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俄罗斯换成日本,乌克兰换成中国,那这个人绝对是个大英雄。
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就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
导语: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后方,不同地区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但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为支援抗战,不论贫富,不分阶层,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积极地节约献金,抗日救国。大后方民众的献金运动,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精神上鼓舞了前方士气,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盛况空前
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1938年7月7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更广泛地发动民众,唤起全民族抗日的意识和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支援前线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活动的主要内容。1938年7月2日,由武汉各界组成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发出通知,决定7月7日至9日在武汉三镇设置献金捐款台,进行为期3天的抗日献金活动。当天,筹备会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汉口中山路水塔旁、汉阳东门码头等处搭起6座献金台,并设置献金箱。
1938年7月7日早上9时,献金活动开始后,黑压压的人群就把各献金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民众纷纷上台献金。
一位名叫黄泽盛的中年男子,背着38把大刀快速冲上献金台,他说:“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年近六旬的衣衫褴褛的难民,拄着棍子,一天竟来了3次,第3次献金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说:“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登上献金台,捐款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
几个工人把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放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一角钱后,又捐了两包糖;74岁的老乞丐周德义捐献了他半月乞讨来的钱;水塔旁献金处,一个8岁的陈姓小妹妹,在人们的带动下,捐出了自己买糖的钱。
一位老妇人坐人力车专程赶到献金台,捧出一些古老的银项链、银戒指、银手镯和银币。她担心工作人员不收这些东西,便说:“我没有更值钱的东西,就这些银器给你们献上变钱,也算尽了一份我的心。”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把自己的棺材卖了去献金。他儿子不同意,说:“你百年之后怎么办?”老人生气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万一武汉沦陷都死无葬身之地,还要什么寿材?我死后用芦席一卷就可以了,听我的话卖掉棺材就是孝,不卖就是不孝。”最后儿子听从了父亲的劝说,把棺材卖了,将钱捐了出去。
在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人也冲在了捐款献金的前面。
1938年7月9日下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献金团”,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
献金台上,周恩来献出了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等,将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7月份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捐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代他捐出了其任参政员的350元薪金。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省出来的1000元。最后捐款的是叶剑英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捐出了当月薪金。
献金捐款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各界民众纷纷要求延长献金时间,组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日延长两天。7月11日,武汉三镇的献金运动圆满结束,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捐款总金额超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