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是正面野战,北意城邦很少能够直接击败神罗皇帝的军队,那少数几场胜利无不被大吹特吹。而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城邦联军被击败或不敢抵挡帝国派的军马,随后被赶入城中死守变成围困战。一旦进入围困战后,神罗皇帝军马的胜率便直线下降。所以最直观来看,神罗皇帝总在北意吃瘪,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攻城能力不行。
那么再进一步分析,神罗皇帝的军马为什么总在攻坚的时候硬不起来呢?这恐怕又要分成几条来看。
首先来看技术层面,即攻城器械和城防的对比。由于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并不能对此方面一概而论。我们可以以红胡子的去世为分界,在他统治的期间及以前,西欧的远程投射类攻城器主要是“野驴”扭力炮(Onager)或着人力抛石机(Mangonel)。
以上两种远程投射类攻城器,再加上冲击类的攻城锤、登城用的梯子及攻城塔,应对木制篱笆墙防御的据点绰绰有余,一般城邦的低矮石墙也能应付。但如果是拥有高大石墙的城市,这些攻城器械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尤其是11世纪后,各地专门用于御敌的城堡已经颇具规模。即使能够攻占某座城市,守军往往还会退至附近的城堡据守。斩草不能除根,就总还是会留有后患。
到了十字军三征之后,配重式抛石机(trebuchet)逐渐从黎凡特传入欧洲,这种远程攻城器的威力更大,更容易在石墙上造成裂隙进而打开缺口。就算不直接攻击城墙,大型抛石机也可以将尸体等扔进城内散播瘟疫,借此打击城内守军。
但是这种重型攻城器的使用,并没有显著提高神罗军马的破城率。一方面,守军可以通过远程器械反制。例如弗雷德里克二世1238年围攻布雷西亚时,守军俘虏并策反了攻方的一位伊比利亚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制作的远程弩炮,反过来将神罗皇帝的攻城塔及其他攻城器械全部摧毁。另一方面,城堡的修建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城墙及塔楼由方改圆,减轻了石弹对城墙的冲击力;城堡的城墙和塔楼逐渐修高,一层一层形如幕墙。
等到了中世纪晚期向近代早期过渡时,虽然传统城堡在重型火炮的压力下走向没落,但是新型的防御工事——棱堡及其复合而成的星堡,又在意大利地区首先登上历史舞台。换句话说,虽然重型攻城器械在不断发展,然而城防工事的技术同样也在进步。这两者间就像一对交替领先的老对手,在长期胶着的竞赛中没有谁能彻底甩开另一方。
而且攻城器械的使用,并不仅仅受技术因素限制。由于大型器械普遍十分笨重不便移动,因而基本都是现用现造,也就意味着基本上是一次性使用的。并且攻城锤、攻城塔这些需要接近城墙才能发挥作用的器械,在攻城战中必须大量建造以弥补攻方强攻时先登的人数劣势。结合以上这两点,意味着每次强攻花费在攻城器上的成本都十分巨大。
那么神罗皇帝能否拿出足够的金钱来支持这项花销呢?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光是参战人员的军费,对神罗皇帝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负担。在中世纪时期,封建义务中规定的军事服役时间一般在40天左右,即使不考虑作战义务和驻防义务的区别,将规定的服役时间全部投入进攻,也几乎没有哪场战事能够在1个多月就结束的。如果征兆兵超出封建义务中规定的服役时间,那么神罗皇帝就应该支付相应的报酬。而且随着神罗皇帝军中征兆兵的比例不断降低,雇佣兵的比例不断升高,神罗皇帝的军费压力也不断增加。弗雷德里克二世后期在同教会的战事中没钱支付佣金时,甚至曾临时以皮革制作代币。
