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答一发,
先说结论——如果认为“和平和稳定是指国际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变化不足以撼动整个国际体系,且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的话,冷战后美国对和平和稳定的促进作用大于破坏作用。至于是否是威胁,这要看美国能否适应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顺带一提,我看到的问题是:『美国是对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关系的威胁吗?为什么?』,不要说我跑题。
正文:
国际关系学中,有个概念叫『霸权稳定论』,主要代表学者是查尔斯·金德尔博格和罗伯特·吉尔平等。霸权稳定论认为,在以国际社会无政府(不存在强制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的超国家权威)状态为特征的国际格局中,“极”的数量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有强相关关系,但就“最稳定的极数是多少”这个问题,各界争论不休,比如“单极稳定论”(沃尔弗斯)、“两极稳定论”(沃尔兹)等。
拿两极稳定论举例,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著作《国际政治理论》(1979)中指出,二战后,当且仅当国际格局中只有两个“极”的时候,最能保证稳定与和平(稳定和和平,指的是国际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变化不足以撼动整个国际体系,且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需要强调的是,他认为国际社会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以核武器技术发展为代表的军事实力的相互威慑造就的。多极势必带来国际社会的混乱与战争。然而,沃尔兹的观点提出之时,冷战并未结束,可以说,美苏争霸是他两极稳定论的原型。
此外,吉尔平的单极霸权稳定论认为单一大国会建立并塑造以市场为主的规则和程序,再用符合自己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规则塑造他国行为,以此形成单极领导下的稳定。
我认为,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与否,受主要大国的互动性质决定,而极的数量可能会导致互动性质的变化。
冷战后近三十年的现在,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以经济事务为代表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基辛格曾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想必说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不为过。有趣的是,即便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结构性矛盾也不会轻易导致战争。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二十世纪末新兴起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主权国家为主,国际组织为辅)所进行的、饱含观念内涵的互动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赋予了权力以意义,进而建构了国家的利益取向。在不同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给他国表现出的意义不同,互动的影响(建构起的身份)也不同。比如东北亚的某半岛国家的核武器和某西欧国家的核武器对美国的意义是不同的。
国家间的交往方式深受其长期以来的互动内容所建构起的身份影响,也就是说,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同样,互动方式的建构使得国家对利益的理解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比如,纳粹德国的利益需求并不是和平。
极的互动带来的身份建构和利益建构是不同的。作为当今世界众大国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和美国,如果它们交互建构的身份是朋友,那么两国就会力求和平与发展;如果身份是敌人,那么两国就会拼命压制对方,直至摧毁对方。但事实并不会那么黑白分明,两国的身份仍处在不断的变化与重塑之中。用两极稳定论的话语来理解,两国的良性互动会促进稳定,恶性互动会导致动荡。
对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而言,中国的崛起势必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其前任的围堵政策不同,特朗普的做法更“粗暴”、更“直接”,但效果可能不如均势遏制。对固执的特朗普而言,世界仍是单极的,他拒不接受中国的发展,所以他对两国的身份和利益建构产生了滞后,互动方式也并非最优。同时,中国借美国地区主义权力收缩的空档塑造着自身的话语权,如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等,为自身发展铺平了一段路。
回到问题本身,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依靠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建立起来的,其他答主所认为的美国在各地挑起战争确实不假,但如果美国没有制定国际制度和规范,反而过早选择地区主义,那么权力真空可能会由各国的核军备竞赛填补。而现在的美国选择了地区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究竟能否实现MAGA,我觉得很难。这次的权力真空如何填补,想必中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国际社会纷繁复杂,而冷战也已结束近三十年,新的时期要有新的思考方式。我不是在唱衰美国,但是国内政治过分凌驾于国际政治之上带来的往往是背离国家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