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斯皮尔伯格和《大白鲨》的,比较长,不知大家有没有耐心读下去。(明后天配几张图)
童年的终结——电影小子之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大白鲨》破坏了拍摄艺术性的、小制作的电影环境。它让电影公司忘记了如何去拍摄它们。他们不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彼得·博格达诺维奇
这是1975年的某一天,斯皮尔伯格带着他的朋友斯科塞斯、卢卡斯和约翰·米利厄斯到北好莱坞一个机库式的片场中去看鲨鱼。当他同意拍《大白鲨》的时候,他觉得可以雇个驯鲨员,让大白鲨像让海豚钻圈似的玩几个动作。当然,这最后被证明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当一行人来到片场的时候,没有人在,只有一个没完成也没上色的聚乙烯模型摆在那儿,灰灰的,有25英尺长(近8米),既像个潜艇,又能让人联想到男性生殖器。看到这大东西,米利厄斯说:“他们做得太夸张了吧。”斯蒂文回答:“一点也不。鱼类学家说大白鲨就是这样子的。” 米利厄斯兴奋起来,对斯皮尔伯格说他拍的是一部“超级水中武士”电影。卢卡斯注意看着故事板,看着上面画的大鲨鱼,对斯皮尔伯格说:“只要你能把这玩意儿的一半展现在电影中,你就能拍出一部前所未有的最火爆的片子。”与此同时,斯皮尔伯格拿起控制装置,让那张巨大的嘴张开然后又合上,伴之而来的噪声非常刺耳。它看起来就像个巨型的猎熊夹子。卢卡斯爬上梯子,探头往鲨鱼的大嘴里看去,想了解这东西是如何工作的。斯皮尔伯格把鲨鱼嘴刚好合到夹住卢卡斯的脑袋。米利厄斯想,天啊,我们跟这玩意儿相比,就像支“人体墨西哥玉米卷”。等斯皮尔伯格再想打开大嘴的时候,这东西却卡住了!卢卡斯好不容易从鲨鱼嘴里挣脱出来,一众电影小子跳上汽车,匆匆离去。他们知道自己刚刚弄坏了些很值钱的东西……
这一幕成了《大白鲨》这部电影的一个预兆。本来,这部电影是童心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一个玩具,一个像小孩似的吓人行为。没想到,这支冲进海湾的大鲨鱼竟掀起了好莱坞的巨浪,用滚滚而来的金钱淹没了儿童堆起的沙滩城堡,咬伤了它的主人斯皮尔伯格,还顺带把小成本电影撕得粉碎。虽然斯皮尔伯格后来还拍出了《第三类接触》、《外星人》、《虎克船长》和《人工智能》,但对他来说,电影的童年期已经在《大白鲨》这部片子的拍摄中终结。
斯皮尔伯格是一个渴望在好莱坞意义上成功的“孩子”,他不会像斯科塞斯那样整天谈论艺术,他每天都买财经报纸,研究商业法门,揣摩大众心理。他是谈论利润最多的导演。斯科塞斯和德·帕尔玛也谈论金钱和权力,但他们内心把它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挑战自己的天才和智慧,想的是怎样拍出伟大的电影,做一个艺术家,就像费里尼和戈达尔那样。聪明的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条将商业、艺术、个性、技术统统结合起来的道路,一条最为中庸最为实用的路线。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但从来没有拍过纯粹的票房至上的商业片;他迷恋电影,但对B级片、黑色电影等的狂热程度远不如卢卡斯、德·帕尔玛之流,没有哪个故事、哪个类型、哪种元素是他的情结所系;他向往艺术与深度,但从来不会像斯科塞斯或者博格达诺维奇那样醉心于此(除了《紫色》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他崇尚技术,但不会用自己的电影充当技术的实验田和排头兵(在《大白鲨》之后就没有了)……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可以说是一个最儿童化的成人,或者一个最成人化的儿童——随你怎么看了。
E.T.外星人——