接下来的问题是,神罗皇帝如何筹集发动战事的资金。作为领地内最大的封建主,神罗皇帝的第一个收入来源自然是各项封建税收以及直属领地庄园的地产产出。不过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加小手工作坊为辅的中世纪时期,单纯依靠土地剩余产出获取的金钱十分有限。神罗皇帝的第二项主要收入,是旅客、货物在过路通航时需缴纳的关税。德意志北部的莱茵河、南部的多瑙河,都是跨地区重要的航运通路。保护这些商路并确保关税的收缴,一直都是德皇的重要工作。在汤普逊所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一书中,专门提到了海因里希四世少年被摄政时该项收入被沿岸的领主、教会所占,等他成年亲政后又花了大力气才重新将通航关税权收回王室。而且随着中世纪中后期中、长距离贸易的活跃,关税收入占比在各国均普遍上升,甚至能达到王室总收入的50%左右。除了以上这两项常规收入,神罗皇帝也可以就一些特殊名目进行临时征税,但是一般数量和频次都有限制。
即使有数额不小的常规收入和特例税收,实际中神罗皇帝的财产还是常常不能满足军费支出,因此他们往往还要再想办法生财。那些传统军事贵族大多和皇帝一样,并没有大量的流动资产。而且要让他们超出封建义务中的规定出资出力,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神罗皇帝就需要从那些有钱,同时也愿意用钱同皇帝做出交换的人那里补足军费。其中一个对象是德意志或意大利的皇帝派商业城帮,他们会向神罗皇帝支付现金,以期获得商业特权或者是对竞争城邦的攻击。另一个对象是意大利的银行家,他们很多是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当然银行家是好听的叫法,实际上他们就是放高利贷的。神罗皇帝从这些银行家手中借钱,免不了再用其他方式抵债还钱。
当长期打仗需要靠举债来维持,那么战事必然是无法持久的。而且话说回来,就算神罗皇帝通过各种手段凑齐了必要的军费开支,如何把这些钱运到军前也是个问题。毕竟中世纪不是现代,银行卡转个帐或者支付宝扫个码就能一件办理。既然谈到行军与后勤,那么下面就不能不说北意大利的地形特点。
要说北意大利的地形特点,那绝对称得上是易守难攻。众所周知,阿尔卑斯山将亚平宁半岛和欧陆分割了开来。想要从德意志方向进入北意大利,适合大军通行的只有东西两条路。西线的路是从施瓦本这边经康斯坦斯,走圣贝纳迪诺山口到达科莫湖。“红胡子”弗雷德里克一世时,莱尼亚诺之战前从德意志来支援的军马走的就是这条路。但是这条路的南边,被米兰和布雷西亚两个坚定的反皇派城邦左右夹击,必须穿过这二者到达帕维亚或克雷莫纳才会安全一些。东线的路则是从巴伐利亚走布伦纳山口,然后南下经特伦特到达维罗纳。这条路也没比西线好走多少,布伦纳山口日常被教会支持者把持,且维罗纳往往是个墙头草。因此反皇派只要卡住这两条路,德皇的军马想从北方进入伦巴底,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从德意志向北意运送物资了。
伦巴底南方也是一样,亚平宁山脉将波河平原与罗马分隔开来。因此如果想从南方进入北意大利,适合行军的道路同样没有几条。帕尔马的战略位置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控制着连接伦巴底及托斯卡纳的西萨山口;而博洛尼亚不仅有中世纪代表性的大学,它更是处在各方道路的交叉口上,向南可以通向弗洛伦萨;沿着亚平宁山脉北麓再往东南,就要到安科纳再改道走斯波莱托通向罗马。至于沿岸的水路,显然除了同时掌有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之外,没有哪位神罗皇帝有地中海航运的能力和需求。
总而言之,北意大利的波河平原,实际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内的。无论是从北方还是从南方,想要进入伦巴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神罗皇帝的军马不在,那些反皇派或摇摆派的势力很容易就能封锁各条通路。这样一来,即使大军能够进来,后续的增援和补给也难以进行运输。甚至德皇一旦来到北意大利,其本人都有被困在这里的风险。海因里希四世由于遭到爱子康拉德的背叛,就在伦巴底几乎被困了7年。
当然地利上的因素是死的,光靠山脉再高也没法完全挡住神罗皇帝的军马。而利用地形将其化为优势的,终归还是阿尔卑斯山南的反皇派,这些人才是神罗皇帝在北意大利永远的敌人。不过话说回来,实际在955-1057年间,德皇任命了总共25名教宗中的12位。这几乎相当于教廷每次自己选举出一位教宗,随后就会被德皇换掉。但是从海因里希四世之后,德皇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似乎就出现了本题题干中描述的情况。那么再往下的一段,我们就来看看神罗皇帝在北意大利要面对的对手们。
