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为什么四方面军的人数比一方面军多那么多？ 第1页

？？？？这还用问？？？啥叫长征懂不懂？

一、出发初期

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从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时，总兵力为8万余人。

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即红章纵队）9583人，总计86789人。见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

八万多人的庞大队伍中，竟有1万多人是没有战斗力的搬家队，而主力部队的任务又是保证这支搬家队不受损失，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就可想而知了。

10月12日，两个纵队抵达于都河以北集结地。10月16日，各红军部队也全部在此结结。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作战部队主要情况如下：

红一军团：19800余人，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实力强，经验丰富，堪称主力。

红三军团：17800余人，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由平江起义的部队逐步壮大而成，组建时间长，久历阵仗，为主力。

红五军团：12100余人，董振堂、李卓然领导。是第三次反围剿后，宁都起义过来的部队为主，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有较强的战斗力。

红八军团：11000余人，周昆、黄甦率领；第五次反围剿后组建，至今仅月余，80%以上的是刚放下锄头镰刀来扛枪的，无战斗经验。

红九军团：11500余人，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第四次反围剿后组建，是“扩红”的产物。

以上总人数约86000余人，对外号称10万红军，其中新兵总数近5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的初期就遭受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其中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抢渡湘江时锐减30500余人，使出发时的8.6万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余人。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总体上没有打大仗，可全军减员却达2万多人，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战斗减员，还有一部分因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以及伤残病留在当地外，有相当部分是掉队、逃亡造成的。承担大搬家物资搬运的中央教导师，“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该师是1934年8月底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的，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约6000多人。这就意味着长征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教导师非战斗减员即达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一路开小差、逃亡等非战斗减员占了一定的比例。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减员的同时，各部队也采取各种方式动员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这一点，肖锋日记中有许多的记载。如肖锋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战斗，许多工农踊跃当红军，每个连都扩大了新战士。”此外，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占领宜章县城后，“扩大红军四五百人”。

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据统计，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的兵力总数约为3.7万余人。

《周恩来年谱》对1935年大事记载：

1月9日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九军团压缩军团部、师部、营部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在遵义期间，为创建根据地，中央及各军团成立地方工作部；部队进行休整，扩充新兵四五千人。

--------------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3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3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

从长征开始到35年二月扎西整编时时，整个中央红军大约损失了近五万人，只剩下大约30000多人。在五个军团中，损失最大的是八军团——只剩下不到两千人；其次就是五军团，除了34师近6000人外，其十三师大约损失了1000来人，包括伤亡及掉队和开小差的。补充的情况大致是这样：中革军委将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的3000多人（出发时近6000人，除了少量损失，约有2000人充当辎重兵）补给了一、三军团；将红八军团剩余的1200余人，补入红五军团。此外，将一月间在黔北“扩红”的五千人，及“消化”了的少量俘虏的川黔军士兵，分别补充到个军团。原打算将九军团并到五军团去，很可能是得到了五千多兵员，所以九军团就保留了下来。这样史料记载，五军团每个步兵连人数达到150人左右，五军团的战斗力得到充实和加强。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此时整个中央红军共有37000多人。抛去一、三军团各10000多人、合计23000来人和九军团3000多人，以及中央纵队的5000来人，我们可以推断，五军团三个团加上军直及教导营，大约应该有近6000人。

三、草地会师

《周恩来年谱》对1935年大事记载：

6月22日　离懋功向两河口进发。

6月25日　在两河口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会见张国焘。张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据统计，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的兵力总数约为3.7万余人。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夹金山后，于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减少至2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师尚有一万六七千人，加上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共3700余人支援中央红军”，总计20000人左右。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离开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9月20日到达哈达铺，在哈达铺整编期间，红一、三军团大约有8000人左右。

据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彭德怀回忆：“此时（指哈达铺整编期间—笔者注），五、九两军团大概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

