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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哪些比鬼故事更吓人的真实事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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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集体杀人事件

(幸存者口述):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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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10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1962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67年8月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 、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3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3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自述者和养子.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凭吊自己的前夫及三个孩子.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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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发生在文革期间道县的真实事件,讲述幸存者不幸经历。随后,老人开始了总算是平静的生活,但这炼狱一般的经历,给所有经历事件的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而这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已经被人们遗忘,仅以此文让现在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历史。

本人转载这篇文章没有一点反党反祖国的意思,我爱我的国家,也爱伟大的党。望各位以客观的态度去浏览,发现有任何辱骂国家、政党、个人的言论,一律删除,谢谢。

(本文摘自网络,如有侵犯,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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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鱼 的答案提到了人民圣殿教1978年11月18日在琼斯镇组织的集体自杀,一共918人死亡,其中304人是未成年人,让这起集体自杀成为911之前美国平民死亡数量最多的事件。建议大家可以先参阅一下他的答案后再来阅读下面的内容:

这里我想就他的答案补充一点材料。事实上,调查人员曾在琼斯镇的废墟中找到一盘录音带,里面似乎记录了整个集体自杀的经过和场景。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这盘录音带的真实性,但它的确记录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整个录音时长约44分钟,那时琼斯已经派遣了自己的卫队去追击前来参观琼斯镇的美国议员,因此他在整个录音中都在大肆宣扬美国会如何残酷的杀害他的『孩子』,也就是琼斯镇所有1200位教徒,这也成为他鼓动教徒集体自杀的唯一理由。

在整个录音中,可以听到一位叫做米勒的教徒一直试图说服琼斯不要自杀,她甚至表达出了对自杀的强烈恐惧,但最后仍然被更加『权威』的教主和其狗腿子压制了。文献显示,米勒是一个六十岁的黑人妇女, 出生在德克萨斯州, 加入洛杉矶人民圣殿教之前是一名职员。 在搬到琼斯敦前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 她可以说是整个录音中唯一理性的声音。

录音最恐怖的地方不是你能够在这里听到古怪的音乐,无数人声,大量婴儿的哭泣声,不想死的教徒和教主之间激烈的争辩,以及教主不间断的胡言乱语,而是你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这里面每一个声音,包括每一个哭泣的婴儿,每一个感谢教主的信徒,以及教主琼斯自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以下我仅摘录并翻译一部分录音带中的话:

琼斯以美国议员的死亡倡导集体自杀

Jone:So my opinion is that you be kind to children and be kind to seniors and take the potion like they used to take in ancient Greece and step over quietly because we are not committing suicide; it's a revolutionary act. We can't go back; they won't leave us alone. They're now going back to tell more lies, which means more congressmen. And there's no way, no way we can survive.

琼斯:所以我的观点是, 你应该对孩子们好一点, 对老年人好一点, 像孩子和老人在古希腊服用的药水一样, 让他们悄悄地走过去, 因为我们不是在自杀;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行为。 我们不能回去, 他们(美国人)不会放过我们的。 他们现在回去就会说更多的谎言, 这意味着更多的国会议员。 我们不可能, 也不可能生存下去。

米勒提出集体逃亡的俄罗斯,并天真地以为琼斯手上有俄国人交给他的什么『密码』能够让他们逃脱,琼斯则用胡言乱语搪塞

MILLER: Well, I say let's make an airlift to Russia. That's what I say. I don't think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you believe it.

米勒: 嗯, 我说让我们搭飞机去俄罗斯吧。 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相信它。

JONES: How are we going to do that? How are you going to airlift to Russia?

琼斯: 我们要怎么做? 你打算怎样空运到俄罗斯?

MILLER: Well, I thought they said if we got in an emergency, they gave you a code to let them know.

米勒: 嗯, 我记得他们说如果我们遇到紧急情况, 他们会给你一个密码让他们知道。

JONES: No they didn't. They gave us a code that they'd let us know on that issue; not us create an issue for them. They said that we--if they saw the country coming down they agreed to give us the code. You can check on that and see if it's on the code. Check with Russia to see if they'll take us in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die. I don't know what else you say to these people. But to me death is not--death is not a fearful thing. It's living that's cursed. (Applause.) I have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in my life. I've never seen people take the law and do--in their own hands and provoke us and try to purposely agitate mother of children. There is no need, Christine; it's not--it's just not worth living like this. Not worth living like this.

琼斯: 不, 他们没有。 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密码, 他们会让我们知道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给他们制造问题。 他们说, 我们——如果他们看到国家(美国)垮台, 就同意给我们密码(琼斯这里已经说漏嘴根本没什么密码了)。 你可以检查一下, 看看密码上有没有说这些。 问问俄罗斯, 看看他们是否会立即收留我们, 否则我们就会死。 我不知道你还对这些人说了什么。 但对我来说, 死亡并不是——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被诅咒的是生活。 (掌声)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自己亲手制定法律, 激怒我们, 故意煽动孩子的母亲。 没有必要, 克莉丝汀, 这不是——只是不值得这样活着。 不值得这样活着。

米勒之后继续坚持,琼斯开始表露出邪教教主的本色

Jone:I have twelve hundred people's lives in my hands, and I certainly don't want your life in my hands. I'm going to tell you, Christine, without me, life has no meaning. (Applause.) I'm the best thing you'll ever have.

我手上有1200人的性命, 我当然不希望你的生命掌握在我手中。 我要告诉你, 克莉丝汀, 没有我, 生命就没有意义。 (掌声) 我是你拥有的最好的东西。

米勒表达出对死亡的恐惧

MILLER: I said I'm not ready to die.

米勒: 我说过我还没准备好去死。

JONES: I don't think you are.

琼斯: 我不这么认为。

MILLER: But, ah, I look about at the babies and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live, you know?

米勒: 但是, 啊, 我看着那些婴儿, 我认为他们应该活下去, 你知道吗?

JONES: I agree. But also they deserve much more; they deserve peace.