先来说说10-11世纪的德皇强势期,此时是教宗力量权威的一个低谷。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期整个罗马教廷的上层冲斥着堕落、腐败与丑闻,宗教权威下跌到了极点。955年当选的约翰十二世是一个标志性的分界人物,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压制意大利中部教会领地上的世俗贵族们了。于是约翰十二世便投靠了德意志的奥托一世,请他来帮助自己压服意大利的贵族们。于是奥托一世在961年率军南下翻过阿尔卑斯山,并成功于次年1月进入罗马城加冕称帝。从奥托一世开始,德皇在955-1057年间,任命了总共25名教宗中的12位。这些依靠德皇上位的教宗,通常都不是什么真的神学家,而是贵族出身的私生子或无继承权的幼子,也就是宗教腐败的延伸。比起教会的权威及发展,他们显然更关心自己的享乐。当德皇掌控着世俗世界、他的傀儡教宗掌控着精神世界时,这对盟友自然能够在意大利战无不胜。
但是在奥托一世之后,德意志的王权是在走下坡路的。别说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贵族,山北德意志老家的大领主们都开始不再甘于臣服于德皇。而在教会这边,对教会腐败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一场从下至上的大规模改革,正酝酿于以克吕尼修道院为代表的新修道院中。起初这类修道院专注于宗教活动,并恪守教会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1世纪中期,这类修道院已经发展到了数十所,他们相对独立于世俗领主,并都以克吕尼为尊。随后他们开始策动对教会的改革,包括要求教士宣誓独身、禁止买卖圣职、以及剔除世俗权利对教会的影响。1059年罗马教廷通过了有关教宗选举的敕令,规定只有枢机主教团有权利提名继任的教宗,其意自然是希望消除德意志及意大利等地贵族对教宗人选的干涉。
一方势力的实力不断下降,同时另一方势力的实力不断增强,那么在两方实力交叉之时,便是决定各自命运的十字路口。而对于德皇与意大利的各方势力来说,这个交叉点就是主教续任权之争。这一事件又很有标志性,意味着德皇与教宗之间走向对立,都想要独占权利的顶点。当然双方间的争斗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遭受了“卡诺莎之辱”的海因里希四世也不意味着彻底失败,他在搞定了反对派后三打罗马城并成功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赶了出去,接着便拥立了听命于自己的对立派教宗。从这次交锋中就可以看出,缺少军事依托的教宗是不可能独力战胜德皇的。因此团结那些不愿臣服于德皇的贵族与城邦,是罗马教宗必然会采取的策略。
也正是在主教续任权之战开始,北意大利的势力被分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派。其中一派,是历代德皇的支持者,后来因霍亨施陶芬家支持者的自称而整体得名为“魏柏林”派(Ghibellines)。这一派的人一般是依靠土地产出的贵族和地主,反对教会封建化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另外一派,是反对德皇在北意行使权利的,即反皇派。反皇派的象征与精神领袖,通常都会是天主教会的罗马教宗,因此也可以认为他们是教宗派。不过我个人认为反对德皇的宗主权才是这些人的利益共同点,即使教宗本人其实也不例外,因此我认为“反皇派”才是更准确的称呼。同时这一派也因后来韦尔夫与霍亨施陶芬对抗时的自称,而被称呼为“圭尔夫”派(Guelphs)。德皇在北意大利的主要对手,即被归入到圭尔夫派中。这一派以旅行商人和银行家居多,不愿承受封建贵族的劫掠和盘剥。
因此这两派的权力之争,实际还是和利益争斗有很大关系。而且双方的势力往往是交错分布的,也与各个城邦间的互相竞争脱不开干系。甚至就连在一个城邦内部,往往不同家族也会分成两派,各自寻求不同的庇护者以图掌控城邦的议会。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些城镇是在两派之间不断摇摆的墙头草,当城中的魏柏林派家族在掌权时,该城镇就是德皇的支持者;而当城中的圭尔夫派执掌议会时,又会投靠教宗反对德皇。如果在同一时间北意的城邦以圭尔夫派占多数,那么自然也就会对德皇掌控阿尔卑斯山以南带来很大阻力,比如前后两次伦巴底同盟就都是这样的情况。从下图中可以看到,伦巴底同盟囊括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城邦。尤其是针对红胡子弗雷德里克一世的第一次伦巴底同盟,几乎波河平原超过80%的领地都被反皇派掌控。这种情况下就算德皇突破阿尔卑斯山道路的封锁,来到北意大利一样是寸步难行。