斯皮尔伯格的生年是个很有意思的悬案。根据驾照上的记录,他生于1946年12月18日。但有一些传言说,斯皮尔伯格虚报了大概2、3岁年纪,好显得他很年轻就拍出了电影。斯皮尔伯格曾立志在21岁前就拍出电影处女作来,但他没能做到。他拍出第一部电影长片《横冲直撞大逃亡》(The Sugarland Express)时已经28岁了。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中,他有三个妹妹。母亲利亚是个失败的钢琴师,后来成了家庭主妇。父亲叫阿诺德(Arnold),他曾在著名的RCA、IBM和Burroughs公司中做过电子器件方面的工作。阿诺德总是忙于工作,对家庭很少关照。斯皮尔伯格对此极为不满,阿诺德后来曾经把一个晶体管给儿子看,告诉儿子:这就是未来。斯皮尔伯格一下把那个晶体管夺过来,吞进了肚子里。
跟其它电影小子一样,斯皮尔伯格童年时也是个身体弱弱、不合群的小怪人,照他自己的形容:“怪怪的,瘦瘦的,长着粉刺的男孩”。他有点轻微口吃,说话发音不清,还总爱流鼻血——斯皮尔伯格从小就讨厌他那犹太式的大鼻子,而且还有一堆恐惧症:怕黑、怕电梯、怕过山车、怕飞机……这么说吧,他就像《外星人》里被留在了地球的小外星人,胆小,而且孤独。成年后的他说:电影院是惟一不让我感觉恐惧的黑暗所在。
在学校里,斯皮尔伯格是个后进生,他讨厌阅读,喜欢看电视。父母为了防止他看太多电视。每次出门都用毯子把电视机包起来,还巧妙地放几根头发做记号,回来就检查小斯皮尔伯格动了没有。但是后来斯皮尔伯格发现了这些头发的位置,这个办法就再没有用过。他和卢卡斯都是第一批从“电视一代”成长为导演的人。
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电影。1952年,斯皮尔伯格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查尔斯·赫斯顿的《戏剧之王》(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这部电影中一些元素后来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同年还有件事对斯皮尔伯格来说非常重要,他回忆说:“爸爸在半夜叫醒我,并催促我穿着睡衣就跑进我们的汽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到害怕,妈妈没和我一起去,爸爸拿了一暖瓶咖啡和几条毯子。我们开了约半个小时的车,最后把车停到了路边,在这深更半夜里有几百人躺在地上望着天空。爸爸找了一个地方,于是我们俩就躺下了。他指着天空让我看,天上有很多流星雨,这些不可思议的光点在天空上穿梭滑过。很显然,是气象局通知说今晚天上将出现这个现象的……很多年以后,我们有了望远镜,它使我们可以经常观看这满天星光。”从此在斯皮尔伯格几乎所有的电影中,都会出现星空。
不久,斯皮尔伯格得到他的第一台8毫米摄影机。他用这台机器把家里的一次野营纪录片拍出了恐怖片风格——他在离目的地30米处跳下车,一直对着全家拍摄,直到他们的车开进露营区大门。这次旅行的每个情节都被他记录下来:“父亲砍树,母亲挖厕所,妹妹从右眼中拔出了个鱼钩——这是我的第一部恐怖片;它是一部小电影,名叫‘灌木丛中的熊’”。这时候他进出当地的电影院已经如履平地,甚至有一些自己的片子还得到了在电影院中放映的机会——他卖票给演员的亲戚、童子军和当地影迷,居然还净赚了100美元,已经显露出了过人的商业敏感。其中有一部二战题材的片子,斯皮尔伯格弄了几个假德军钢盔,找人设计了灰色军服,他把钢盔排成一列,在画面里看上去就像有许多军队。然后让同学穿上这些道具,从一个沙丘上反复滚下来。在另一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找了个空纸箱,刻上窗户和门,扣在火堆上,看起来就真像一座大厦在熊熊燃烧一样。闲下来的时候,斯皮尔伯格也捉弄小妹妹,弄个绿色的假面具,躲在窗户后面吓她。或者告诉妹妹储藏室里有具多年的尸首,其实那是他自己找来的一个头骨。而他最著名的一个创意,就是用高压锅煮草莓,直到煮爆,结果整个厨房就如同B级片里血淋淋的凶杀现场一样。
还有一次,电影院里放《迷失的世界》(The Lost World),就是根据柯南道尔小说改编的恐龙片,斯皮尔伯格和朋友们把白面包、意大利奶酪、牛奶、玉米和豆类等东西混在一起放进一个纸袋里,偷偷带进电影院。他们用这些东西弄出一种让人恶心的声音,还让它从阳台上滴下很多汤来,这一幕引起在场的人一连串的呕吐。电影被迫停下来,灯亮了,这群恶作剧制造者都从电影院的紧急通道跑掉了。