琼斯: 我同意。 但是他们也应该得到更多, 他们应该得到和平。

MILLER: We all came here for peace.

米勒: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和平。

JONES: And we've--have we had it?

琼斯: 我们——我们有吗?

MILLER: No.

米勒: 没有。

米勒继续坚持,这时转折点出现了,琼斯手下另一个忠心耿耿的狗腿子,在人民圣殿教中备受尊重的吉姆 · 麦克尔文开始发言打压米勒。他曾经在加尼福尼亚做过安全主管,来到琼斯镇刚刚两天时间。

MILLER: Well, I think I still have a right to my own opinion.

米勒: 嗯, 我想我仍然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JONES: I'm not taking it from you. I'm not taking it from you.

琼斯: 我不会把它从你身上拿走的。 我不会把它从你身边夺走。

MCELVANE: Christine, you're only standing here because he was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So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having an individual life. Your life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day that you're standing there because of him.

麦克尔文: 克里斯汀, 你站在这里只是因为他本来就在这里。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的生命已被延续到你为他而站的那一天。

之后琼斯开始催促众人给孩子喂药

Jone:Please get us some medication. It's simple. It's simple. There's no convulsions with it. It's just simple. Just, please get it. Before it's too late. The GDF20 will be here, I tell you. Get movin', get movin', get movin'.

琼斯:请给我们一些药。 这很简单。 这很简单。 它没有痉挛。 这很简单。 求你了, 去拿吧。 趁还来得及。 我告诉你, 圭亚那国防军会在这里。 快走, 快走, 快走。

WOMAN 6: Now. Do it now!

女教徒6:现在。 现在就做!

琼斯剩下的狗腿子开始引导人排队,给孩子喂药

JUDY IJAMES OR JOYCE TOUCHETTE: You have to move, and the people that are standing there in the aisles, go stand in the radio room yard. Everybody get behind the table and back this way, okay.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Everybody keep calm and try and keep your children calm. And all those children that help,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in and reassure them. They're not crying from pain. It's just a little bitter tasting. They're not crying out of any pain. Annie Miguel, can I please see you back ...

朱迪 · 伊詹姆斯或乔伊斯 · 图谢特: 你必须移动, 站在过道里的人们, 去站在广播室的院子里。 没什么好担心的。 大家保持冷静, 尽量让你的孩子保持冷静。 所有人帮助他们的孩子, 让孩子们进来, 让他们安心。 他们没有因为痛苦而哭泣。 只是尝起来有点苦。 他们没有因为痛苦而哭泣。 安妮 · 米格尔, 我们回头见。

教徒们开始在喝药前表示忠心:

WOMAN 15: Everything we could have ever done, most loving thing all of us could have done, and it's been a pleasure walking with all of you in thi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No other way I would rather go to give my life for socialism, communism, and I thank Dad very, very much.

女教徒15: 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最有爱的事情, 和你们所有人一起走在这场革命的斗争中是一种快乐。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 我宁愿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献出我的生命, 我非常非常感谢爸爸(琼斯被教徒叫做爸爸)。

WOMAN 16: Right. Yes, eh. Dad's love and nursing, goodness and kindness and bring us to this land of freedom. His love--his mother was the advance --the advance guard to socialism. And his love (inaudible) will go on forever unto the fields of--

女教徒16: 对。 是啊。 爸爸的爱和关怀,高尚和善良, 带我们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 他的爱——他的母亲是社会主义的先驱——前卫。 他的爱(听不见)将永远延续到——

在录音的结尾,琼斯说出了整个录音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话

JONES: Where's the vat, the vat, the vat? Where's the vat with the Green C on it? The vat with the Green C in. Bring it so the adults can begin.

琼斯: 大桶,大桶,大桶在哪里? 带绿色 c 的大桶在哪里? 把带绿色 c 的那个桶带进来。 这样大人们就可以开始了。


完整版录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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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001号告密者”的真相: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死亡


