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何旧社会群众还会自发参加？ 第1页

在旧社会，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很多贫农来说，就算是再差的军队，其实也好过在家种地。因为到了军队，好歹吃喝是有保障的——哪怕是国民党和军阀部队，也得指望着士兵给自己撑门面，他们可能不会让士兵吃好，但也不会让他们饿死。而在灾年，一场大饥荒到来，饿死的人其实多了去了。这时候，有枪才是王道。

就比如说《一九四二》这部电影里，饿死的几百万河南人，不都是平民吗？就算是地主，一旦被抢，也难保家人的安全。可是，《一九四二》里有几个饿死的军人？

至于说自发参加红军这事吧，你得知道旧社会的农民大多数连字都不认识，很多人未必是完全出于对红军本身的认同而参军——当时参加军阀部队的人也不在少数。不过，红军有很强的宣传能力，的确招揽了很多人前来参军。即便是在长征的道路上，红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也进行了多次“扩红”，队伍规模还是在不断壮大的。

另外，红军真不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举个例子，陈赓在担任386旅旅长以及太岳军区司令员的时候，非常喜欢组织文艺汇演来给士兵鼓舞精神，很多时候陈赓自己也会上台给战士唱歌听——放到国民党军，你能想象一个中将、上将隔三差五给士兵唱歌听？（下面也有人提到了罗瑞卿、林彪等人为战士表演节目的例子）

再比如新四军的著名将领彭雪枫，素以酷爱读书而著称。他在担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时候，就十分鼓励普通战士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彭雪枫本人十分喜欢读文学作品，所以也带着四师的官兵一起学，并且把自己的私人藏书放到公共图书馆里供官兵借阅。更不用说红军（八路军）日常还会开展各种政治教育以及文化教育活动。在精神生活这一层面，红军的普通士兵远好于国军的普通士兵。

最后，在物质生活方面，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子的确清苦一些，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却也做到了官兵平等。还是拿陈赓和彭雪枫来作为例子，陈赓一直都是跟战士一起吃饭的，吃的也都是同样的饭，如果要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陈赓才会为了保密而与战士保持一段距离。再比如彭雪枫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日常只要多吃点滋补的东西就能调养过来，但彭雪枫还是始终坚持跟战士吃得一样，胃病也没有治好。对于普通战士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司令员跟你吃一样的东西，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PS：

补充几句话。

其实红军发展的早期，由于整个TG的体系没有建设完整，并且面临的困难也非常大，因此初期参加红军的很多人并不能说是完全自愿的。再加上当时的一些人对于游击战没有准确的认识，因此从红军中逃出来的的人也是有的。但是，随着红军的发展逐渐成熟，这些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观。某些人也就不用拿着红军前期的一些特殊情况来杠了。

延安时期，在非作战的情况下，红军战士日常的一天大概是这样安排的：

• 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运动1小时，然后吃早餐。
• 早餐后，进行2小时军事操练+2小时的政治学习及讨论；然后吃午餐。
• 午餐后，休息1小时；午休后参加2小时识字班+2小时的游戏及娱乐；然后吃晚餐。
• 晚餐后，是唱歌和聚会，晚上9点吹熄灯号。

看看，是不是有点像校园生活？

其实，如果细细探究，从某个角度讲，战士们的生活甚至比如今的中小学生过得还要好，与题主认为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毫不沾边。另外，关于「苦行僧式的生活」，通常是讲在具备相当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却偏要自我磨砺（甚至于是自虐），但红军战士显然不会这样，有条件改善生活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去做改善。

这些战士，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与姑娘，甚至于还有十三四岁的娃娃，虽然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但因为几乎全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他们从小过的就是缺衣少食的苦日子，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曾被土豪劣绅欺凌、曾被苛捐杂税盘剥，都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底层百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随手在网上找了几张民国年间的照片（应该还不算最惨的），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现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找到组织了，聚在一起了。在这里，不论是领袖还是普通一兵，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人以同志相称，有饭吃，有衣穿，有安稳的地方睡觉，有正经的事情做，不再遭受辱骂和毒打，他们的心情会如何呢？