斯皮尔伯格的体质不太好,跑步比赛只跑得蠃另一个身体更差的同学。而且旁边的啦啦队还叫喊着:“约翰,加油,你能跑过斯蒂文!” 出于希望获胜的自尊心,同时也为了让自己像一个成年人那样使观众的愿望得到满足,斯皮尔伯格故意将自己绊倒,让那个男孩从自己身边超过去,然后斯皮尔伯格又追赶起来,并在最后一刻超过了他。最后约翰也在胜利的欢呼中到达了终点。斯皮尔伯格此时既是赢家又是输家。他在比赛场上哭了5分钟:“在我一生中,从未感到自己特别成功过,也从未感到自己特别失败过。” 即使成年以后,他那理想主义色彩的处世方法和判断事物的思路仍带着50年代后期一个城郊学生的痕迹。
人工智能——
60年代中,斯皮尔伯格中学毕业,这时候他的父母已经离异,从菲尼克斯搬到了加州的萨拉托加。1963年整个夏天,斯皮尔伯格都跟叔叔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卡诺加园区。当时,好莱坞正处于电视的强烈威胁下,许多制片厂都把服装、道具、甚至摄影场拍卖掉,后来斯皮尔伯格捡了许多洋落,包括《公民凯恩》中有玫瑰花蕾的雪橇,《绿野仙踪》(Wizard of Oz)中小姑娘的红拖鞋等等。而另一些制片商开始转做更纯粹的商人,环球公司开设了一条叫做“灰卡”的汽车线路,凡乘坐这线路到环球公司的,可以在食堂与演员们共进午餐——然后他们提高了饭菜的售价,食堂从此从亏损状态转为盈利20%。
斯皮尔伯格到环球公司,乘坐的就是“灰卡”。 他带了一部自己的8毫米影片,当时一个职员答应为他安排一次放映,但等他下一次再去时,发现那个职员已经被开除,胶片也丢了不少,他只能继续寻找机会。正好当时环球负责人莱默里(Laemmle)把许多裙带关系都安插在片厂里,守门人以为斯皮尔伯格也是莱默里的什么外甥,拦都不拦他。这期间,斯皮尔伯格经常在拍片现场旁边参观,曾被好几位大牌导演赶出过片场,其中包括正在拍《冲破铁幕》(Torn Curtain)的希区柯克。
反而是一些电视导演更加和气。有位电视导演问斯皮尔伯格:你在这儿干什么?斯皮尔伯格说:我想做导演。那导演说:好,那我开工之后,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做错了。结果导演来真的,每拍完一镜,都去问斯皮尔伯格: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斯皮尔伯格窘得要死。不过他从此也知道,一个导演,就应该是在现场回答问题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
1964年,征兵通知发到斯皮尔伯格头上,那时候他正要进电影院,里面放的是《奇爱博士》。为了纪念这一天,他把这片子连看了两遍,心中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上学是惟一躲避兵役的办法,斯皮尔伯格进的是长滩的一家学院。那学校里没有电影课,每周的课程,用两天就可以打发完,其余时间斯皮尔伯格都花在了环球的片场里。
1968年,运气来了,一个有钱人丹尼斯·霍夫曼愿意掏1万美元让他拍部叫《Amblin’》的短片,条件是必须属他的名,即在片头写上“霍弗曼的安伯林”。斯皮尔伯格也高兴坏了,他弄了台35毫米的机器,拍了这部讲一对情侣从搭车相遇到旅行的影片。长度只有24分钟,用的都是业余演员。镜头语言已经达到纯熟的地步。这部影片对他影响极大,以至后来他把自己的公司就命名为“amblin”。后来环球电视网的头头席德·申伯格看到了,对他说:“你应该做导演。”斯皮尔伯格回答:“我也这么认为。”申伯格给了斯皮尔伯格一份七年的合约,开始斯皮尔伯格没签,因为他还没毕业,觉得自己不能确定。申伯格问他:“你想的是大学毕业,还是当个导演?”一周后,斯皮尔伯格签了合同。在这份合同限制下,斯皮尔伯格把每一分钟都卖给了环球公司。这在商业上被叫做“死亡条约”,只有疯子或有着疯狂野心的人才会签它,而斯皮尔伯格正好两者都是。环球公司这时也向约翰·米利厄斯提供了这种“七年约定”,但他拒绝了。
从此,斯皮尔伯格开始了他的导演历程。现在很少人提到他早期的电视导演生涯。其实正是这个时候,奠定了斯皮尔伯格的风格,磨炼了他的技巧。1971年的电视电影《决斗》(Duel又名《飞车杀机》)是斯皮尔伯格真正意义上的长片处女作。这部片子拍得像飞一样——因为它预计要在11天内杀青。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为了保住饭碗,大家都在玩命赶拍。你当时所要做的,就是祈祷摄影机别出故障。很多后来走上商业道路的新好莱坞导演,早期片子都受到B级片的极大影响。这个片子也是那种很有想法、很酷的B级风格,讲公路上的一个叫戴维的哥们和一辆载货大卡车互不服气,都想超对方车,最后闹得大卡车疯狂追杀戴维。