2018年11月是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出生100周年。这是一个普通的苏联男孩,他的名字和姓氏早在很久以前就成为了普通名词,但是,他的个性和行为依然引起了专业史学家和民间人士之间的无数纷争。
1932年9月6日上午,在格拉西莫夫卡村附近(当时这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夫金斯基区的一部分)。当地居民发现了两具血肉模糊的儿童尸体。村民们立刻认出了死去的孩子——13岁的帕维尔·莫洛佐夫和8岁的弟弟费佳,他们居住在格拉西莫夫卡。在尸体旁边有一个篮子,四周散落着浆果——看来,为了采摘浆果,孩子们进入了森林。
四天前,男孩的母亲达吉雅娜·莫洛佐娃离开了格拉西莫夫卡,前往塔夫达出售小牛。帕夫利克和费佳到森林里采摘浆果,他们想要在亲戚家过夜并且在第二天回家。但是,当母亲从塔夫达回来的时候,孩子却不见了。受到惊吓的女人让她的邻居帮忙进行寻找,很快,邻居们就发现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尸体的检验报告由当地警察雅科夫·蒂托夫在医护人员彼得·叶尔马科夫,亚伯拉罕·柯尼卡和伊万·巴尔金的帮助下编写完成。检验报告特别指出:
“莫洛佐夫·帕维尔躺在距离道路10米远的地方,头向东。头上有一个红色的包。帕维尔的腹部被刺中了。凶手的第二刀刺向了帕维尔的前胸,这是致命的一刀。他的衬衫上面被刺了两个洞,背后有深红色的血迹。死者的头发为浅棕色,面部为白色,眼睛为蓝色,睁开着,而嘴巴是闭合的。在另一棵桦树的脚下……费多尔(费佳)·莫洛佐夫的尸体位于距离帕维尔15米远的沼泽边的白杨树丛当中。费多尔左侧的太阳穴被棍子击中。他的右脸都是鲜血(原文如此)。刀子刺中了他的肚脐上方,胆丢失了。死者身上的骨头被切碎了……”
谁杀死了孩子?很长时间内村民们都想不出答案。不久之后,达吉雅娜在街上遇见了她的婆婆——帕夫利克和费佳的祖母,婆婆微笑着说:“达吉雅娜,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肉,现在请去吃吧!”这些话让达吉雅娜的婆婆受到了人们怀疑。很快,男孩的祖父、祖母和堂兄就和男孩的父亲——提莫费姆·莫洛佐夫一样被逮捕了。在搜查男孩祖父和祖母的房间时,人们发现了沾满鲜血的衣服。因此任何争辩都是没用的。
在格拉西莫夫卡村发生的残酷谋杀案发生前不久,整个村庄的人都在讨论村长提莫费姆·莫洛佐夫的命运。这名加入了红军的前军官在内战结束后返回了村庄,并且成为了村长。但是,提莫费姆表现的很糟糕——他开始收受贿赂,然后开始酗酒,从事流氓行为,殴打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然后离开了他的家人并且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与此同时,提莫费姆·莫洛佐夫无底线的支持着自己的亲人们。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洛佐夫是一个残酷而且粗鲁的人,在村里名声狼藉,在革命之前,他在宪兵队服役(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监狱看守)。奶奶被认为是一个放荡的人。而父亲本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提莫费姆的安稳日子显然不能持续太久,尤其是,当斯大林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提莫费姆·莫洛佐夫被逮捕了。而他的亲戚们很快就决定,要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尤其是帕夫利克,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人们普遍认为,帕维尔·莫洛佐夫向警方进行了控告,写了一封告密信。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个12岁的男孩曾经做过这件事。事实是,当1931年,提莫费姆被逮捕和审判的时候,帕维尔·莫洛佐夫和其他人一起被邀请作为证人出庭。他证实了,他的父亲提莫费姆酗酒,经常殴打帕维尔、帕维尔的母亲和兄弟,以及贪污受贿——不过,当时法官甚至没有让帕夫利克继续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帕夫利克只有12岁,根本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作证。因此,帕夫利克的证言最终没有在对他父亲的判决书当中出现。
在审判的时候,提莫费姆·莫洛佐夫早已经不再担任格拉西莫夫卡村的村长了。他不仅因为收受贿赂被定罪,他还被发现,向一些在逃的通缉犯出售身份文件。
提莫费姆·莫洛佐夫最后被判处10年监禁。提莫费姆的亲戚们,自然将这一切的原因指向了帕夫利克。祖父威胁要杀死这个男孩,保护孩子的母亲达吉雅娜经常遭到殴打。根据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档案,1932年9月3日,阿尔塞尼·库尔干诺夫知道了达吉雅娜离开了家,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和弟弟费佳到森林里采摘浆果之后,就告诉了男孩的堂兄丹尼尔·莫洛佐夫,通知他们,下手的时机到了。
丹尼尔·莫洛佐夫回到家就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祖父,然后他们一起去寻找孩子。看到帕夫利克和费佳之后,丹尼尔·莫洛佐夫抽出一把刀刺中了帕维尔。试图逃跑的费佳被自己的祖父抓住,并且被丹尼尔刺死。在此之后,丹尼尔看到帕夫利克还活着,于是刺穿了他的心脏。
因为帕夫利克是少先队的成员,因此,他被谋杀的事情很快就成为了打击富农运动的一部分。这件事成为了苏联政府的宣传材料。对杀人犯的审判,在塔夫达的斯大林俱乐部公开举行。丹尼尔·莫洛佐夫承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谢尔盖·莫洛佐夫首先是承认,然后又翻供了。控方拿出了自己的主要证据:谋杀男孩的刀子在谢尔盖·莫洛佐夫身上被发现,沾满鲜血的衣服也出现在他的家中。男孩的祖母争辩说,当天他们帮助达吉雅娜·莫洛佐娃杀死了一头小牛。
乌拉尔地区的法院最终认定,孩子的祖父谢尔盖·莫洛佐夫和19岁的堂兄丹尼尔·莫洛佐夫犯有谋杀罪,杀害了帕维尔·莫洛佐夫和费多尔·莫洛佐夫。孩子的祖母克塞尼娅·莫洛佐娃被认定为案件的帮凶,帕维尔的教父,阿尔塞尼·库尔干诺夫是谋杀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最终,阿尔塞尼·库尔干诺夫和丹尼尔·莫洛佐夫被判处死刑,80岁的谢尔盖·莫洛佐夫和克塞尼娅·莫洛佐娃被判处无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帕夫利克的另一位叔叔阿尔塞尼·谢林被指控参与了谋杀,但是在法院进行了审理之后,他被无罪释放了。
帕夫利克的父亲,提莫费姆·莫洛佐夫在1931年被判处10年监禁,但是最终只服刑3年。他参与了波罗的海-白海运河的建设,并且因为这项工作提前返回了家园。不久之后,他离开家乡搬到了秋明。
在自己的儿子被谋杀之后,达吉雅娜·莫洛佐娃离开了村庄。她害怕再看见提莫费姆·莫洛佐夫。在二战结束之后,达吉雅娜定居在阿卢普卡,并且在1983年去世。帕维尔和费佳还有两个弟弟——阿列克谢和罗曼。罗曼在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战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战争中残疾并且很快死于伤口感染)。阿列克谢·莫洛佐夫活了下来并且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和母亲一起居住在阿卢普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才第一次提及他和传奇人物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兄弟关系。
凶残的谋杀案的受害者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在打击富农,进行集体化的运动当中被宣布为英雄,并且成为整个苏联的知名人物。他的纪念碑被竖立在街道、公园和广场当中。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评价这个遥远村庄的男孩:“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很明显,高层借助这个故事进行着大力的宣传。两名儿童被富农们如此残忍的杀害,这些需要被消灭的富农是一群怎样的人,可以说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官方的宣传添加了这样的话:帕夫利克告发了他的父亲——父亲正在窝藏富农,并且联系村里的其他富农准备发动叛乱。帕夫利克·莫洛佐夫是一个榜样——应该向政府揭发各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亲人们做出来的。即使父亲是罪犯,儿子也必须报告父亲的罪行——这是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从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悲惨故事中得到的结论。
当然,到了80年代后期,西方和国内的某些势力都在“揭露苏维埃宣传的神话”。他们对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故事非常关心。《001号告密者,或者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封神》,首先在英国出版。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试图“揭穿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伪装”——他写道,帕夫利克是一个行为不端的,而且有智力缺陷的男孩,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并且被整个村子的人普遍仇恨。与此同时,作者否认了男孩的亲属谋杀了这个孩子的事实。
在这本书当中,对于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死亡,作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这起案件是苏联内务部故意制造的。作者说,帕夫利克家庭的几个邻居其实是苏联内务部的线人。他们实施了杀害儿童的行为,并且将帕夫利克的亲属当做罪犯,进行殴打和折磨,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杀人。根据这本书作者的解释,这起案件的目的是为清理全国的富农以及对农民进行恐怖镇压寻找借口。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这场悲剧更加阴险的解释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民主派”的宣传家们对公众宣称,一名13岁的男孩,以他自己的行为犯下了极其可怕的罪行。由于帕夫利克·莫洛佐夫“陷害”了他的父亲,格拉西莫夫卡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集体农庄,当地的农民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当然,杀死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凶手不太可能想到农民们面临的未来。他们受到平庸的复仇思想的主导,并且对帕夫利克和他的母亲达吉雅娜·莫洛佐娃非常厌恶,这使他们对孩子进行了谋杀。好吧,他们也需要证明,杀害13岁的帕夫利克以及他8岁的弟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此,这些凶手们完全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揭露真相的人”没有考虑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事情在现代社会是否合理,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不想考虑它。
这一时期,恢复凶手名誉成为了各路“人权活动家”十分热衷的事情。1999年,库尔干地区纪念“无辜的受害者”阿尔塞尼·库尔干诺夫的委员会会长,马特廖娜·莎拉科娃向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以及乌拉尔地区法院发送了正式请求,请求恢复帕夫利克·莫洛佐夫亲属的名誉。
然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结论是,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和费佳·莫洛佐夫的被杀纯属刑事犯罪,杀人凶手永远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被平反。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结论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最高法院拒绝为谋杀帕维尔·莫洛佐夫和费多尔·莫洛佐夫的凶手恢复名誉。