谈谈他们的生活吧。

关于吃饭，大概是这样的：每一班或排，都有自己的炊事员，饭菜很简单，通常是小米和白菜，附带一点点羊肉或猪肉。不算好，但基本都能吃饱饭（特别是孩子们，一定要优先让他们吃饱）。

挺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办有黑板报，其中有一个小板块用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譬如战士对某个炊事员不满，说他把粥煮得半生不熟；又譬如炊事员对某个战士不满，说他总嫌饭菜不好吃。总之是，有意见的话，都可以堂而皇之、指名道姓的在黑板报上登出来，但不是辱骂，而是批评或建议，并不影响他们的战友情谊。

关于体育锻炼，日常有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扔铁饼、打靶及各种球类运动，可以说是很丰富了，并且非常鼓励竞赛。

既然是竞赛，自然就要设点奖品，奖品一般是笔记本、铅笔、钢笔和书籍之类，不值钱，但获奖仍然是很有荣誉感的事。

因为斯诺在原文中说了奖品「不值钱」，我亦如实转录，但有朋友指出，钢笔在当时肯定挺值钱的。那个年代，钢笔本身就颇有价值感（甚至于到80年代都如此），并且，对于战士们来说，有了一支钢笔，就意味着有了学知识学文化的更多便利，就意味着有了获得更大进步的可能。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参加体育运动的战士们：

边区以外的报纸，给红军战士们取了个「人猴」的绰号，因为他们的行动很是快速而灵活，估摸着很像山林里蹿高伏低的猴子，看来身体素质挺好。

我算了一下，早上运动1小时+上午军事操练2小时+下午游戏及娱乐2小时（以体育运动居多），一天之中，年轻人有四五个小时都在搞锻炼，这身体素质能不好么？

关于上午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我摘几张图片给大伙看看：

两小时的军事操练之后，是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著作和边区文件；而在讨论环节，除了国内问题的研讨，居然有国际大事分析和战争实例的复盘推演，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见解的机会，大家参与的热情还很高。

如今看起来非常魔幻的是：在1930年代的大西北，在偏僻的乡野间，在窑洞或是泥土场上，无数稚气未脱的青年，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当时国际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或探讨全球热点时事的发展走势。而当时，他们还只能僻处西北一隅，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眼睛却已望向了无尽的远方。

下午的两小时学习，主要是识字读书。

学习班分三队，认字少于100个的、认字100-300个的、能够读和写多于300字的，有专门印刷的教材分发给他们使用。

这效果是很显著的，在当时全国文盲占到9成以上的情况下，1936年，譬如在第一军中，就只有20%的战士还算是“文盲”了。而在参加红军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没有正经读书认字的机会，斗大的字不认得一箩筐。

在那个年代，逃离了苦难的农家子弟，能够有书可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关于学习，也依然有竞赛（有些竞赛或者也可以称为考试），竞赛的内容，大抵是政治知识、识字读书、公共卫生等，优胜者可以获得小小的奖旗（或者也有奖状）。从制作成本来看，这些奖旗或奖状似乎也不值钱，但都在各部队的「列宁室」里陈列着，是个人和连队引以为豪的荣誉。

所谓「列宁室」，大致像是如今的图书室，每一连每一旅都有一个，是各部队单位中最好的房间——但仍然是很粗糙简陋的处所。

列宁室是战士们阅读、学习的中心，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基本都是战士们自己画的，画得很具东方神韵），战士们称呼马克思为「马大胡子」，既尊敬，又亲热。

列宁室中通常还有战术沙盘，模型大都是泥巴、石头或树枝做的，供战士们研究行军打仗之用；之外就是各类书籍、报刊和杂志。这些读物很珍贵，除去边区自己编印的，还有不少是从白区秘密采买或者是武装夺取而来。