整部片子都没有出现卡车司机的脸,有点像约翰·卡朋特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e),把大卡车当成了一种象征物。另一个很牛的地方是,这个电视电影对话极少,大概只有三、四处,整个片子充满一种莫名的让你慢慢沦陷其中的恐怖感。有个著名的典故,说因为这片子对白很少,剧本弄出来肯定不好看,斯皮尔伯格就想了个怪招,买通环球的警卫,让他把片子的分镜头脚本从大厅一直贴到boss的办公室。让boss看着看着就感兴趣了。这大概只是个聊斋故事,因为斯皮尔伯格当时已经是很重要的电视导演了。
张开大颚——
1967年的时候,没上过USC和UCLA的斯皮尔伯格找到了队伍,当时他正在上杰里·路易斯的课,和卢卡斯等电影小子不期而遇。后来卢卡斯把他介绍给了科波拉。
1973年,环球公司的头头理查德·扎努克和大卫·布朗花了17万5千美元买下了彼得·本奇利的小说《大白鲨》的改编权。最初,环球还在拍电视电影还是电影上有所犹豫。而斯皮尔伯格也不是那么想拍这样一部片子,他回忆说:“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想拍一部能留下印记的片子,不是在票房榜上,而是在人们的心里。我想成为安东尼奥尼、鲍勃·拉菲尔森、哈尔·艾希比、马丁·斯科塞斯……我想成为任何人,除了我自己。”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把一个旧好莱坞式的故事拍成像《教父》、《驱魔人》那样的新好莱坞电影的机会。最终还是接过了这个片子。
他也不喜欢本奇利的《大白鲨》剧本。这个剧本里没一个角色是可爱的。读过书以后,他觉得这个剧本是以鲨鱼为根本的,但应该有“人”作为剧本的根本。他找来约翰·拜卢姆,一个刚刚进城来的孩子,来重写剧本。拜卢姆走进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他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斯蒂文坐在这间阁楼的小木屋地板上,正在玩一个塑料直升机玩具。电源打开了,玩具飞到了一个角落里。我开始告诉他我对剧本的想法,然后他说‘哦,想法不错。’语气像个12岁的孩子。接着他说‘我得打开我的灵感音乐。’说着把一张詹姆斯·邦德电影原声放进机器里。”当时已经拿到了《桃木》(Mahogany)编剧的拜卢姆问自己:你真的想花一年时间跟这样的家伙混在一起么,还是去和托尼·理查德森、黛安娜·罗斯、安东尼·珀金斯拍《桃木》?于是他拒绝了斯皮尔伯格。
经过另外几位编剧(包括斯蒂文的朋友米利厄斯)的修改,剧本终于成形了。但拍摄的过程就像斯皮尔伯格曾说的:《大白鲨》不过是一部用来赚钱的灾难片,但这个片子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当时负责模型的罗伯特·马蒂把人造大白鲨起名叫“布鲁斯”。它的外壳像个钢制盔甲,人们把它安放在一个12英尺长的钢架上。他们一共制作了3个同样大的大白鲨模型,每个1.5吨重,建造费15万美元,一个大白鲨模型需要13个人控制!当它被拖入水中贴着水面活动的时候就像真的一样。可在拍摄时,它的眼睛经常不听话地对在一起,当人们跟它搏斗时,它的嘴里流出了血但控制流血的机关却失灵了。由于“布鲁斯”身上到处都是凹陷、擦痕、附着物和被盐水腐蚀的斑迹,人们必须每天晚上对它进行清洗、修理,用吹风机将它吹干,然后重新喷漆——还有船上的水箱漏水、发动机着火、工具和设备丢失,总之麻烦事一大堆。一场暴风雨让拍摄工作停了几天,制片威廉·吉尔莫冥思苦想打算把拍摄工作挪到—个便宜又安全的地方去——比如加勒比甚至印度尼西亚。
终于,申伯格忍不住了,他对斯皮尔伯格说:“你知道,在水箱里拍会更快、更省钱。”
“但是,我想在海里拍会更真实。”
“‘真实’是很花钱的。”
“我明白,但我真的对这部片子有信心。”
“呃,我给你两个选择:现在退出,我们会想个办法把现在花的钱弄回来;或者你待在这儿拍完这片子,你可以做到。”
“我想留下来拍完这部片子。”
“好极了。”
于是环球给斯皮尔伯格弄了个大水箱,让他在这里完成了特效拍摄。但影片已经比原计划时间拖延了4倍,开销增加了3倍。到了1974年7月17日,他们只完成了96个镜头。最初剪的试映版完全一团糟,镜头衔接稀里糊涂,苦心制作出的鲨鱼模型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最后大家决定减少鲨鱼的镜头,直到第三幕戏才让它露面。这本来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无奈,但后来却成为被人们推崇的悬念营造方式,真是世事难预料。