最可怕的不仅是作案过程,而且还有:一起谋杀儿童的案件不知道怎么的就变成政治事件了,而且还被对立阵营的两拨人先后利用了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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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中国的气候悄悄发生了变化,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省的降雨突然减少,土地变的干旱。

根据文献记载,此时已经有零星地区出现了歉收的记录,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警觉。

1876 年,南方各省出现了大暴雨,农作物损失惨重。但北方各省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随后又遭遇了蝗灾,山西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开始靠吃树皮活命。而那些以为熬过今年,等明年就能吃上饭的灾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未来的两年,连树皮都成了奢侈物。

1877 年,也就是光绪三年,大饥荒正式拉开序幕。

这一年,干旱依旧,华北各地依然大面积歉收,旱情没有丝毫缓解,但民间的储备粮已经彻底耗尽。清政府立即进行救灾行动,但虚弱的政府给予的赈灾粮杯水车薪。

当粮缸彻底见底时,大恐怖降临了。

英国外交报告中记录:

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

清政府中央救灾大员阎敬铭上书朝廷:

「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生产秩序崩溃后,次年灾情依旧,1878 年的农作物再次歉收。

这一年,北方的灾荒已经到了毛骨悚然的程度,有一个曾经去过灾区的人回忆说:

他们路过灾区的时候就听自己这马车在行进的时候」咔嚓咔嚓「直响,他探出头一看,发现路上全是累累白骨,那咔嚓声是车轮碾碎死人骨头的声音。
这人吓得缩在车里瑟瑟发抖不敢再看,没想到过了一会,刮风了,大风吹进车里很多黑色的毛发,吹的那人脸上身上都是,那人摘干净仔细一看,吓得差点尿裤子里,他发现那些毛发全是死人的头发,有的头发还能辨认出死者生前的发型,当时的灾区,饿殍遍野,那些荒野上的尸体的头皮已经被喜鹊和乌鸦啄烂了,死尸的头发被大风吹遍原野,于是山西大地上吹起黑色的风。。。
就这样,灾民们曾经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证据也在风中吹散了。。。

类似这样的场景和描述,在《丁戊奇荒》这本书里,记载的数不胜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经这么评价丁戊奇荒:

「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这场大灾荒从 1876 年正式拉开序幕,持续到 1879 年才得到缓解,期间又以 1877 和 1878 这两年死亡人数最多。

这次大旱灾影响的居民人数在 1.6 亿到 2 亿之间,约占当时清朝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以上,其中山西 500 万人,而逃离灾区的灾民大约有 2000 万人。清朝官员称这场旱灾为:

「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1877 年为丁丑年,1878 年为戊寅年。

所以这次大灾荒,被称之为丁戊奇荒。

1

现在的中国人,每天最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填饱肚子,而是怎么把身上的赘肉给减下去。

体重计上的数字时刻在提醒你,把碗里的肉扔掉,别再吃了。

中国人已经忘记了饥饿的滋味,也不认为自己会吃不上饭。但是国家没有忘,粮为国之本,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为世界之最。

农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气候对收成的影响非常大。今年能够产出多少农作物,老天爷说了算。

不管十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我们总会有那么不走运的几年里,遇到特大自然灾害。

而粮食这种东西,是世界上刚需程度最大的商品,极其特殊。

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一个月只需要 25 斤粮食,重体力劳动者也只需要 45 斤。按 3 块钱一斤的粮价计算,一个月 75 块就可以保证你饿不死。但哪怕你富如马云,身家数千亿,你一个月也不可能吃 250 斤粮食。

你可以吃很贵的山珍海味,但是你的粮食消耗总量并不大,毕竟富豪也不是外星人。粮食多了,我们可以拿来养猪、养牛、甚至酿酒,改善饮食结构。

但粮食少了,问题就大条了。粮食的绝对刚需就体现在,它永远只能多不能少。假设世界上的铁矿石产量突然减少 10%,那么铁矿石价格会上涨 10% 吗?

