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 第1页

有一段时期，不少人为中国人口太多而忧心忡忡。媒体上盛传一句话：“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就是说，因为批判了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才造成了人口过多以致拖累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有的文章直接向那个时代的最高领袖追责，认为毛泽东要为错批马寅初而造成决策失误负责，甚至声称其“代价”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用100年的时间来偿还。
但是，有一本书告诉大家：“历史不是这样的。”这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专著《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2015年）。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梁中堂详尽收集了《光明日报》《北京大学校刊》《新建设》等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有关的杂志，以及为马寅初平反的相关资料。该书对历史事件进行了严肃仔细的分析，凡资料来源均给出出处并作出相应的注释和说明。
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历史事实呢？
第一，马寅初是在中共和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之后，才有了人口问题的发言和“新人口论”的，并非毛泽东接受马寅初的建议才实行计划生育，更谈不上马寅初提出该主张后遭毛泽东的拒绝和批判。
在刚解放时，节制生育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主张，故无人提及。但很快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1953 年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都表达了支持节制生育的态度，卫生部也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这显然不是哪个个人的行为，而是反映了中共领导层已形成的共识。以当时的领导结构可知，这个共识必定是在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形成的。
马寅初在解放前曾主张节制生育，但在解放后也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直到看到中共领导层的这个态度后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民主人士是邵力子，他在1954 年9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避孕问题。马寅初是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引起热烈争论，他收回了自己的发言稿。争论双方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民主人士。
1956年的中共八大，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已经明确。毛泽东在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全场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正是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使整个社会改变了对节制生育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讲话后，马寅初马上给予回应：“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为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在大会“结束语”中，又说：“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正是在毛泽东讲话的鼓励之下，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毛泽东讲话中也提到：“从前他（指马寅初）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可见，之前马寅初的主张受到的反对并不是来自中共，更不是毛泽东。
第二，马寅初在1958年至1960年期间确实受到批判，但并非来自中共领导层的安排，特别是在人口问题上，从来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1958年，在当时“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政治气氛下，各大学兴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热潮。北京大学当时担任着各个系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的，基本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无例外地受到了师生大字报的批判。马寅初也难以避免。马寅初作为经济学家，受到批判的是他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其中作为附录收入了《新人口论》。被批判的首先是他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也波及到他的人口理论。《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批判，也刊登了马寅初反批评的文章，在1959 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随着马寅初的反驳文章在《新建设》上的发表，又形成了一轮争论和批判的高潮。
虽然争论双方的文章都得以发表，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批判一方确实呈压倒声势，但是并无证据表明这个批判来自于中共高层的指令。事实上，无论在反右运动中，还是在后来的“文革”中，马寅初都是受到保护的。（笔者注：据别的资料，在反右运动中，周恩来直接出面保护过马寅初；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声势最大的时候，周恩来也劝说过马寅初做一些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平息群众批判的势头，明显出于保护之意。）正因为这样，两次批判马寅初的浪潮都不了了之；直到文革及文革后，马寅初始终享有国家领导人（行政三级）的政治地位及相关待遇。
梁中堂的文章，使得几十年来媒体宣传在人们头脑里绘就的历史图像褪去了人为抹上去的色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何虚假的捧高和贬低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也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再认真看一看毛泽东的人口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批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所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艾奇逊在白皮书中为了为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辩解，采用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必然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他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在这里不仅在为美国和国民党的失败辩解，而且还预言：“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犀利语言驳斥道：“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并且豪迈地回敬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以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尊崇而与马尔萨斯理论根本对立，这正是毛泽东人口理论的核心，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在人口理论上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52至1957年出现了解放后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然而，艾奇逊 “人口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发生，相反，生产的快速发展，使人均国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情况都有了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革命加生产”的伟大实践宣告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破产。
马寅初曾经认为：“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实际上还是受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这句话，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马寅初也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赞成计划生育，是以一种积极的方针使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物质的生产协调起来。与那种用消极悲观的态度看待人口增长，纯粹把人口当成包袱，甚至宣扬“多生一个就必然多一份负担，少生一个则多一份胜利”的观点不同，毛泽东主张人口的发展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时候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对于人口稠密的地方，要少生一些，在人口过少的地区，则要多生一些；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要增加些才好”，有利于民族平等。在宣传计划生育的同时，毛泽东始终坚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要提倡和宣传计划生育，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发展还处于“必然王国”，“还完全不自觉”，特别是在文化程度普遍还不高的中国，人们还受到旧社会“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束缚。放任自流，任其“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但毛泽东相信：“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和其他一些人主张节制生育的想法根本不同的是，毛泽东始终把计划生育看作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事情，而不是把人民作为治理的对象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他反复告诫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作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宣传教育，启发群众的自觉。他主张把计划生育的内容编成小册子，挨家送，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他还说：“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他相信，经过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对国家、对个人的好处，就会有自觉的要求。他说：“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有关部门为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便利条件。他主张避孕药不收费，还说：“避孕药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不好意思去拿。”真是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了。
在这样的方针下，中国的总生育率自1965年起逐年下降，从1965年的6.38下降到1978年的2.94。（总生育率，是指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人口学界将总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一旦达到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总生育率低于2.1则视为低生育率。）
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在媒体大呼“人口压力”，盛传“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舆论下，从1979年开始，全国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梁中堂研究员当时对“一胎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测算，“认为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采取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然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化。”他作了如下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大约十年的人口占据我国总人口的比例特别大，这部分人在当时正开始进人婚育年龄，实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对象和主体正是他们。如果实行二三十年的‘一胎化’，当他们陆续进人到60岁的时候就是人口统计上人口老化上升最快的时期。届时必然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兵源不足、家庭结构四二一等等现象。总之，极为严厉的生育政策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特别重要的是，我国还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处于个体劳动阶段，农村社会化程度相当低，只许农民家庭生一个孩子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情。”（见《社会科学论坛》2010.9）但是他的意见未获得采纳。事实上，查人口数据，我国在1991年总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的2.1，至今已持续30年的总生育率下降势必造成人口老化等严重社会问题。（2020年的人口普查得到总生育率仅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高度敏感警戒线”）
在这个过程中，更应该引起反思的，是那种行政手段的强制做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王伟在一次会上所讲的“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相比一下，以前的计划生育工作，都是提倡性的。1973年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华国锋就明确说:“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这当然是贯彻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可是在僵硬的行政命令及高额罚款下，出现的是干群之间的严重摩擦以及超生游击队之类的怪现象。
在对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作了认真反思之后，梁中堂严肃地指出：“婚姻、生育之类的事情都属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新中国的建立，让中国人民从此获得了婚姻和生育的自由，也就应该享有自主决定婚姻、生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