下面的几张图，应该是战士们/孩子们在列宁室阅读的情景了。如果留意到墙上的挂图，你会发现：竟然还有航母、战列舰、潜艇及防毒面具的图样。

列宁室的中间，一般都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吃饭时当饭桌，不吃饭时就是球桌。每当就餐时间，似乎永远都有四五个战士在催促同志们快点吃完腾地方，他们等着桌子要打球。

此外，还有一个壁报栏（即上文提到的黑板报），更新速度很快，上面除了登载赞扬或批评的意见，还有时事通报、文学投稿、新歌曲谱等。你没看错，的确是有文学投稿。可见，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地方，也总还是会有文艺青年的存在。

军医连的列宁室里，普遍有泥土做的人体和器官模型，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教学。个别洋气的列宁室，甚至于还有留声机，无疑，都是从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战利品，有些外国曲目战士们听不懂，但总能听得哈哈大笑。

晚餐后，有唱歌和聚会活动，这个似乎也挺好玩。其实并不限于这个时间点，战士们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唱起歌来，只要有人起个头，就总能引得全体在场者一起大声合唱，并且总是唱得兴高采烈。

文工团也会经常来表演，节目都是战士们自己编的，紧跟时事，常换常新，创造力很是惊人。台上的演得出色，台下的看得入神，看到台上演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的恶行时，台下气愤的战士往往要站起身来大喊打倒地主恶霸之类的口号，立时引发广泛的响应之声。

再来说说住的事情。

战士们住得不好，住窑洞里（甚至于是洞穴里），住马厩里，住草率搭就的营房里。他们睡的炕很硬，连草席都没有，每人只有一床毡子，住处一般都没有桌椅，但他们有砖头和石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住处不论如何破败，但都很「洁净整齐」。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对了，他们还有星期天。

以上内容，不是我的杜撰，全部来自于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版书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国内最早的版本，是由上海复社翻译并于1938年2月出版，为减少在国统区出版的阻力，当时更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曾于1936年6-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接触了众多边区军民，之后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此书自出版至今已有80多年了，我想，其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应该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试想一下百年前，那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青年，当来到红军这样的集体中，过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吗？

物质上来说，可能是。

但精神及身体上，绝对不是。

生而为人，当在人格上被充分尊重，在精神追求上被极大满足，在体魄上得以健康发育，能够享有学习与成长的机会，能够和万千人一起为一个光明灿烂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生命的庄严感必然会喷薄而出。

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成长出真正觉醒了的人。

我们来看看战士们的精神风貌吧。

斯诺曾不止一次的由衷赞叹：不论是红军战士还是边区百姓，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们，是当时最具自尊与自信、最有精气神的一群中国人。

再来看看小战士们的照片吧。

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有一个叫向季伯的红小鬼，给斯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季伯是山西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时在做着李克农的传令兵。

他穿着一套精致且合身的小军服；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老是衬着一条白麻布；帽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新的厚纸板衬上。斯诺说，这个小战士是「最漂亮的士兵」，哪怕是毛泽东站在他身边，都像是个江湖浪人。

有天，季伯走进斯诺的房间，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称呼他为「斯诺同志」，然后很严肃地说明了他的来意：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叫「季伯」而不是「鸡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季伯还在一张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放在斯诺的面前。

斯诺说，他一直叫他季伯，不会叫错的。

季伯非常高兴，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

我希望你给我保证，当你在外国报上写到我的时候，不要写错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们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这会给他们一个坏印象的。

在这名红小鬼来找他郑重说明情况之前，斯诺其实没想过要特别记录这个小战士的名字，现在好了，他不得不写下来了。

再补充两位老战士的照片：一张是徐特立老人，一张是朱总司令。徐老生于1876年，拍这张照片时，已经60岁了，但那种精气神，哪怕是现在的老人家都少有的；而总司令笑得很温和很有爱，让人一见就感到亲近。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我就从《西行漫记》中摘两个故事来简要说明一下吧。虽然只是两个小故事，但我想，这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勾容集镇上，是一条苏维埃合作社所在的繁盛的街道，（国军来过后）这条街全毁了，只留下几个老年人没有死。他们引我们出镇外去看，那里看见了十七具女尸，都半裸着身子，他们是被奸以后再被杀死的。白军退却时，显得非常匆促。他们只能剥去女子的一只裤管。
这一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军队则开了一个追悼会，我们都哭下来了。