不,你错了,价格会大幅上涨,直到有 10% 的下游企业买不起铁矿石为止。

我们可以没有钢铁,也可以没有石油,但是不能没有粮食。

粮食的刚需程度,远大于铁矿石。偏偏粮食的需求弹性还特别小,富人没办法多吃,穷人也没办法少吃。

如果粮食减产 10%,那么带来的绝对不是每人少吃 10% 的粮食,而是饿死 10% 的人为止。

富人绝对不愿意省那点钱去挨饿,所以粮价会无限上涨,直到有 10% 的人吃不起粮食被饿死。

因为他们对粮食的需求,只有饿死的时候才会停止。

大家小的时候,都玩过抢板凳的游戏。如果 N 个人,有 N 个板凳,每人只能坐一个板凳的话,那么大家都很淡定,慢悠悠的走到空闲的板凳那里坐下,大家都很有风度,也不着急。

但如果只给 N 个人提供 N-1 个板凳的话,大家就像疯了一样的抢板凳,以最快的速度抢凳子,同时还疯狂的推挤旁边的人,毫无优雅和风度,这还是游戏惩罚很低的情况下。

如果告诉这 N 个人,抢不到板凳的那个人会死。相信我,这个游戏会瞬间血腥激烈无数倍。当粮食短缺 10% 甚至 5% 的时候,就会开启一场同样的游戏,异常残酷。

2018 年,印度的洋葱丰收,部分地区的价格甚至跌到了 1 卢比/公斤。但 2019 年,印度的洋葱出现了歉收,价格上升到 25 卢比/公斤。

自 2019 年 9 月开始,印度洋葱的价格疯狂上涨,目前已经涨到了 80 卢比/公斤。之所以会出现 3~80 倍这么恐怖的涨幅,是因为洋葱是咖喱的主材料,而印度人特别喜欢吃咖喱。

这只是做饭的辅料歉收,如果是粮食不足,你可以想象,价格会飙升到何等地步。袁隆平院士在一次采访时曾经说过:

「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现在,你应该已经了解到缺粮的可怕之处了,那么如何保证国家粮食不会短缺呢?

首先是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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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美国万人活烤黑人大会


1916年5月17日一位美国德州青年寄了一张用真实相片制成的明信片给他父亲,他在背面写道:这是我们昨晚的烤肉盛会,左边上头画有十字叉叉的就是我。子独乐,不若与父分享(明信片背面笔迹)

这场烤肉盛会吸引了包括华克市市长跟警长等一万五千名男女老少,比大联盟、NBA还还轰动。


被烤的是一位年仅十七岁的低能黑人男性:Jesse Washington 。他被控谋杀其农场主即一位白人女性,经简短审讯,陪审团协商四分钟就做成「宰掉那个黑鬼」(Get that Nigger)的有罪裁决。饱受拳打脚踢后,他被拖到已备好篝火的市公共广场。 「烧死他!烧死他!」的怒吼响彻云霄。

当时一位目击者写道:「华盛顿被人用铲子和砖头猛击,被割去生殖器,耳朵也被切掉,然后用绑在树干的铁链将他悬吊在火堆中,他哀嚎着企图手抓链条往上爬,结果被砍断十指。」他就这样被吊着,一下垂入火堆中,一下又被拉起,群众的欢呼声也跟着一遍又一遍响起。这味活体炭烤的精彩绝伦,恐怕连德国纳粹和柬埔寨波布都会相形失色。

三年后,即1919年9月28日,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首府奥玛哈又出现恐怖的场景:



在柴堆上被烤焦的是黑人William Brown,他因调戏一位白种女孩被警方逮捕,一群暴民不理会当局的解散命令迅速聚集。

当市长Edward P. Smith出面要求大家冷静时,竟被暴民绑架在电车柱上,若非警察即时解救,恐早已命丧暴徒之手。暴民们放火烧了法院拘留所后把Brown带走。他被吊在街灯柱上,手脚被砍,身体被子弹打成蜂窝状。最后绅士淑女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barbecue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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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打开角落里一个个写着「米」字的木箱,每一个箱子里,都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已经腐烂发臭的婴儿尸体。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子,就发生在位于东京神乐坂附近柳町的一家寿产院里。

柳町寿产院由一对夫妇经营,丈夫叫石川猛,55 岁;妻子叫石川美幸,51 岁。两人从 1944 年开办了这家寿产院,主要负责经营的是妻子石川美幸。

石川美幸,出生于 1897 年,东京人。年轻时是一家医院的护士,25 岁时考上了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助产士培训专业,之后在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现名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任职,并且还担任了牛込地区的助产士会会长,战争时期甚至曾经参选过东京新宿区的区议员,是当地知名而且受人尊敬的一名女医生。1943 年,在医院大量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妇产科的婴儿看护病房被停办,而石川美幸便在自家附近的地方开办了这所寿产院。

石川猛,出生于 1892 年,一战期间参军,并随着日英联合部队一起进攻了位于中国山东的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在一战期间驻留青岛,曾升任宪兵军曹,在复员之后回到东京,成为了新宿区的一名警官。在妻子开办寿产院后,他一面继续当着警察,同时也在家里兼职帮忙。

柳町寿产院开办最初时,只有大约 10 名左右的孩子被寄养在这里,以托儿所的形式每月向父母收取「入托费」。但到了 1945 年底,随着日本的战败,大量在战争期间被疏散到山林、农村地区的人们回到了城市里,又加上数以百万计的从海外殖民地回到日本本土的难民,让社会上对于「寄养儿童」的需求越来越高,于是石川夫妇便发布了报纸广告,以吸引家长们将孩子送到寿产院来。靠着石川美幸的从医经历和在当地的口碑,柳町寿产院很快便扩招到了大量的婴幼儿。

