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篇天涯上的老文章，作者对左派的观察十分细致，归纳的也精彩，与大家分享。

题目：从乌有之乡到红色中国—中国左派当下困境

作者：草鱼子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

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

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

、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果；

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

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无法在

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

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们无法超越

，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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