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何能被立为皇帝？ 第1页

刘恒之所以能在诛吕后被立为皇帝，并非他势弱容易受制，也不单是功臣们怕被清算。其本质，乃是功臣集团为恢复由白马之盟构建的，以中央、功臣、同姓诸侯王三方互相牵制的政治平衡，以保证不再出现政治动乱，达到三方各得其利相安无事的目的。

白马之盟

汉六年至十二年，刘邦剿灭除长沙王吴臣之外的所有异姓诸侯王，并陆续分封皇室子弟为王。大概在汉十二年前后，刘邦与大臣刑白马而约盟，即世所谓白马之盟。

盟约的内容史汉中几次提及，大同小异，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

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按此盟约，则非刘氏不可为王，无功不可封侯，并且必须「上所置」，即分封权由中央（皇帝）把持，他人不可自立为王侯。皇帝虽有封王封侯的权利，但封王仅限于刘氏，封侯仅限于有功，否则亦是违约。

白马之盟对于皇帝、功臣、诸侯王的权利各有保障，同时也让三方相互制约，以保证汉政权之稳固。非刘不王保障了诸侯王的利益，非功不侯保障了功臣集团的利益，封赐权保障了皇帝的利益。同时，皇帝不可为所欲为肆意分封，否则功臣与诸侯王可予以制约。功臣与诸侯王也必须拥戴皇帝，不可自立，任何一方违约，天下共击之。

为何刘邦要如此布局？自然为了天下稳定，恐怕也是吸取秦亡的教训。

秦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有三条：

• 皇帝昏庸，肆意决断政事。
• 大臣专政，甚至图谋自立。
• 不封同姓，无人可以勤王。

刘邦以皇帝、功臣、诸侯王相互制约，可以不同程度的避免任意一条。

皇帝不可肆意决断政事，也不敢，否则容易遭到功臣与拥有继承权的诸侯王攻击。大臣不可专政，否则诸侯王必然发难。附带一点，诸侯王若谋逆，则大臣予以制裁。

吕氏违盟

高帝死后，政权很大程度上由吕后控制。此时相互制约的三方仍是中央、功臣与诸侯王，只不过代表中央的是以吕后为首的外戚势力。惠帝死后，陈平等大臣怕吕后发难，便请拜诸吕为将控制南北军，宫廷之内也多吕氏党羽，致使吕后彻底控制京城大权。

吕后遂封诸吕为王侯，违背白马之盟。

违背非功不侯问题尚且不算很大，毕竟对「功」的解释很有弹性。而违背非刘不王，则太过扎眼，没有任何缓和余地。

吕后想封吕氏为王，问功臣集团的代表右丞相王陵，意在取得功臣的认可。王陵抛出白马之盟非刘不王的约定，吕后自知违约，除了不高兴也没有任何办法。她又问陈平跟周勃，这二人认可封吕氏为王的提议。

陈平认可封吕氏为王，史称「伪听之」，未必仅仅如此。陈平此人颇为圆滑，善于见风使舵，总能获得当权者的喜爱。高帝末年，他与吕氏本就较为亲密，顺承吕后实在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不过其时功臣集团不得不屈于吕后威权之下也是事实，吕氏控制南北军，掌握长安与宫城。功臣集团中的高层尽在长安，若起冲突极易被一网打尽。

吕后以威权压制功臣，前后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还有外孙赵偃为鲁王。更以吕氏女配诸侯王，加以监视与控制。这些举措主要侵害了诸侯王利益，刘姓虽愤愤不平，亦不敢与吕后相抗。对功臣而言，吕后封了许多吕氏为侯，也一定程度的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此时功臣与诸侯王只能隐忍，事情转折在吕后病重时的一系列安排：

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吕后知道自己违背白马之盟，大臣不服，只是慑于吕后威势，暂时隐忍不发。可她一死，吕家年轻一辈如何镇的住功臣旧将？所以他担心功臣乘机发难，在将死之际进行了人事调动，以确保吕氏不被功臣所制。

军权上，她先让吕产、吕禄亲自控制南北军，掌握京城防卫，并叮嘱他们不要送葬，免得被功臣乘虚而入。政权上，吕产任相国，吕禄女为皇后，吕后一番操作，可以说各方面多角度控制汉廷最高权利。