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之前有三千四百多人；考据文章《红五军团人数考》

九军团改编为三十二军之前有二千五六百人；这是时任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说的。

红四方面军支援红一的三个团，即第4军第12师第32团、第30军第90师第270团、第33军第98师第294团，每团人数一千人左右；

从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14000人锐减到哈达铺整编时的8000人，是因为在过草地的过程中减员较大。

四、陕甘支队

1935年9月，在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原第1、第3军团）编为陕甘支队北上。编为左路军的红5、红32军（原第5、第9军团）尔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据《彭德怀自述》回忆，当时编为陕甘支队的红1、红3军计1.4万余人。

从哈达铺到达陕北吴起镇之时，陕甘支队就只剩下7200人了。据彭德怀回忆：“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彭德怀回忆在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它被众多的资料佐证过。如党史研究专家程中原在《张闻天传》中提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之时，“中央红军只剩7000多人”。

从哈达铺到陕北吴起镇由八千余人变成七千二百人、减员近千人的原因是，“（战士们）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那是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

在这仅有的7200人中，一军团3000余人，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已经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加上中央纵队上千人，总计7200人。

1935年9月，在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原第1、第3军团）编为陕甘支队北上。编为左路军的红5、红32军（原第5、第9军团）尔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据《彭德怀自述》回忆，当时编为陕甘支队的红1、红3军计1.4万余人。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此时的兵力总数约7000余人。

哈达铺整编八千多人

北京军区版的《聂荣臻传》记载：9月18日，聂荣臻与林彪一起随二师进驻哈达铺。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一、三军和中央直属队在这里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为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林彪为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下辖一、二、四、五、十三共5个大队。

——1935年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住地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当日下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

对此，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铺整编》一文中，对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作了详细的记述：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我们坐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安安逸逸的开会了，这本身是个很大的胜利。

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正面临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但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和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我们仔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数倍，假使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那么，我军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军攻击，我军决不进攻他们，但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军是必须打开北上道路和自卫的。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久经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挥员、战斗员，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的分析形势，估计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在陕西；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国民党把34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毛泽东同志还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的红军下井

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

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

聂荣臻则回忆哈达铺整编一共七千多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下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兼一纵队司令，聂荣臻任一纵队政委。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政委李富春同志。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同志，政委邓发同志。全支队共七千多人。

七千二百人来到吴起镇

《彭德怀自述》：

从俄界向西北继续前进时，毛主席每日都是随一军团走在前面，我和叶剑英率中央直属队、三军团走在后面。白龙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特别是腊子口真是天险，原驻有邓宝珊（注：当时驻守腊子口的为国民党的鲁大昌部。）之一个团防守。第二天经过时，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在地，我军的伤亡不知怎样。

由俄界经过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这一段路虽然不算是草地，但还是半牧的藏族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更困难。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但汉人居住地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九两军团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讨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说成彭某某这也是阴谋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为了照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必须保存一军团。我提议部队进行缩编，取消三军团，充实一军团。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我坚决执行了缩编计划，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些事实也是“只顾个人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吗？难道这也是“伪装”或“阴谋”所能解释得了的吗？

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这是对外的名称），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达铺东进时，战胜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也战胜了邓宝珊部及毛炳文军，还有东北军某部。在六盘山高峰消灭了邓宝珊之一个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奋斗，才由哈达铺到达吴起镇，即陕北根据地的边境。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

