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人提及但泽的时候，称Danzig还是Gdansk？ 第1页

Danzig,

我在犹他交换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巴伐利亚人。他英语很烂，只能说勉强过雅思6。他可能没什么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我和他聊二战的时候一直用的都是Danzig，他也许只是顺着我的话说下去。但他也说过Danzig这个地名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不然会冒犯别人。

个人猜测可能类似于在一个中国人面前把藏南喊成阿鲁恰纳尔那种冒犯。

把 Google Maps 切换成德语，德波边境附近的城市的名字就变了。

不止是格但斯克变成了但泽，什切青变成了斯德丁，波兹南变成了波森，弗罗茨瓦夫变成了布雷斯劳。

德国在这个城市设立有总领事馆，领事馆官方名称用的还是 Gdansk，但这不妨碍民间依然用 Danzig.

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我们官方有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领事馆，民间也一直叫那座城市海参崴。

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1927——2015）就是出生在但泽自由市的德意志人。他的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卡舒比人（西斯拉夫人的一支，当地的土著民族）。

关于卡舒比民族的历史，推荐雅克 @Biaz Imia 翻译的文章。（并顺带推推她新开的白罗斯历史系列）

他的代表作正是以他的故乡但泽（Danzig）作为故事背景的“但泽三部曲”，对纳粹、二战还有当时但泽和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格拉斯也被誉为“德国良心” ，而波兰格但斯克市（Gdańsk）也赐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然而，在06年他出版自传《剥洋葱》揭示了自己曾是党卫队队员的历史，在德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波兰前总统也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不过这些都跟本题无关。我当时在图书馆翻阅《剥洋葱》的时候，发现他讲他少年和青年在故乡的经历用的都是“但泽”这个词。然后谈到多年后他为了写作去故乡采风，用的是“格但斯克”这个词。

或许“但泽”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去“格但斯克”或许更多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而非作为归乡的游子。然而“但泽”却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一同消逝，成为他回不去的故乡。

（这是盟国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惩罚，德意志东进运动成果毁于一旦，上千万的德意志人失去他们祖辈生活近千年的故乡）

在格拉斯的遗作《万物归一》当中，收录了一首他用母语（但泽德意志方言）写作的诗歌，“写出了自己弥留状态下的思想。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听说的语言亲近，不仅仅是令他感到自己回归故里，也试图用这种语言得到救赎”。

关于他的母语，他在《剥洋葱》当中写道：

母亲的口音就是我熟悉的卡舒贝方言。只要卡舒贝人把古老的斯拉夫语调咽下肚去，操起低地德语来倾吐烦恼和表达愿望，他们就总是省略冠词，为了保险起见，表示否定时还要连着说上两次“不”。

然而这份对逝去的故乡和母语的怀念，绝不仅仅属于格拉斯一人的：

在“二战”期间，他的工场里家具制作的工作越来越少，而临时房屋构件的订单却越来越多。战后，他成了被驱逐者坐在成堆的行李箱上。他望着东方，总是坚定地相信总理阿登纳的承诺，作为“被赶出家园者”，返回故乡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
他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可以肯定，那里的家具厂连同归还他的被没收了的库存门窗都在等候着他，还有那些得心应手的工具，圆盘锯与带锯，整流器与刨床，还有那木材仓库里堆垛到油毛毡屋顶的木板。
我的祖父直到他在吕讷堡去世时还抱着这个希望。

——《万物归一·原木垛》

在那个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村子，应该是在战争结束后，正如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所有的村庄那样，收留了不少来自东普鲁士和波莫瑞地区的难民；那是一场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大迁徙。一些寿命长的人总是乐意滔滔不绝地讲述过去。他们像库贝尤恩先生那样讲自己的方言。但是，只有他这样称呼我“小可爱”，直到后来他不再站在向日葵之间了。
他们被称为“被赶出家乡的人”。与他们一起死亡的是一种语言，这是从小赋予我温暖的语言，我曾经想挽救这种语言的残余部分，却徒劳无功。只有库贝尤恩先生的问题“遮个政治究竟是啷个在搞的啊？”还留存了下来；然而，我却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回答，每日清晨穿越花园栅栏的回答。

——《万物归一·库贝尤恩先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