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动者,最终倒在了障碍重重的路上。
我想到了自身近期的一些遭遇。
本月初,父亲因膝盖骨质增生,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进行了一次手术,术后因轮椅无法装进出租车,于是乘地铁前往高铁车站。原本从医院到地铁站仅一公里的路程,却因为人行道被各种车辆堵塞而不得不冒着危险在车行道上推行。这一公里的路走得人心惊胆战,不但要留意脚下的坑洼,还得躲避各种逆行的电动车和自行车。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直梯运行正常,顺利进站。
更大的障碍在地铁站内。首先,长沙地铁检票闸机口只有供正常人通行的闸机,轮椅无法推行,只能央求地铁工作人员打开栏杆,才得以进入;其次,地铁车厢和站台地面之间有约10厘米的缝隙,且存在高差,轮椅的前轮被卡在缝隙间动弹不得,后经过几位乘客合力,才将轮椅抬进车内。
原本以为,无障碍设施的缺乏是阻碍行动不便人士走出家门的最大的障碍,后来发现并不是。就在我推着轮椅下车时,身后一名男子正在大声抱怨:“残疾人坐什么地铁”。受这一番折腾和抱怨,父亲几乎落泪,虽然他只是做了个手术,并不是残疾人。
文军是宁夏固原人,生于1972年,1997年8月因交通事故造成C水平脊髓损伤(不完全损伤)。2006年,文军在北京创办截瘫者之家。截瘫者之家每年会举行脊髓损伤患者出行活动,至今网络上仍可搜索到相关活动的记录和报道,该活动旨在鼓励脊髓损伤患者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相关报道中,脊髓损伤患者跟随活动,已去过北京、南京、西安、宁夏等多地。而文军正是殒命在云南大理考察筹办“SCI感受阳光、享受快乐——云南行”活动返回住所的途中。
这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悲剧: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动者,最终倒在了障碍重重的路上。
"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就像文明社会优待幼儿和老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是幼儿,也终将变成老人。这句话里面蕴含的一个逻辑是,在现代风险社会语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残障者,都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残障者。
残疾现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也同样体现着人类的多样性。权益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人权和社会文明。
行走在中国的城市里,你很少能见到残疾人,并不是中国人体质更强,致残率低,只是你看不见而已。据统计,全世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障碍。“他们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少数派。”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官方网站“联合国与残疾人”(United Nations Enable)这样说。
据中国残联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共有8502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比例的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不少。例如在美国,根据人口普查局报告中的数字,美国有5100多万人(占总人口约18%)有某种形式残疾,其中约3250万人有严重残疾。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两个残疾人福利项目分别是:社会安全残疾保险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全国性的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 福利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在2015财政年度里,两项福利总额为2070亿美元。
究其原因,美国对于残疾的定义要比中国广泛的多。除了直接能看到的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等等,美国的定义包括患有诸如多发性硬化、糖尿病、癫痫症、HIV和乙型肝炎及许多其他疾病的人。如此宽泛定义的背后原因是要确保那些人也得到美国残疾人法(这是一部反歧视的法律)所确保的保障。美国劳工部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解释说,这个数字以个人自我报告的“失能”为基础,涵盖在任何方面失能的个人—— 包括智力、身体、感官、精神和沟通方面。
回到文军之死的关键问题上,即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一个惠及所有人的无障碍通行的空间环境。
所谓无障碍环境,《残疾人保障法》在 2008 年重新修订时,在第七章以“无障碍环境”作为标题,指明无障碍环境的内容不仅包括物质环境无障碍,而且还提出了信息交流的无障碍。