而这,便是惨剧的开端。

1948 年,柳町寿产院开办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日本东京的街头依然到处是残垣断壁,战争期间的东京大空袭造成了几乎三分之一的东京旧市区被焚毁,重建工作又受到了占领美军的物资管制法的限制,进行得时断时续。

1 月 12 日深夜,两名早稻田警署的巡警刚刚完成巡逻,在返回警察署的路上,突然看到在幽暗的小巷中,一名身材不高的男子,在拉着一个平板车艰难地走着。这当即引起了两名巡警的注意。

在物资管制法的规制之下,日本当时各地都面临着物资极为匮乏的局面。不仅仅是砂糖、油脂、肉类这些「好东西」,就连大米和白面的供应数量也极为有限。而与此同时,一些与美军有「地下渠道」的商人,铤而走险打劫国有仓库的强盗,以及溜门撬锁的小偷等等,往往会把自己弄来的物资暗中运到「黑市」上去高价出售。虽然政府屡次打压查抄黑市,但毕竟是特殊时期,大量的需求使黑市屡禁不绝。而另一方面,其实警察们也乐于打击黑市 —— 从黑市上查没的物资,往往可以被他们瓜分掉。

在这样的深夜里,如果是正经的买卖,这人必定会走有路灯的大路;换句话说,趁黑天走小路的这个人,身上肯定有问题。想到这里,两名巡警喝住了那个拉车的男子,走上前去开始盘查。

「喂,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干嘛?车上拉的是什么?」巡警们围拢上来,用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平板车。车上摆着一个大大的木箱,外面画着柑橘,看样子是装橘子的箱子。

「拉、拉货啊...」拉车的男子明显有些慌张,回答的内容遮遮掩掩。

「问的就是你拉的什么货,开箱检查!」巡警们提高了声量。

「别、别开!这没什么好看的...」男子还在拖延着。正说着,一名巡警直接伸手上前,就要掀开木箱的盖子。

「我说实话!两位,真的没什么,箱子里是死尸。」男子被逼急了,一手捂住箱盖,一边说到。

「死尸?!」

「是,是死尸,我是个埋尸工人,这里面装的是死人...」

两名巡警听到这里,对视了一眼。运死尸在现在听起来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但在日本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死在家中和野外的人很多,所以很多死者并来不及进行登记、尸检等等,都是由家人或附近的人出钱,委托埋尸工人拉走掩埋的。

然而警察们所怀疑的,是眼前这个男子以「拉死尸」作掩护,实际上要么从附近人家偷了东西,要么拉着赃物去黑市倒卖(黑市也往往在夜里开业),所以不管他怎么讲,两个巡警还是决定要开箱检查。

一名巡警摘下警棍,在身前一横,将那个拉车男子和平板车隔开,另一名巡警用手电照着,单手拨开了木箱的盖子,探头过去。

箱子里盖着一块白色的布,看上去像是衬衫。

巡警又伸手过去,把那块白布抓了起来。没想到的是,布并不是盖在箱子里的,而是裹着什么东西。巡警用手一提,白布包自然地打开了,包裹着的东西滚落在箱子里。由于天黑,谁都没看清那是什么,于是巡警干脆爬上了平板车,站在箱子旁,用手电筒细细地照向里面。

一只黑紫色的手出现在了手电筒的光柱里,巡警吓得几乎要坐倒在车上。但仔细一看,这并不是成人的手,而是一只小得像成年人拇指般大小的手。

两名巡警当即决定,将这辆车先扣下,带到附近的派出所仔细检查再说。

在派出所里,巡警们战战兢兢地将木箱从车上卸下,仔细一看,原来箱子里还有几个白布包裹的「布团」。一个个打开来看,每个布团中都裹着一具尸体,总共四具。四具尸体都是婴儿,但大小不同,有的看上去刚出生不久,而有的看起来已经至少有一岁左右。但共同点是,孩子们看上去都严重营养不良。而且四具尸体看起来都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尸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风化状态。自始至终,那名拉车的男子都蹲在一旁,一言不发。

警察们将男子按坐在椅子上,开始盘问他这些婴儿尸体的来历。而那名男子低着头,小声地说:「这是从寿产院拉来的...」

「寿产院?哪家寿产院?」

「就是附近那家,在柳町路口附近的。」

「不要胡说!」一名警员猛地锤向桌子,「寿产院那是养孩子的地方!你看看你拉来的这四个孩子,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怎么可能是寿产院送出来的?」

「可是... 这就是他们交给我的啊... 」那名男子无力地辩解着,低下头开始小声哭泣。

他在一边哭着,另外几名警员也开始了小声耳语。「那家寿产院,好像是署里石川君家里开的啊... 不好办啊...」

警员们再次仔细检查了那四具婴儿的尸体。尸体身上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写着姓名、出生年月等等婴儿用的手环。反而在包裹尸体的一块白布的一角上,真的确确实实写着「柳町寿产院」的名字。从大小来看,这是将白色的床单裁成四块后中的一块。

「那你说这是寿产院拉出来的尸体,你有相应的下葬手续吗?」

在当时,尽管尸检不是必须的死亡程序,但在火化下葬之前,负责埋尸的工人必须拿到相应的死亡证明,例如医师的死亡诊断书、警方开具的事故死亡证明书等等,并填报「尸体埋葬许可证」后方可进行,一尸一证。被警察们这么一问,男子才像刚刚明白过来,从怀里拿出了 4 张埋藏许可证,递给了盘问他的警察。