上面这段话，是徐海东当时接受斯诺采访时的回忆。我个人的感觉，「我们都哭下来了」这几字，抵得过万语千言的血泪控诉。

他还说，国军占领他老家（湖北黄陂）的时候，杀了他家66个人（27个近房族人，39个远房亲戚），「老年、青年、女人、幼童甚至婴孩，都被杀死了。徐姓一族，完全消灭」（原文）。徐海东的妻子当时逃出，但不久即被国军掳去，后来被卖给一个靠近汉口的某地商人做了小老婆。

老有人讲国共之战是兄弟相残，请问：你有国军这样的兄弟，你要不要？

老百姓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在刘子丹（即刘志丹）的第二十六军时，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小队人正防卫一个孤独的前哨，抵抗国民党军阀高桂滋。农民们送我们食物和水。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人去运给养，人民帮助我们运。
高桂滋的军队被我们打败了。我们俘虏了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水喝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一个普通战士的发言。

当农民决定在自家井里下毒，这是要背井离乡了啊，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这样呢？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这句话，却又有一种莫名荒诞的喜感：就都跑走了……跑走了……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红军战士们当时的军营生活。

你想想，青年们的投身红军，是不是更显难能可贵却又十分的理所当然？从现实的考量到未来的期许，当一名红军战士，怎么看都像是底层贫苦青年的理性抉择。

何况这抉择，天然就具备报家仇国恨、建大同世界的神圣光辉。

再补充几张边区制作的宣传画，前四张大概是出自于战士之手：

说明：多数照片来自《西行漫记》，部分来自于网络，侵删。

一天早上，我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在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煳煳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扬扬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象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是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了红军。

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

你可能会想，他们怎样能经受这样的生活。已经死掉或者被杀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秽的监狱里，关着二百多名这样的少年，他们是在做侦察或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行军时赶不上队伍而被抓的。但是他们的刚毅坚忍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拚刺刀——因此白军士兵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实在太小太轻了。在蒋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象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许多命令从上而下最后传到一些少先队员，这是使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他“妈的”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甚么不要当红军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家在兴国，那是红军在江西的模范县，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那里的游击队里，他的姊姊是护士。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中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那末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甚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我遇见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曾经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学徒，他同三位同伴历尽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见到他时，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惦记上海，可是他说不惦记，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而他在那里有过的唯一乐趣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的美味食品——这他当然买不起。

但我最喜欢的是保安一个当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通讯员的“小鬼”。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板纸。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象一个江湖流浪汉。

由于他父母缺少考虑，这个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译音)。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季邦”听起来十分象“鸡巴”，因此别人就老是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间来。带着他一贯的庄重神色，喀嚓一声立正，向我行了一个我在红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称我为“斯诺同志”。接着，他吐露了他小小心灵里的一些不安来。他是要向我说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张纸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惊奇之下极其严肃地回答他，说我只叫他“季邦”，从来没有叫过他别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以为他要我选择军刀还是手枪来进行决斗呢。

但是他谢了我，庄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个十分可笑的敬礼。“我希望得到保证，”他说，“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的，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立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被几个少年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信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红星照耀中国·“红小鬼”》

问题是红军上下并不苦行僧啊！苦行僧是故意用严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锤炼信仰。可红军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不是红军想自己折腾自己。相反，红军尽可能想办法为自己的战士改善生活。

红军官兵生活水平上下一致，在军饷制的时代，全体指战员都拿一样的军饷，而且按时发放；后来实行供给制，官兵的衣食住行全部由部队负担。只要条件允许，不但让官兵吃饱穿暖，而且组织全体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知识，甚至还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每天读书看报学习打球做游戏，比起旧军队中基层士兵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兵痞的日常生活，红军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不要太丰富了。