物质环境无障碍包括建筑物、道路、交通设施等的无障碍,这些建筑物的修建应当符合通用设计标准,满足残疾人的正常生活需求。《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应当符合残疾人的实际需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物、道路、交通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并且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规定,逐步推进已建成设施的改造,优先推进与残疾人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李迪华,为了体验现实中残疾人的出行环境,曾经带着学生们进行过一场感受课,所有人都“全副武装”亲身体验了一下各种设施。为此李老师为学生们准备了两台婴儿车、两辆轮椅、六副拐杖,让大家在公园里和大街上尽情“游玩”三个小时。
结果发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园,寸步难行。
推婴儿车的没走两步,便与电线的斜拉线完成了亲密接触;
拄拐杖的刚准备开逛,就被高高的石阶阻挡了前行的道路;坐轮椅的滑了两步,却发现轮子被由石头拼接成的道路卡住了追梦的旅途。
突然出现的行道树,轮椅无法通过,“残障人士”只能自力更生,下地行走。
上完课,大家纷纷对老师大吐苦水,觉得这里的道路对残疾人非常不友好,寸步难行四个大字被写在每一条他们走过的路上。
然而,李老师的课程中展现的情形并不是个例,这是中国马路上最普遍的状况。
2017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的《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显示,全国102个城市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低,被占用现象普遍存在,普及率仅有40%,甚至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卫生间普及率不及20%。
无障碍建设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被提到国家议事进程。
1985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北京市残疾人协会、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发出社会环境无障碍建设倡议,开展了试点改造,并在当年进入人大提案和政协建议;1989年,建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编制颁布实施了《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这一规范标志着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走上正轨。此后,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2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获国务院通过,同年《无障碍设计规范》上升为国家标准;民航、铁道、信息产业也都发布实施无障碍规范,盲道、轮椅坡道等内容被作为强制性标准条文。
这无不说明,无障碍环境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已在依法全面推进。然而自第一部规范颁布,至今已30年,无障碍依然障碍,原因何在?
搜索相关报道及研究,其原因都是可想到的:
“法规问责软,条款多是倡议和鼓励,缺少切实有效的惩处措施”;
“无障碍建设配套性、系统性不够,新旧不衔接,有点无线,有线不成面,使用频率不高”;
“施工单位责任意识和施工人员缺乏认真态度”;
“无障碍设计失范,建筑设计师处理政府决策、管理部门执行力度和使用者三者协调性关系方面存在问题”;
在2012年施行的《无障碍建设条例》规定,不仅城市要发展无障碍环境建设,乡镇的发展也应逐步达到无障碍环境的要求,但同时也规定,无障碍环境的发展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从人权的角度分析,障碍者只是在身体功能上出现了减损或者丧失,但他们作为人性上完整的人,他们享有一切人所享有的权利,也享有工作、受到教育以及作为人不被歧视受到尊重的权利。
如果不是无障碍通道被堵,如果不是危险区域没有防护设备,文军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联想日常看到的城市公共环境,又会觉得这些如果的假设太过苍白。残疾人不会因为不上街而减少,而基础设施的缺乏让这种情况加剧,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更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将无障碍设施视作可有可无的鸡肋,而大众停车阻拦占用无障碍通道心安理得,形成恶性循环。
痛定思痛,尽早做一些改变的努力,那是对勇敢的不幸者文军最好的悼念。
参考资料:
1.《无障碍环境之难》,来自《三月风》2017年第二期,作者李樱。
2.一席演讲,李迪华:《“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
3.人权视角下的残疾人无障碍环境研究 ,徐明峰,西南政法大学
如何看待?
很难过,也很气愤。残障人士还是太弱势了,声音还是太小了,我们的相关教育还是太匮乏了,更重要的是该负起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还是太不作为了……所以很多健全人士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残障人士不存在。
我用自己近期的亲身经历来说说,为什么残障人士的权益这么容易被忽视。
我上班的路上,经常经常经常(不是我手抖打重复了,是实在太经常了)有私家车停在行人道上,当然也就霸占了盲道。
(补图:昨晚写的答案,今早上班就能拍到乱停车的,大家想想这得有多“经常”吧!)