张学良由反共转到联共抗日，这件事完全证明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正确，反对了当时的关门主义者。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了，有利于红军东征。从这里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对比：我们在江西时，那样强大的红军和相当辽阔的苏区，但由于王明路线的贯彻，对十九路军采取了错误政策等，使我苏区和红军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我们到达吴起镇，只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军团也不过一万三千余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领导下，一到陕北立住脚跟，即粉碎第三次“围剿”，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向国民党的战略进攻。逼迫蒋介石国民党处于被动，引导我党我军、苏区白区工作转人主动。当时，我体会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威力的强大，最能调动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气。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敌人迅速集结十二个团于兑九峪，准备向大麦郊推进。如乘敌前进时，首先消灭其先头两个团（一个旅）是可能的。当时没有这样打，而采取对兑九峪三面包围攻击。此役口张得太宽，战斗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变了计划，乘晋军后方空虚，以十五军团向北挺进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后又挺进到静乐县，宣传北进抗日；一军团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这就调退了兑九峪晋军退守太原，阎锡山原进入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星夜东调回晋，使无定河两岸苏区连成一片；迫使陈诚三个军不敢从潼关北渡黄河入晋，而绕道郑州、石家庄乘火车集结榆次、太谷地区，然后逐步南压。待阎、陈主力集结向我进攻时，我军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休整，做群众工作。一军团在灵石、介休、临汾之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得现金数十万元，扩兵数千人（河南、山东人多），收缴民团武装、弹药不少。十五军团因行动时间多，扩兵筹款成绩少些，但他们回师时经岚县、柳林，在柳林以南歼敌军一个整团。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

东征意义甚大：消灭敌军约三个团，共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竟达五千人，还有俘虏参加红军，共约七千人；筹了四十万元左右的现金；扩大了陕北苏区。这次行动宣传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的抗日主张，对平津、太原学生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支援的作用。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政治、军事由被动转入主动，向敌人开展了战略上的进攻。

五、陕北会师

1935年7月15日，红25军从陕西沣峪口地区出发继续长征时，全军4000余人。

9月15日，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时，全军共有3400余人。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总人数仅仅7200人。

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的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全军共一万余人

1935年11月3日下寺湾会议之后，原红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二、四两个师第和1、第13两个团；第十五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七十五师、七十八、八十一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约11000多人”。在这11000余人中，红一军团4000余人、红十五军团7000人左右。造成红一军团人数由6000人变成4000余人的原因是有上千名的伤病员需要休养，再则，一部分干部被抽调去做其他的工作。其中有战斗力的部队仅4000余人。经过一年多完全无后方支援的长途征战，中央红军重武器丢尽，减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战士们也已疲劳至极，基本打不起大仗了。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主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约7000余人。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兵力为一万余人。

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以后，陕甘地区的红军有：红一军团(下辖一、二、三师)共四千七百七十六人；红十五军团(下辖75师、78师、81师)共六千七百八十五人；独立团、骑兵团、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合计一万二千九百余人。

1935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张村驿召开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

1935年1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人时指出：“……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

1936年1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的电报中指出：“三个月后红军大量扩充，必须现在就准备，抽出老兵入教导营”；

1936年3月22日，和彭德怀在致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同月2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指出：“确定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

基于中央红军严重减员、战斗力不足和苏区面临着严重威胁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迅速补充兵力。“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500人，俘虏3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总数已经接近15000人了。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000名游击队员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要注意的是，这15000人的总数也包括了非野战军主力的直属部队。

至1936年1月，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750多名伤病员出院归队，184名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并争取了2000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在此基础上，红一军团以第1、第13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3团，重建了第1师，其他各部也做了调整充实，使方面军实力增加到1.27万人。陕甘苏区的武装，在北线以独立第1、第2、第4团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28军，辖三个团1200余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在南线，以红军第1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及华池等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军第29军，暂编两个团，肖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与扩建六个独立营、十个基干游击队。

在红十五军团刚联系上中央红军之时，徐海东就让人给中央红军送去一万元的边币。接着，“为了从人员和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十五军团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进行动员”，“徐海东宣布军团支援中央红军的人员和物资的决定：1.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一部分其他枪支、弹药；2.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3.在榆林桥和劳山战役中入伍的全部解放战士。为了保证质量，做到三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随后，又从全军团仅剩的7000大洋之中抽出5000块大洋“借”给中央红军，帮助中央红军解决了棉衣问题。