我外公之前就是在家种地的大老粗一个，因为实在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才上山去打游击。结果发现打游击的生活更苦，同村人许多坚持不下去，可问题是逃下山的只要被当地民团抓住，立刻死路一条，大家没办法才继续留在山上，用我外公的话说就是：“（国民党）但凡给条活路自己也不会再熬下去了”。后来国共合作我外公成为新四军，在苏北跟随粟裕将军的部队抗日。在部队中，学会看书识字，入党后还经常在党小组会议上学习马列主义。每天坚持写日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反思在战斗生活中的得失（补充一下，外公的日记许多内容是反思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所以我老爸看日记的时候还和我吐槽，自己老丈人日记的一半篇幅在骂自己）。这些日记我外公去世后就一直被我外婆珍藏，直到外婆去世后我才看见，说明我外公在日记中的话根本不打算让外人看。他在日记中对自己思想问题的剖析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才是知识改变命运啊。

在当时一片黑暗的旧社会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就像微弱的明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唯一有光明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我外公、外婆多半应该是饿死、病死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了。

一天之内多了这么多赞，其中不乏数万粉的大V点赞，让我非常的感激。我相信我稀松平常的文字打动不了这么多的朋友，让你们点赞的应该是我外公外婆的经历。在评论区我说希望有时间把当年外公的日记上传上来，希望自己懒癌还有得救吧！！

其实我对我外公外婆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都是最最普通的中国人，农民出身，家徒四壁，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甚至性格上还有很多问题。共产党人中有许多真正的中国精英，但很显然我当年那连字都没认全的外公外婆，和精英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可是他们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不断进步，还成为了一位坚强勇敢的战士，最终迎来了解放。

很久以前微博上有篇热文说：祖国请给我平庸活着的权利。我在想，生在那个黑暗、险恶的旧社会旧中国，想平庸的活着才真的很难啊！一个没财富没能力没家世没运气的普通农民，又生在一个兵匪多如牛毛、侵略者铁蹄横行的时代，凭什么奢望能平安的活到善终呢？一个不留神就成沟壑枯骨了。但是我平庸的外公外婆，他们就在人民军队的中生存下来，还成长了起来，不但没有饿死没有病死，最后还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参与者之一。

只有共产党，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在旧中国让人民拥有即使是平庸也能活下去的权利，即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战士的权利，在那个时代仅仅是这一点，就足够伟大了。

18年我接手一个94岁女游击队员的真实故事，准备改编成电影，当时采访老人，老人除听力下降外身体依旧硬朗，她给我描述了怎么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故事。

老人名叫刘光国，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她本来是安徽宣城巨富家的孩子，家中姐弟四人，她排行老三。她在学校时候就参与过进入抗日活动，但是有见过游击队。

毕业回乡以后，进入安徽宁国县建设科农业改进所任见习员，中间她被同学偷偷带到了游击队。据她回忆，是在一个冬天，冒着大雪她第一次去了宣城大山里的游击队，游击队里在玩一个集体游戏，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本地版，被叫到的人要表演节目。她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唱了一首歌，还获得了掌声，老人回忆那一天的时候，眼睛里还是带着喜悦的光芒。

宣城游击队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每天都要更换驻地，谨防被人发现。可是她却在这种群体游戏里找到了自我。

在第二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毅然参加了游击队。

而在很多老红军自传里，都有一个像似的情节，一支红军队伍来到乡下，贫苦少年扔下挑柴担，强烈要求参军，最后离开家乡。

咱们分析一下当时历史环境，一个大小姐，生活优渥，出行都有骡马轿车，当时游击队只在山里活动，整个宣城都国民党控制之下。

整个县城都是国民党控制，但是山上突然蹦出来一个队伍，反抗政府，每天居无定所，每天连吃的都不能保证，睡觉就睡在稻草上面，冬天连棉衣都不能保证人手一件。

可是那里很酷，那里每天都有集体游戏，队伍里面要求没有阶级，声称要解放这个世界，让每个穷人都过上好日子。队伍里每个人都互相帮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反观自己住的的地方，每个人都被生活压迫，从很小就要进行繁重的体力活动，每个人都在封建礼法的控制下，集体游戏是从来没想过的。所有人都怕这支队伍，有钱人提起来就面带恐惧。