从今年5月份起我开始不定期拨打市政电话,要求他们设置隔离桩。
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打过十多次12319了,以至于市政接线员都记住我了。那么,私家车停行人道这件事进展如何呢?
不好意思,隔离桩依然没有,私家车依然停在行人道,盲道依然被堵死。
今天又看见一辆车停在行人道,我改打了122。然后呢?
122接线员和我确认了车停的位置之后,告诉我,停在行人道不算违章停车,这个不归他们管,要去找市政。球又踢回去了。
(补图:拨打122和12319的通话记录。)
问题来了:车停在路边不在停车位时,交警贴罚单是很积极的,但只要把车开上同样没有画线的行人道,就不算违章停车了?
那好,车主都知道了,我要是随便把车停路边会被贴罚单,但只要开到行人道上去,就没人管了,我为什么不开上行人道呢?所以这个“停车教育”是谁引导的呢?
你看,就简简单单一根隔离桩的事,就愣是卡在这不解决,而我作为一个“爱管闲事”的市民,除了一遍遍打电话之外,毫无办法。
而且,我并不是生活在落后的36线乡镇,怎么说也是知名二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更广泛的地区又会怎么样?我是不太乐观的。
2015年,我曾听过一场周云蓬的巡演。在开始之前,先播放了一段视频,拍摄的是周云蓬独自走盲道的一段经历。
期间他遇到各种障碍,盲道被占用,盲道莫名断了,被障碍物绊倒……现场的不少观众可能是第一次有机会看见视力障碍者出行有多艰难。
2018年,我自己曾崴了脚,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方便出行。在那段时期,屈指可数的几次出门,每次都深深感受到城市建设对残障人士的不友好。
当时我写过一条想法,感慨残障人士的比例并不低,但人们却很少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很难活跃在我们身边啊!
最后,对于我上班路上乱停车的问题,我还是会继续想办法反映,争取解决。也希望大家看到类似现象时,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努力。
“少数派”“弱势群体”的事情,永远不单单是“他们”的事情,而是关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也可能会有生病受伤的时候、养育幼儿的时候、照顾父母的时候、自己老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身强体健的时候,都漠视残障人群的权益,怎么能指望自己变弱那一天,社会就突然变美好懂得关爱弱势群体了?
没有什么天生的素质高低,都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我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的。
(下面是我的想法截图,真的是如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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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市长信箱写了信,有后续会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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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市长信箱起了作用,设置障碍桩的问题已解决,如图。
在知乎上一直被骂得狗血喷头的腾讯游戏,今年出过一款公益游戏《见》
玩家将扮演视觉障碍者,用盲杖感知的方式模拟现实中的盲人
游戏流程不长,短短的一段路
盲道上却充斥着突然打断的污水井盖
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私家车
以及莫名其妙出现的电线杆
我们一边玩着游戏
一边在心里骂着游戏制作者混蛋,故意设置这些障碍
然而
这其实是游戏制作人在中国的万千条道路中,随意截取的一条
这就是我们国家盲道的现状
这就是我们国家无障碍设施的现状
所以出现文军这样的惨剧时,我们其实应该早就预料到有这样的是会发生!
大家是不是觉得,身边的残疾人感觉没有那么多?所以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并非燃眉之急?
中国有1000万视觉障碍者,数千万低视力人群,还有我们根本都无法想象数量像文军这样的各种残疾患者需要各种各样的无障碍设施,光每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的老年中风偏瘫致残患者就有数百万之多!
我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
玩玩《见》吧,体验下身边1%甚至3%同胞的痛苦,然后让我们力所能及的做点儿什么,
实事求是的讲,无障碍设施(最重要的是盲道和坡道)在我国大面积缺失,只要中央不把这一项列入地方年度考核,在中国无解。
目前只能期待电动轮椅增加上下台阶的能力。
索多玛要是还有三个活着的义人,也不至于造致天罚而灭亡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世界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