徐海东作出的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就拿机枪来说，每个连队抽出三挺机枪，就意味着每个团要抽出12挺，每个师要抽出36挺（当时红十五军团无营、旅编制，每团直接编制4个连），而红十五军团总共有三个师，这样要抽出的机枪就达到了108挺。这个数量相当于将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180挺机枪的大半都送给了中央红军，这样的数量连后来对中共援助力度更大的张学良都做不到。

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了红一方面军很多补充。“劳山战役歼灭敌110师一个师，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电台一部。”榆林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07师4个营，俘团长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机枪120余挺，炮8门。”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109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以及106师一个团，共毙伤敌军1000余人，俘虏敌军5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22万发。”这些缴获对于红一方面军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它大大改善了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极大增强了一方面军的实力。据李德的看法，“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过因为东征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些战果包括“消灭敌人7个团，俘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有8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扩大了红军力量；筹款30余万元”等等，使得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第一方面军野战部队发展到了1.3万余人，同时新组建了红30军及一批地方武装等。

西征结束后的1936年8月份，红军的实力分布如下：

“甲、一军团现辖三个师，计第一、第二、第四师，另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一教导营，共约八千人。

乙、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三个师，另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共约六千人。

丙、各直属部队计有二十八军，辖三个团，一个炮兵派，共约一千四百人。二十九军辖三个团，一炮兵排，共约七百人。第一独立师辖两个团，一炮兵排，约五百人。两个独立步兵团，共约八百人。一个骑兵团约四百人马。一个山炮连一百五十人。其余通信、警卫等部队约八百人。总计约七千二百人。以上正规红军三项共两万一千余人。

丁、地方部队陕北省有三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及各县区游击队，共约三千人。陕甘宁省有两个独立团，一个独立营及各县游击队，共约一千三百人。陕甘特区有游击队约三百五十人。中央直属队有二百人。关中苏区有游击队约四百人。神府苏区有一个独立团及各县游击队，共约八百人。总计六千余人。

戌、武器在正规红军中，步枪约及全部人数之半。在地方部队中约超过五分之二。步枪总数在一万以上。重机枪约一百余挺，轻机枪约二百五十余挺（另存有二百数十挺）。迫击炮十六门（另有二十余门）。山炮两门。子弹一般缺乏，正规红军每枪平均不及四十发，地方部队仅十余发或二十余发不等。”

在以上的数据中，红一军团的战斗部队已经由刚到陕北时的4000余人扩充到8000人，而红十五军团则由7000余人变成6000人。造成红十五军团兵力由7000余人下降到6000人的原因，主要是红十五军团于1936年4月份在编制上进行了调整，第81师（即成立红十五军团前的第二十六军）脱离了红十五军团建制。

“（1936年）4月14日，红15军团进至大麦郊地区修整。在为期一周的整训中进行了整编，将原75师第223团扩编为第73师”，“原第75师第225团扩编为第75师”，“原第78师不变”，“原第75师第224团3个营分别编入3个师”，“原第81师正式脱离军团建制，归方面军直接指挥。这样，军团下辖3个师，每师3个团，每团4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排。”

1936年8月18《军委致国际电》及9月1日《朱张致党中央及军委电》可知三个方面军兵力如下：第一方面军（含1军团8000人、15军团6000人，各直属部队7200人，地方部队6000人）总计2.7万人；二方面军（第2军7643人，第6军4059人，第32军2677人）14379人；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6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总直属队4664人）共计42564人。另一方面军步枪1万余支，轻机枪500余挺，重机枪100余挺，迫击炮40门，山炮2门；正规部队每枪平均有子弹40发，地方部队平均每枪有子弹10余发。二方面军步枪6268支，轻机枪160挺，重机枪129挺，迫击炮4门，山炮1门，平均每枪有子弹40发。四方面军有步枪15300支，驳壳枪及手枪2900余支，轻重机枪495挺，迫击炮28门，每枪平均有子弹30发，人平均有手榴弹1枚。

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临近，红一方面军在1937年又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兵力，“红15军团在5月份即扩大红军约1000人，至红军改编出师抗日前，红1军团发展到1.1万人，红15军团发展到8000人。”