民间到处都是他们劫富济贫、枪杀汉奸的故事，他们到处宣传要打破这个旧世界，让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那时候田地几乎都集中在地主家里，大部分人劳碌一生，得到的粮食都不能裹腹，一辈子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少年们也没有上学的机会，衣不遮体。日未出而作，日落之后仍要继续工作，每天出卖尊严却不能得一点好处。

而这是一群少年眼里最酷的人，符合今天一切青春期少年理想，反抗、自由、博爱、公平、有理想等等，这对一个少年来讲，冲击是巨大的。

队伍来了之后，会把高高在上的地主老爷家田地分掉，每个人家里有了田。他们每天都表演节目，有女干部组织女人一起集体活动，参加各种妇救会，带着妇女们识字，告诉她们要解开小脚上的布条，不要被男人压迫。

沉闷没有生机与希望的乡下，在他们来后之后，变得有趣。红军尤其重视节日与集体活动，并且有自己的节日。

根据“革命与节日 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一书考证。每个革命根据地都十分重视当地节日，并且在当地节日演出现代话剧，话剧题材都是反映贫苦农民生活为主，当时的演出都是单调的地方戏曲。这就像看够了央视一套电视剧之后，突然来了韩剧一样。

当地年轻人快速被吸引，同时还有各种红军、八路军特有的节日。每年新年当地八路军、新四军都会举行阅兵，而且是面对普通老百姓的阅兵。

当地军队机关领导回到当地军队家属家里拜年，这就是新闻里春节团拜的起源。当时去到贫苦老百姓家里的时候，从没被大人物关注过的老头老太太们眼泪横流，被年轻人嘲笑没见识。

同时举办联欢会，节目有快板、合唱、合奏、诗歌、魔术、赛马、赛马等多种表演活动，这就是一场传统旧生活的降维打击。

而在延安还会举行大型篝火晚会，以及大型两千米火炬越野跑。

同时各种节日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有相应活动。

三八妇女节会有女性武装检阅，女性们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参与女性集体活动，并且有的地方，女性直接参与到村子管理，女性直接上台讲演。

一旦参加了新时代的女性活动，基本就回不去过去那种沉闷的旧社会生活了。

共产党任何时期的所有队伍，无论在哪里都是最酷、最潮的那只队伍。

红军苦行僧似的生活，是指严明纪律，贫乏的物资供应，但是精神生活却比当时当地原有环境丰富百倍以上。

这就好像拿起来智能手机之后，就再也忍受不了只黑白电视的时代，红军的生活超前出时代太久，让当时的少年们受到极大的震撼，红军是每个少年追求梦想的地方，所以也是值得他们为了梦想牺牲的地方。

我在这里摘录一下黄继光牺牲后，她的母亲写给毛主席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好的。
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作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万恶的旧社会对我们来说，只是几个字，解放对我们来说，也不知道什么是解放。但是对于当年的红军战士们来说，对当年的贫苦群众来说，真是“我把党来比母亲”，黄继光被甲长逼的给狗披麻戴孝游街示众，白毛女被地主恶霸逼的躲进了山洞当了鬼，你说对他们来说，什么是苦行僧，他们在意这个么。

你去B站上听一听曾经受过毛主席接见、受周总理鼓励回到西藏为人民歌唱了一辈子的才旦卓玛老人家唱的《北京的金山上》，感受一下一个曾经的西藏农奴最心底的情感，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一句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有一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是有个山西过黄河到延安的老汉，因为年纪大没法上战场，就给派了马夫的差使，这个老战士自豪的跟斯诺说他已经学会很多字了，而且每天坚持认字十几个也忘了是几十个，参加红军的战士可以说文盲占了极大多数，红军交给他们识字，读黑板报甚至报纸这些。别的不说，就说在别的阵营，识字是不可能让你识的，那是有钱子弟的专利，下等人是不配认字的。这一条就秒了其他任何部队。识了字，有了文化，就不是睁眼瞎，能读能看，视野开阔了，民智也就开了。这些战士大多出身贫苦，只会对旧制度，旧军阀看的更加透彻，只会衷心拥护红军，坚信只有跟着党才能有出路。