1975年3月,《大白鲨》终于完成,进行了业内试映。出席观看的业内人士在影片放到第一个受害者遇难时,就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大卖特卖!“我们知道一定有戏,”MCA前总裁席德·申伯格说,“所以信心十足,敢于在宣传推广上下大赌注。”
当时影片的营销方法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好莱坞对电视的敌视,通过电视做广告的方式还不盛行。影评和观众口碑才是票房的保证,这从当年围绕《邦妮和克莱德》的激烈的影评之战就可见一斑。在《大白鲨》之前,哥伦比亚公司曾为一部本来会是一场票房灾难的监狱片在全国的电视网上作了大肆宣传,最终票房奇迹般大收。环球公司立即有样学样,《大白鲨》紧随其后,向ABC、CBS和NBC 投放了7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这在当时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环球做的另一件事是扩大首映范围,不再是先在少数几十家影院放映,然后再慢慢辐射,而是直接在开画时就在409家影院首映——这在1975年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而且很快,把放映院线扩大到675家,首周就拿下了700万票房!之后,《大白鲨》将《音乐之声》、《教父》、《骗中骗》的天文数字票房一一抛在身后,环球公司整个夏天都忙着数钱了。
第三类接触——
1975年6月底《大白鲨》的出现完全成为一个全民话题。“1975年的夏天,我对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都感到很满意,”斯皮尔伯格说,“我在电影的世界中感到平和。我坐在车里,决定奖励自己一支甜筒冰淇淋。于是我走进梅尔罗斯(波士顿郊外住宅区)的‘31种’冰淇淋店,里面的人排着长队,他们都在谈论《大白鲨》。他们在说‘天啊,这是我看过的最吓人的电影了。我看了六遍!’几乎整个31种的店里都在谈论这部电影。我拿着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我最喜欢的口味,回到车里,开车回家。打开电视,新闻里正在讨论《大白鲨》现象。我忽然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在看这个片子!我第一次真正被我造成的“大白鲨现象”触动了。我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那就像你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人领养,而外面有上百万的想马上就得到这个孩子。你就是这个孩子值得骄傲的前父母。现在,《大白鲨》这个孩子属于他们了。这种感觉真好。”
从《大白鲨》成功的那一天起,好莱坞就被完全改变。所有商人都开始从中学习新的生意经。在发行上首先要扩大首映的戏院数,这个数字逐渐从几百到一千,再爬升到2000、3000,乃至更多。再有,电视广告成为非常重要的常规宣传方式——这两种措施都会大幅增加影片的发行成本;而影评对票房收入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至少对恐怖、动作、喜剧等特定类型片而言是如此。随着成本的飙升,回避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好莱坞开始极为复杂的国际资本运作,开始更加依赖大明星担纲和营造视觉奇观。同时,因《大白鲨》带来的巨额利润,也刺激了制片厂对“大片”的喜好,老板们巴不得每部影片都是《大白鲨》,他们从此坚信,电影是“越大越好” (bigger is better)。
