演,比张艺谋陈凯歌水平差呢?
另外重点来了,我认为,李安迄今为止最牛逼的作品,既不是前期那些讲中西文化融合的东西,也不是后期那些,试图将商业和艺术融合而获成功的东西。而是,那部最有争议的——《色戒》!
《色戒》好在哪,可能得单独写一篇影评。说重点。在这部作品中,李安真正剥掉了以往电影中所谓的“文化主义”的束缚,你看《饮食男女》你知道那是在讲文化之于社会、家庭的阐释,你看《少年派》,那明明就是一部将美国精神商业化,加了个哲学的尾巴...
而再看《色戒》,这部非常“不李安”的作品,真正走进了“人性”幽暗的地方。这个视角,已经不是从“社会”和“文化”切入了,而是从“人”切入,在从“人”延展出去,去呈现出更高阶的社会和文化思考。另外《色戒》的影像魅力,也超越了李安前期那种中庸风,和后期为价值观服务的属性。它是李安唯一一部作者电影,至于他的其他作品,我认为——有一部分,很多好莱坞导演也能拍出来,有一部分只有他能拍(中西方背景),但还不算顶级水准。
再说张艺谋。大家都觉得他的专长在于影像和美术,讲故事不行。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张艺谋是个天生的导演人才,他比李安、陈凯歌这些国内大导都更适合当导演。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牛逼的,该怎样把这种牛逼,传达给观众。自带自我审视的属性。不然为什么他能做奥运会导演呢?正是因为他既能导,又懂传达。
而关于讲故事这个被诟病的伤,我赞同张艺谋自己的观点,谁特么说电影就是讲故事了?电影的本质就是影像的表达。
但最要命的,张艺谋的思想被一些意识形态束缚了,这是不是跟时代环境有关系,说不清楚。
我们先来看张艺谋的作品。早期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这算是民族四部曲。后来的《我的父母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算是过渡期,然后开启商业大片之路...
早期的那几部,几乎全是改编那一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所谓的编剧这一中国导演的普遍硬伤,算是得到了一些补救。另一个问题来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直纠缠着这些作品。中国人到底咋回事?这样的主题——我觉得无论是余华还是刘恒都不能算写明白了,这些文本只是为影像提供一个故事罢了,其中的内核,都是值得再探讨的。所以如今再看这些作品,后三部放在今天,我认为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只有《红高粱》,不说它的强烈的艺术震撼,它里面有一些内核,可能无关“中国人”这个大帽子,而关乎了一些纯粹、永恒的价值。回过头看,张艺谋的巅峰其实在这里就结束了。另外再说一点,《红高粱》这个柏林金熊,真不是靠卖“猎奇中国”拿的,它本身就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普世价值。
张艺谋也意识到了这些,后来主题转向了更贴近现实的题材。《秋菊》、《一个》、《父亲母亲》抛弃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话题,而在这些题材框架内,又忽然就平庸了下来,一时摸不到自己的脉。他出色的艺术创作能力,被限制在了“大”的框架内。这一点跟陈凯歌非常像,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必须在那个框架内才能施展。比如后来的《梅兰芳》,《赵氏孤儿》,《道士下山》。还是《霸王别姬》的套路。
我甚至怀疑,张艺谋后来开启的大片时代,不是为了什么新突破和电影工业,而是没有那个框架,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拍了。从《英雄》开始,一些列大型歌舞表演片就开始了。这不只是故事编不好的问题,而是忽然找不到讲述的题材了。
最后,近期的作品,当从商业大片走出来之后,又转向《归来》和《影》这种小品。就像是脱离了一个大的框架,灵魂无处安放,又只能架空一些东西才能发挥。
对于张艺谋,我认为他是很有才华的,有艺术的敏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该怎样表达,能向观众体现何种内涵,这是一个优秀导演的素质。他的劣势在于,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习惯了在那个框架内讲述,走出来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当然,这是站在很高的电影艺术角度去看,如果站在大众艺术角度来看,很多片都是没问题的。
综上,李安看起来比张艺谋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转身后,可以找到好莱坞这个体系,获得更大的成就。而张艺谋,时代推了他一把,同时又禁锢了他,没能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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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这里要更正一下。
“张爱玲的小说 主题没啥大不了的” 这里我说的不严谨,因为男性吧,一般会觉得她的文笔真的好,写得都是小情小爱。其实认真读下去并不是的。大家若感兴趣,可以看下我写的这篇。
我觉得鬼子有点自作多情了,人家泽连斯基讲话是给你们听的吗?在泽连斯基眼里,鬼子和黄皮猴子不见得有啥区别,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呢?就算听懂了,有什么资格感到不满吗?
所以总结起来,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泽giegie和你拜爹爹在唠很重要的事情,你跟那裹什么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