尤其相国之位归于吕氏，对功臣集团刺激极大。虽说白马之盟并未规定丞相之位属于功臣集团，但自萧何以来，功臣集团任丞相已经形成惯例。也可以说这是维系白马之盟的重要举措，若功臣不任丞相控制国家行政，如何能阻挡中央违背白马之盟呢？

此时功臣失去丞相位，亦无军权，《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当时形势曰：

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

此举大大侵犯了功臣集团的利益，吕氏之所以如此嚣张，究其原因便是功臣对吕氏为王的隐忍，使得中央外戚得以也不得不进一步打击功臣与诸侯王，从而打破三方制约的格局，将政治决定权完全控制于中央。

通俗点讲，吕氏在利用职权便利先下手为强，既然功臣与诸侯王早已不满，与其坐等他们发难，不如进一步打击。况且吕后已死，不孤注一掷也没有其他办法。

史书上说吕氏欲作乱，估计是想诛杀功臣，不见得敢自立。朱虚侯刘章写信让齐王发兵，杀吕氏以自立，他在长安与周勃、陈平等功臣做内应。齐王发兵某种角度上也违背白马之盟的「上所置」，即中央权利掌握在皇帝手中。而能制裁诸侯王的还是功臣集团，见齐王发兵，吕氏又不得不依赖于功臣去平叛，所以吕氏在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想打破三方制约的格局是很难的。

顺便，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吕氏集权的行为未必不对。文帝、景帝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吕氏以外戚的身份，并且操之过急致使矛盾重重，失败确在情理之中。

诛杀吕氏

齐王发兵必然需要理由，美其名曰「勤王」，《史记·吕太后本纪》曰：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信中未提白马之盟，我估计此盟约只是高帝与功臣的约定，诸侯王未必在场。然而他们的利益也牵涉在此约中，自不待言。所以齐王信中除了指责吕后杀害高帝儿子，便是王诸吕一事，且结尾一句明言起兵缘由：诛杀非刘氏而为王的人，与白马之盟暗合。

吕产派灌婴率军迎击齐军。灌婴既然属于功臣集团，则其利益自然不与吕氏相合。也许吕氏想拉拢他，但他必然倾向于功臣集团，不会忠心于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吕氏。吕太后本纪说灌婴军至荥阳「谋曰」，而灌婴传更直白的说「乃与绛侯等谋」，显然周勃等人与灌婴早就串通一气，灌婴驻军荥阳不击齐军应是功臣集团共同的意见。为的是以齐军威慑吕氏，长安的功臣好在中央乘机夺权。

至于功臣集团一致团结的原因，怕要归功于陆贾了。他为陈平画策，为诛杀吕氏做准备，游说于公卿之间，应当就是联合功臣。当然，最重要的是联合陈平与周勃。

长安这边功臣也在想办法打开僵局，周勃欲夺北军，可惜进不去。只好让跟吕禄关系较好的郦商之子郦寄去骗吕禄，趁机偷袭。《史记·吕太后本纪》载郦寄言曰：

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我们知道，吕氏之所以想孤注一掷，就是知道违背非刘不王的约定，功臣与诸侯王不会善罢甘休。郦寄却骗他说大臣与诸侯王都同意立吕氏为王，你现在与吕产都罢权归国，齐国退军，你也可保安然无恙。

实际上郦寄骗吕禄只是功臣的其中一招，为瓦解其心，即便他不上当，周勃也不见得夺不了军权。当时负责符节的纪通也属于功臣集团，恐怕也早已被陆贾说通而与功臣联合。纪通持符节矫诏帮助周勃进入北军，郦寄与典客刘揭又劝吕禄让出将印，周勃遂得北军。有意思的是，文帝诏书说刘揭「身夺」吕禄将印，夸耀或实情就不好说了。

