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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和信心无关,甚至和道德也无关。可以说,诸葛亮从来就不曾有过胜利的信心,但为了维持蜀汉政权,诸葛亮除了连续北伐别无选择。
维持一个政权,最深层次的要求是统一价值观;最浅层次的要求,是最大程度降低统治成本。
刘备集团作为巴蜀地区的外来户,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面对本地人的疑虑和仇视成功扎下根。在东汉儒家文化已经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下,扯起兴复汉室的大旗就是塑造凝聚力的捷径。因此,汉就是刘备集团最有效的护身符。为了证明护身符不是高仿水货,蜀汉政权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刀刃向外依依东望。
一个政权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生活越复杂多元,统治成本也越高昂。军队是最容易保持一致性的集体,先军政治是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诸葛亮持续北伐,本质上就是将蜀汉政权变成了战争机器,从而最大程度上减轻了行政管理负担,也进而简化了空降政权的本地化经营难度。
以上所述,不是否定或贬低诸葛丞相的思想道德境界和政治治理能力,而是恰恰相反。一个大政治家,首先要有洞察时势和因势利导的能力。诸葛丞相恰恰在蜀汉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发挥到了极限值。
孙子兵法讲究: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诸葛丞相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唯一可惜的是,时间从来没有站在蜀汉这一年。但人事已尽,天命不可为的地方又何足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