红军队伍上下吃的穿的没有太大差别，朱老总及夫人康克清，彭总，还有其他将领们，和普通士兵一道，没有特殊化，而且爱兵如子。朱老总那个时候就是全军偶像级的存在，但他经常和普通红军战士们在一起，没有丝毫架子，有的只是宽厚如父亲般的长者之风。彭总一向宽下严上，生活简朴且极其自律。林总因为性格原因，可能矜持一些，但是也威望颇高。朱老总带兵多年，连给老家两个母亲的度过饥荒的钱都没有，还是写信给当年的朋友借的200元钱，因为是至交，信中明白的说了，这钱其实就是跟朋友募的，自己确实没钱还。

有人从不知道哪里的野史挖来各种传说，说当年红军领导的各种特殊化，编排出无数段子。《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于1936年，里面的照片都是当年拍摄，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普通士兵，真的基本上都很清瘦，穿着更是要多土有多土，毛主席甚至在斯诺采访的间隙捉虱子。斯诺就算有偏向红军的念头在里面，但那时候还没有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而且斯诺一个外国人更不可能有崇拜的想法，可以说写的拍的都非常客观。从大boss到红小鬼，虽然物质条件都贫乏，精神世界却非常充实，昂扬向上，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有一句话叫亲不亲阶级分。毛泽东出身地主家庭，而且在斯诺的采访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父亲还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不太守旧的地主，这种家庭以毛主席的才能，就算不干革命也不会差，只会更好。朱老总官至旧军队旅长，后来做了警察局长，抽过大烟，留过洋。为了信念戒了大烟。万里迢迢在欧洲寻找到周恩来才入的党。以朱总的威望，在老蒋那里谋个大官不是难事吧，生活只会更好，绝对不至于连救母亲命度饥荒的200块钱都没有。彭总也是旧军队干过军官的，正常发展也一定是一方大员。至于左权，林帅，徐帅，陈赓大将等等一干黄埔系，本身出身没几个是贫困的，又都是才能卓越人中龙凤的人物，黄埔系在老蒋那里的待遇就不用说了。这些人都背离了自己的阶级，放弃了都不会太差的生活，只因为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和济世救国的心，和千千万万普通红军战士一起，睡窑洞，吃野菜，穿破衣，这样的领导又有谁会不敬仰，且必定坚定跟随。

今天要是你告诉有个地方：

领导和我拿钱一样，专家拿钱比老板还多。

入职后团队长给我洗脚。

赚了钱平均分利润。

有了危机领导冲最前面。

基层员工开会讨论公司治理。

重大决策民主举手表决。

不幸过劳死了照顾家眷待遇不变。

…

…

换我我也愿意去，工资低也去！加班也去！拼命也去！

“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

—— 常凯申

苦行僧？并不是啊！红军官兵平等，作风民主，按时发津贴，伙食费结余还平分当零花钱……哪里苦了？

真正苦的是国军大头兵啊！军饷被各级长官喝兵血层层克扣，伙食如同猪食（抗战期间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一天只有吃两顿，一干一稀），长官苛待士兵有如奴隶，动辄体罚殴打，随意枪毙虐杀犯错误或不听话的士兵（淮海战役时候邱清泉部有一通信兵用身体当电线立大功，等勋章颁下来找人，发现他已经因为其他琐事被他团长给活埋了！活埋……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更惨的是入了营的大头兵已经是幸运儿了，因为在征兵中（从地方拉到壮丁到一路送进新兵营到结束训练编入部队）有一半新兵已经被累死打死饿死了……

换了你，你怎么选？老百姓不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