1936年8月底，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其中在根据地内扩大一万人（地方部队在内），东征时在山西扩大8000余人。三万余人的数字，在1936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参谋部给共产国际的实力统计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参谋部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约8000人，第十五军团约6000人，直属部队7300余人，地方部队6000余人，红军大学800人，在陕南的红74师2000余人。以上共三万人。

甘泉 补充一千人

中央文献版《毛泽东年谱》：

1935年11月9日　关于部队给养等问题，同彭德怀、周恩来、杨立三复电秦邦宪，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说现在气候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十五天内送一千新战士来.同时，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以便赶快补充部队 。

东征扩红

北京军区版的《聂荣臻传》记载：

红一军团很快突破河防，至22日，红一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乘胜占领了三交镇、留誉镇。26日，阎锡山组织反击，红一军团东进迎敌，聂荣臻率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率二师由南向北包抄，击溃阎部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歼灭第四团，首战告捷。3月上旬，红一军团逼近同蒲线，阎锡山调集十四旅之众反击。在兑九峪地区，红一军团在毙伤敌约两个团后撤退。

3月中旬，红军兵分3路：左路红十五军团向岢岚、岚县方向，3月底红二十八军也东渡黄河，加入左路军行动；中路红三十军活动于石楼、中阳等地；右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向右，突破汾河堡垒线，包围霍县、赵城、浮山、洪洞等城，攻占侯马。4月，又攻占襄陵、史村、汾城，全军团扩军约5000 人，筹了不少款子，充实了军费。4 月中旬，蒋介石10个师分别由潼关、正太路等进入山西，阎锡山调集5 个师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进攻；陕西境内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形势对红军不利，毛泽东下今回师陕北。5月3 日和4 日，红一军团在清水关、永和关、延水关渡口西渡黄河。

抗日先锋军东征75天，共歼阎锡山部1.7 万余人，筹款40 万元，扩充新兵7000人左右，迫使阎锡山把伸入到陕北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抗日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干12月24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下旬向南进击，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28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86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27万人，新组建红29军和6个独立营、10个基千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兵8000余人，等款30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第5军、第9军、30军、第31军，共5个军。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第30、第31军伤病员800人，总计是3.81万人。

总直属队：红军大学1215人，党校433人，总司令部57人，一局112人，一台38人，总卫生学校216人，供给处225人，通信营368人，各路司令部及地方机关约2000人，共计4664人。

红四方面军5个军和直属队共计3.81万人，再加上总直属队4664人，总人数为42764人。这个数字同毛泽东于1936年10月16日致电彭德怀所说的“四方面军据朱电云有四万人”，差距不大。

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红30军、红9军、红5军6个师16个团及直属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关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说“人数两万两千”。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说，西路军过河人数约2.12万人。红四方面军战史说“共渡过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由此分析，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约2.2万人左右。

红四方面军除西渡黄河部队外，留下的红4军、红31军和方面军直属队一部分，人数约在1.2万人左右，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6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该电报说，“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约一万二千人”。

可见，红四方面军最后长征胜利到达陕西的人数约1.2万人左右。

关于红二方面军兵力数量，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据1936年9月1日统计：第2军团7643人，第6军团4059人，第32军2677人，共计1.4379万人。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有兵力1.1万余人（一说1.33万余人）193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二方面军约一万人已与一方面军回合与定边、环县地域。”红二方面军是各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小的。长征出发时1万余人，到将台堡会师时还是万余人。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主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约7000余人；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兵力约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除去牺牲的西路军2万余人，保存下来约1.2万人；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时人数为1.1万余人。总计，红军长征胜利最后保留下来的兵力3万多人。

到一九三七年春，按《红军改编时部队实力初探》一文的考证，“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地区时，实有兵力约为二万五千九百人，陕北地方部队据1937年初的统计有四千三百二十八人，二者加之为三万余人。”（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1936年7月)）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

毛泽东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说：“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来源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