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孩子总是听老师的话，而不听父母的话？ 第1页

浅显一点说。

不听老师的话，老师所给与的压力，是一种“社会性的压力”，会令孩子感受到群体的压力。

不听家长话，其压力仅是针对且单纯的。

儿童及青少年期，孩子是最渴望融入社会性连接的，所以他会很“聪明“的，在潜在压力下，认识到该听谁的。

除非你的孩子已经具备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稳固的同一性，同时还有一颗大心脏，否则老师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君王一般的惧敬存在。

所以如果是具有同等“证据效力”的话，孩子会倾向于听老师的。

——————

深刻一点说（太长不看）

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关系体现，古代叫“宗”和“师”。

按我王师祖的论述，最开始宗是宗，师是师，两者在起始并不是一个混淆的关系。

宗是殷周制度，嫡长子继承，天子以血亲分封传后。有家国就要有法治，有法治就要有立法者，是立法者就要有权威，权威从哪来？

霍布斯说从君主的强力和臣民的恐惧里来，这种权威产生了君主立宪。

卢梭说从斯巴达和游牧民族的集体德性中来，这种权威产生了人民民主专政，有敬、平等和认同却没有文化内容上的诉求。

殷周人说从对共同祖先的亲敬中来；这种权威产生了礼乐宗法，有敬有认同有文化诉求却没那么平等。

今天每个人都有姓，有姓在，就有宗在，就有法在；以前可不是人人都有姓，祖宗制度立起来的有宗庙祭祀的家族才有姓。

日本人在唐代学到了中国的制度，给自己取的姓氏却模仿禅门法师（佛门法师是出家人，却也学了宗家制度，可见佛法也要借用宗法）。古代日本武士以上阶级才有取姓氏的权利，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天皇再三下诏才让姓氏制度在农民中普及，如果缺少姓氏制度的向下开放，日本现代化的平等取向、民族认同与资本主义伦理基础不可能确立。

而宗、师二字连用，始在庄子《大宗师》

“大宗师”把宗与师放在一起讲，处理的是宗与师的对立问题。

宗与师有什么对立呢？现在人不太好理解了，实质宗与师往往是对立的。

苏格拉底之死，罪名是“教唆青年”。

苏格拉底教唆青年，这些青年是雅典有权有势者的儿子，苏格拉底作为老师，夺走了儿子对父亲的敬爱。

”师“是传道者，是”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是学与道的本源，而”宗“是人存在的本源。

人首先要存在，存在了就要考虑该干吗。于是宗与师就会产生冲突，两者都是权威，于是就出现了裂隙。

一神教对于这个问题，就设定了一个”大宗师“上帝，既是万物存在的本源，又是道与学的本源。

宗也是他，师也是他，一信就灵，不信不灵，统摄了哲学三问的解答，也就无怪乎会产生宗教高于政治的命题。

儒家的解决方式有所不同，三字经谁都会背——”子不教，父之过“，孔子的方案也是合并宗与师，但不是预设一个理念中的大宗师，而是在现实的伦理实践中建设出家教与家学，对宗要孝，对师要学，学与孝自然有张力，但处理张力的过程则既能自我保存又能进于道。

”父为子纲“，父亲要当儿子的模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做父亲要有道，没有道，儿子连孝顺都没法孝顺；”事父母能竭其力；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孝就是学，德性即知识。

中国历来大学者多有家学，个人凭天才始终有限度，以家学进道积累代代相传之功，至善大道在时间中展开的可能性便是无限的。

到了庄子的解决方式，《大宗师》探讨宗师冲突问题的丰富性和其结论的多变，是令人难以捉摸的。相对儒家的讨论，庄子更为彻底地分析了死亡之实然与人生之应然的问题。至于问题的答案和模块呢？他不管，他让你自己合计去吧。

现代社会，宗的合法性是天然的，“我是你爹”这是不好违背的伦理权力架构。而师的合法性，则来源于其所传之道的合理性。

注意，这个合理性可远不是正确性。而是谁能够提供你能理解的解释，谁便对你而言具有合理性。

在现代社会集体教育的架构下，教师的合理性，伴随着约束、社会性、远景性的压力而进一步被放大。孩子的思想也看似开放，实际却是一种被确定了域的封闭。也就无怪乎孩子更听老师的话了。

既能“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又能“今日把君问，可有不平事？”

这样的孩子往后或许会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