在谈及了技术、财政、地形与对手后,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德皇本身对战事成败造成的一些影响。对于旧军事贵族来说,他们往往从小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面对非职业战士——如武装老农或轻甲市民时,常常会有些轻视的心态。又或者在漫长的围攻中,大贵族们耐不住寂寞走神儿去干了别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又要拿弗雷德里克二世来说事,1247年夏末他本人亲自赶到帕尔马城外监督围城进展。但是由于缺少攻城器械,神罗皇帝只能寄希望于靠饥饿战胜守军。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战胜守军,必然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为了度过漫长的围城期,神罗皇帝下令在附近的格罗拉修建一座新城作为行宫,并将其命名作意为胜利的“维多利亚”。
显然弗雷德里克二世打算夷平胆敢在此时挑战自己的帕尔马,并准备让维多利亚取而代之。这座新城采用罗马式的城市规划,其中包括有皇帝的寝宫、大教堂、宫廷法院、甚至是供人们游乐的动物园。不过修建弗里德里克二世的新城毕竟需要时间,在短短几个月中只搭建起了一个木制的临时营地。到了1248年2月,神罗皇帝离开维多利亚去打猎,借此打发无聊的围城时间。但是帕尔马的守军看准了这个空当,出城对留守维多利亚的军马发起了反击。而且帕尔马的指挥官吉尔贝托绝非莽夫,他命令手下的士兵佯攻后再假装突围,调走了维多利亚的留守部队。然后吉尔贝托又另外安排了一支由老弱妇孺组成的奇兵,偷袭了空虚的维多利亚。很快帕尔马的民兵就完全占领了这座新城,他们抢走了城中所有的财宝,其中甚至包括神罗皇帝的王冠和宝座。最后民兵在离开前,一把火烧毁了已经初见规模的维多利亚。
不得不说的是,围攻帕尔马失利、维多利亚被焚毁给弗雷德里克二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首先,他之前派去里昂公会议上的代理人塔德奥 达 苏埃萨,在维多利亚被俘后受刑身亡,神罗皇帝因此损失了一个在教会中重要的支持者与发言人。第二,弗雷德里克二世遭受了沉重的经济损失,他为了这场战事筹集的资金全部落入敌手,不得不再次向西西里等地征集战争税,同时拖延支付军饷。最后,帕尔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北意大利的反皇派城邦,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神罗皇帝的权威已经开始瓦解。很快从伦巴底到罗马涅,从马尔凯到斯波莱托,那些态度上反复摇摆的城邦纷纷倒向了反皇派。由此弗雷德里克二世此前建立的优势荡然无存,仅仅一年后其阵营就出现了崩溃的预兆。而谈及维多利亚的失利,必然要归咎于神罗皇帝的离开,以及留守军马的轻敌这两点。
最后做个简短的总结吧,德皇在北意大利的军事失利,常常是由于攻城失败导致的。而攻坚能力的不足,往往又是几方面因素互相作用导致的。首先由于攻城技术的发展落后于城防的发展,导致了攻城一旦陷入围困就要耗费大量时日。而长时间维持军队,就给德皇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北意大利相对封闭的地形,使得军马的补给更加困难。而且德皇的敌人一旦形成联盟,几乎掌控了波河平原的大部分领地,这又导致了帝国军马在北意寸步难行,就地补给也不现实。还有德皇主观上的傲慢和轻敌,使得一些原本能够取胜的战局最终也走向了失败。综合以上几点因素,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德皇的大军总是在北意大利攻坚时“硬不起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