警察接过来,细细阅读起来。没错,确实没错,许可证上的申请人确实是柳町寿产院,而且还附加着「中山次郎」医师的死亡诊断书。在诊断书上,四名婴儿的死因都是「肺炎」。

一边读着这些证明书,警察一边打量着臊眉搭眼坐在面前的男人。「这是你第一次给他家埋尸吗?」

「不、不是第一次。」

「那是第几次?」

「……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给他家干活?」

「也不是,只是在这多半年里……」

不到一年时间里竟然能有「数不清的尸体」?警察们决定,在天亮后将这些尸体送检,以调查实情。

1 月 13 日上午,四具尸体被牛込派出所的警察们送到了东京医科大学医院。因为事件可能关系到一名同署警察开办的寿产院,因此警方要求进行详细检查,尸检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当天晚上,警方拿到了四具尸体的尸检报告:

第一,四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分别为 4 个月前至 2 个月前,死亡时年龄最小的 6 周,最大的 14 个月。

第二,死亡时四具尸体都有明显的营养不良、胃部萎缩的迹象,全部尸体的消化系统中都没有任何食物痕迹,证明在死亡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都没有进食。

第三,尸体身上呈现不显著的伤痕,判断为生前遭到殴打后形成。有两具尸体有骨折迹象,但没有接受治疗的痕迹。

第四,三具尸体的死亡原因都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衰竭死,最小的尸体的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怀疑被人勒死。

尸检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与之前警方从运尸人手里拿到的「医师诊断书」的死亡原因结论明显不符。在场的警察们当即意识到了,这件事的背后必然有蹊跷。警察们怀疑柳町寿产院的经营者石川猛和石川美幸涉嫌故意杀人,于是在向署里进行汇报后,警察们拿到了逮捕证,并于两天后的 1 月 15 日,来到了柳町寿产院。

柳町寿产院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位于牛込柳町路口向南大约 100 米的位置,紧邻外苑东大道,交通方便。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距离这里不足 1 公里,而东京的夏目漱石纪念馆、草间弥生美术馆也都坐落在不远处 —— 换句话来说,如今的这里是一个相当文艺又不失生活气息的地方。即使在百废待兴的战后,这里其实也算是不错的地段。

寿产院的正面是一栋二层小楼,周围用厚重的木围栏围了起来。正面的建筑是给那些「日托」的孩子们用的,而在院子中还有一圈房屋,用作长期寄养的婴幼儿的宿舍。寿产院里的大小事务,都有石川美幸负责,而石川猛只偶尔来帮忙;除了石川夫妇之外,寿产院还雇佣了三名看护人员,两名负责日托的孩子,另外一名负责长期寄养,当然也包含弃婴等等的其他孩子。

警察来到寿产院之后,首先便将石川美幸和看护人员们全部逮捕,带回了署里。当天中午,正在执勤的石川猛在接到警方上级传唤后,也来到了新宿警察署。在 15 日下午,柳町寿产院在警方的安排下,当天从附近医院调来了医生和护士,负责照看当时还在院内的婴幼儿。消息很快被记者和附近居民们传播出去,从 15 日当晚开始,大量将孩子寄养在柳町寿产院的父母们赶到了这里,急切地寻找着自己孩子的下落。

据当时冲进寿产院进行采访的记者回忆,当他进入寿产院的后院时,立刻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原本在人们想象中的温馨、干净的婴幼儿看护机构,里面却遍布灰尘,门板是歪扭着的,窗户上糊的纸也到处是破洞,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浓重的消毒水的气味。

人们意外发现,原来院子里的那些小屋,一层其实是没有病床的 —— 所有给长期寄养和弃婴的孩子们用的病床,其实都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地下室里漂浮着一股酸腐的味道,床单和枕头都已经很久没有清洗过,在孩子躺过的位置上印出茶色的形状。

奇怪的是,所有的病床上都没有孩子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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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26年前的冬天,那几天最冷.我当兵的城市是地上的消火栓,好几个都冻爆了.那么大压力的消防水管楞是被冻的滴水不漏.夜里,我把班里的煤炉封上火准备睡觉.躺下刚把被子大衣盖严实,消防警铃就响了.我披上衣服就跑下楼.下了楼拿起战斗服就上车了.

着火的地方离我们消防队不远,是郊区医院.说是郊区医院,实际上离市中心也就是10分钟的车程.到了医院正门望向医院的主楼(四层楼)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时有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出来接我们的消防车.将我们引向了医院主楼的后面.

医院主楼的后面是一排东西向的大瓦房,房子是当仓库用的,所以挺高的-有六七米的高度.着火的是医院的洗衣房边上的布草间.放床单被罩等物品的.

布草间的正门被一辆货车挡住了,从正门进去灭火还需要时间.所以观察了一下决定在屋顶架设水枪阵地.卸下梯子我就扛着水枪拽着水带上了屋顶.到了屋顶我将布草间正上方的几片瓦片揭起来放到一边.让二号员开始给我供水.

我骑在房顶的房脊正中间,把水枪按住开始灭火.不断有浓烟从我揭开的瓦片的窟窿冒出来.带着焦糊和来苏水的味道,很呛人.水打下去,翻腾起阵阵的水雾和热气.我们车的一车水,和医院消火栓的水足足灌了半个小时.终于再没有烟冒出来了.洗衣房正门的车也移开了.我准备下去.

在我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傻了,刚才还热气腾腾烟熏火燎的.此时此刻我的战斗服裤子被水枪里漏出的水冻在了房顶上.再看房顶已经厚厚的一层冰了.哭的心都有,不能站起来站起来就直接出溜下去了.下面那么硬的水泥地面得摔个残废.