成功来得太快,这一切令斯皮尔伯格喜不自胜,他终于可以和科波拉、弗雷德里金平起平坐了!而他们的另一位朋友,乔治·卢卡斯也将在两年后的夏天缔造另一个神话——《星球大战》。对,都是夏天。如果我们回头考察《大白鲨》之前十多年的美国电影年度本土票房冠军,除了《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外,无一是在夏季上映的。1975年后,暑期大片统领全年票房榜已经成为业内惯例。暑期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好莱坞全年的钱袋子是否充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暑期大片”(Summer Blockbuster)就是从《大白鲨》发展出的一个概念。曾在环球、哥伦比亚任职的马文说:“自从《大白鲨》后,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夏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了一周内整个七天都很关键,而以前一周只顾三天。”
这部片子让人回忆起了电影小子们在德·帕尔玛家附近的海滩聚会。那大概是在1971年前后。当米利厄斯在快乐冲浪时,斯皮尔伯格却在躲避着水。朋友们向他喊着:“来啊,让我们到海里去。”他的回答却是:“不,不,不,那太糟糕了,那里有邪气。那里有些你甚至都不想知道的东西。”
“你害怕水母?那里没有水母的。”
“不,不,不,长牙的东西。”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我不沾水。”
结果这个不喜欢水的家伙把自己这种恐惧拍出来去吓唬所有的人。以至很多人从此对去海边游泳有了心理阴影,就像希区柯克把浴室变成了一个吓人的地方一样。自然,这种恐惧不仅仅是一只到处咬人的鲨鱼那么简单。后来的人无论怎么模范、续拍,也无法还原斯皮尔伯格带来的那种惊惧效果了。当然因为那些导演不是斯皮尔伯格,但也因为他们不在“那儿”,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
1976年6月,《大白鲨》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从此成为了一个时代寓言:彼得·本利奇的同名小说写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而影片《大白鲨》则是在美军撤出西贡六个星期后发行的。越战泥潭、信仰危机、经济震荡、叛逆一代的茫然……正如《时代》文章中所说,《大白鲨》中的巨兽代表的是一种未知的恐慌——平静水面下潜伏的危机:“观众经过了不寒而栗的两小时后,一旦走出影院,就会感到他的现实生活比影片中表现的灾难片要舒畅。” 斯皮尔伯格在当时的宣传访谈中强调了《大白鲨》的现实意义,他强调他删除了原作中有关婚外恋的故事,是为了让电影更集中地折射现实。在《大白鲨》中,危机事件中挺身而出的全是普通平民,当时的影评人伦纳德·奥斯特宣称:“《大白鲨》标志着好莱坞的传统主题——伟大的凡人在70年代重又抬头了。”没错,三年之后,高歌猛进、火花四射、叛逆狂野的新好莱坞电影就将被《克莱默夫妇》、《普通人》这类回归平凡琐碎和家庭的影片所代替。整个80年代都在从60、70年代的左倾向右倾保守的风气回归。
每个人都曾有自己的梦想,无论你想不想做艺术家。《大白鲨》终归都改变了一切。权力,曾经只是达成艺术之梦的手段,现在成为惟一目的。电影,作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日渐远去。科波拉、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哈尔·艾希比、博格达诺维奇、施拉德、罗伯特·阿尔特曼、德·帕尔玛、丹尼斯·霍珀、阿瑟·佩恩、特伦斯·马立克……每个人都回不去了,上面提到或未提到的那些电影小子,有的人顺应新的潮流如鱼得水,有的人继续横冲直撞直到头破血流,有的人适度收敛野心在和制片人的博弈中权衡进退、伺机出击,还有的人终被残酷的游戏规则所淘汰。
注:本文很多内容来自英文版的《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 Drugs and 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还用到了已故作者王崴当年的一些文章片段,在此再次向这位电影迷,我们的朋友表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