我先拿水枪把裤子下面的冰砸开,试着斜着站起来.一手拽着水带.结果还是带起了几块瓦片.此时此刻我就像变形金刚的某个人物,胯下对称的沾着四片瓦.从梯子肯定是下不去了.全是冰.根本登不上梯子.我呼喊战友帮我拉紧水带.我打算从屋脊的另一侧拽着水带滑下去.这时我的手指已经被冻木了,头顶出的汗也冻成了冰条.十分狼狈.房脊的另一侧是比这排房低的几间平房.和我平行的位置有一排老虎顶的窗户.我拽着水带绕在右肩上,让我们的战友向前走把我放下去.三下两下我就蹬到了老虎顶的窗户边.我拿脚一碰窗户就开了.我马上喊战友慢慢的松开水带,我从这边能下去.说完我紧紧的拽住水带就往下降.黑咕隆咚我就觉得我的正下方有几个白白的方块.

太黑,我把头灯打开想看清楚.这一看,我了个去.我下降的地方正好是---太平间!我此时正踩在一张灵床上.灵床上那具尸体的下半身两腿并拢的.我正好踩在尸体腿的两侧.我赶紧扔了水枪水带跳下灵车直奔太平间的门口.金属对开的门紧锁,凉凉的.顿时一股寒气直奔脑门.

我拿起扔在地上的水枪使劲的砸门,许久都没有任何动静.此时的月光阴森的撒在太平间里.外面有三个灵车,每个灵车上都有一具尸体.我的状态除了脑门有冷汗心脏还在跳动.其他地方冰冷的像这个冬夜.继续砸门.......约一刻钟外面才有响动,有人拿钥匙在开门.开门的过程用了两三分钟.好像对不准一样就是打不开.

锁打开了,我用水枪碰开了一扇门.外面的开门的老头手里拿了一根铁棍惊魂未定的瘫坐在地上."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啊,没听见我砸门啊"我扛起水枪走了出去.从我出门到走出院子.那个开门的老头没说出一句话.好像被定身了一样.

回到消防车旁边,我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车的反光镜.不禁笑了.除了两个眼圈和牙是白的.整个脸被烟熏的焦黑.一下子从太平间走出个钟馗一样的人能不吓出魂来吗?!哈哈 活着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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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听说,亲身经历的。几年前做老师,一位女学生在过马路时被出租车撞死了,本来就是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

后来发生的事就挺恐怖的,我的一位同事那女生的班主任,女生死后的第三天,他拿着那女生的上周的周记给我看,因为学校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周五提交这一周的周记的,女生是周末死的,周记是死前写的。

那周记详细写了她梦见自己被车撞的过程,并且是跟她死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穿白色裙子,在马路中间先被大货车带倒接着被出租车碾过,连死时的感觉也描写了,写到血液倒流喉咙,呼吸不来。我看这篇周记时都是满身鸡皮疙瘩和眼含泪水看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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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早上,一个人接到了电话,是说好要到他家来玩的朋友,说马上就到了。

于是他挂了电话开始洗漱。刷着牙门门铃响了,开了门锁就转身回去,准备继续刷牙。

门开了。

进来的那个人在他背后对着他捅了一刀就走了。

过了一会他的朋友到他家发现了尸体,报了警。

没费什么力气就抓到了凶手。凶手交代,他老婆和人有染,屡教不改,就查到了情夫的住址,想来吓唬一下。

本来没想杀人,但是一时气不过就捅了一刀,警察来了他才知道人死了。

可是再调查,发现死者根本不认识凶手的老婆。

有外遇没错,地址没错,但是凶手走错了单元。

恰好死者约好了朋友,没看一下就开了门。

恰好死者转过身,背对着凶手。

于是,一个在周末早上,愉快的准备见友人的男人,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租的公寓里。

死者的房东是我小姨的同事。房东说那人很好,待人和和气气,从来不给人添麻烦。

从那以后我开门之前一定会从猫眼里看看,也劝大家养成这个习惯。

世事无常。

珍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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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听说,是亲身经历。
女儿感冒发烧去医院打针,因为要打的是抗病毒药物,更昔洛韦,所以没有做皮试。
那时候她2岁多一点。
结果药物过敏,不是那种身上起红点或者疹子或者脸变成猪头。
是窒息性过敏反应!!
就是呼吸不过来的那种!!
我抱着她,没有看电视,她正在睡觉。
我看着她,发现她额头出汗特别多,豆大的汗珠往外冒,手慢慢在开始发冷,出汗,小脸从粉白慢慢转变为黑色,小手也开始在发抖。
最重要的是嘴唇从红色变成青乌的颜色!
脸色变成黑色还是我从一个老人家的脸上见到过,那是一个得了癌症晚期,将死之人,大白天,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但是脸上是那种乌云盖顶的颜色。
我意识到这不正常!这不是正常的表现!
我赶紧大声喊护士,我说过敏,孩子呼吸不过来。
两个护士跑过来,其中一个护士看了一下,说确实是过敏!很快从药品室中拿出来一瓶解过敏症状的药。
然后把针头上面插管拔了,插上那瓶药的管子,反应非常快!
另一个护士找来了医生,医生也很快地把氧气瓶搬过来,给孩子吸。
医生告诉我,还好发现的早,护士处理及时。
如果晚上半分钟到一分钟,孩子就没了!
这是我活了20多年最恐怖的一段经历。
这段经历比我任何看过的恐怖片还要可怕。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做皮试,他们告诉我抗病毒药物不用做,每家医院都是这样,我无言以对。
并且她们告诉我,就算过敏,大多数只是对抗生素过敏,而对抗病毒药物过敏的人,很少。
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我依然心惊胆颤。
我的孩子才2岁多,如果我把她葬送在我的手里,那会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无法接受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我眼前消失,她还是我的孩子,她还没长大,还没成家,还有很多事没做过。
我抱着她,眼泪一直往下掉。
我很感激那个护士,那个护士以最快的速度救了我的孩子。
现在只要给孩子打针,或者家人打针,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不要看电视,要看人的脸!
及早发现过敏反应!
及早发现过敏反应!
及早发现过敏反应!
如今只要去医院挂水打针,我什么都不看,好好看着我的家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也是我想说的,不管谁去挂水,一定要有人陪同,一定要注意是否不舒服!
如果是孩子,一定要注意看孩子的脸色!!
切记!!
绝对不能疏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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