正当此时，吕氏一党的贾寿从齐国回来，说了灌婴与齐王联合之事，催促吕产入宫，大概是要控制皇帝。曹参之子曹窋听说此事，便通报周勃。《吕太后本纪》曰：

周勃……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

当时未央宫与长乐宫各有卫尉。前人多认为汉卫尉掌南军，吕产既然控制南军，便是卫尉直属上级。长乐宫卫尉吕更始自是吕氏族人，后被斩杀。奇怪的是未央宫的卫尉，他居然听周勃的号令，拒绝吕产入宫。

不知此人是谁，按孝文本纪刘恒即位后封赏者有「卫尉定」，不知是否即未央宫卫尉。若是，则不排除其亦功臣集团。

周勃又派刘章率军入未央宫护卫皇帝，正巧碰见吕产，遂击杀之。功臣集团大患已除，遂逮捕诸吕，不分男女老幼皆杀之。

吕氏何以被诛？归根结底在于他们违背了白马之盟，破坏了三方势力平衡。让功臣与诸侯王不得不发动政变，重新布局。

议立之争

诸吕已灭，功臣集团计划另立新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记曰：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功臣们先说当今皇帝与诸王都不是孝惠帝亲生儿子，那是怎么来的呢？功臣们的说辞是「他人子」，没说具体来源，但他们认为是杀了孩子母亲后养在后宫中。

这种说法对不对先不论。以史汉记载，可知前少帝确为孝惠帝子，只不过并非皇后所生。惠帝后宫美人应该不少，难不成就只生了这一个孩子？其他的全不是？

有前人说后少帝乃吕氏子，不知道依据的是不是《汉书·五行志》：

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

这段记载的「吕氏」指的应当是母系，可能是惠帝与吕氏女所生。毕竟吕后给各诸侯王甚至刘姓侯爵都配以吕氏女，没理由不为惠帝配。只不过张后对于吕后来说更为亲近，所以立她为皇后。张后子为太子，承接帝位。前少帝被废杀后，惠帝子中当以吕氏女所生为亲，立以为帝比较符合常理。

当然，只是一种看法。功臣们认为少帝与诸王都不是惠帝子，那他们就不能是。即便少帝真是惠帝子也是吕氏女生，等少帝长大了可能还会清算功臣们诛吕之事。

还一个原因即白马之盟的问题，如何让三方权利平衡。如果不废少帝，外戚败了政事自然决于大臣，那么三方中皇帝一方形同虚设，只剩大臣与诸侯王，政令如何发布？齐王兄弟诛吕有功，如何封赏？如何不违背白马之盟的「上所置」，又能让诸侯满意？皇帝这一方必须有独立行政权，三方才可平衡，否则功臣与诸侯王绝对不能相安无事。

要另立皇帝，按资格主要有三个人选：高帝仅存儿子中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与当今齐王，即高帝庶长子刘肥之子。

为何说功臣们选择刘恒并不仅因其好控制？因为他们不敢选容易控制的，否则不必另立皇帝，少帝即易控制。功臣们要不违背白马之盟的三方权利平衡，就不能选容易控制的。且看功臣们衡量三人优劣的理由：

《吕太后本纪》「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

排除齐王是因他母族太恶，与吕氏无异。淮南王刘长母族也恶，但需要注意，排除刘长首要理由是「以为少」，年纪太小，被外戚控制则又一吕氏，不被控制则需要大臣辅政，那政令出于大臣，三方还是无法平衡，所以功臣们绝对不会选好控制的人。那样会给诸侯王以口实，甚至发兵「勤王」。

齐王与代王均成年，不论谁入主中央都可形成三方平衡，只是刘恒母家好一些，本人也不错，遂成为最合适之人选。

刘恒为帝

大臣欲立代王为帝，消息传到代国，起初代王群臣怕大臣有阴谋，不太敢让代王过去。我们知道，以白马之盟所构建出来的三方权利平衡格局之下，中央不可能出现赵高类的人物，代王群臣的担心实属多余。

中尉宋昌独具慧眼，认为大臣不敢作乱。《史记·孝文本纪》载其言曰：

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一则刘邦分封子弟为王，关东皆刘姓诸侯，功臣若敢自立，诸侯王即可发兵攻之。二则汉初百姓生活稍稍安定，若功臣作乱引发与诸侯王的战争，不会得到百姓支持。

刘恒还是十分小心，几经周折好歹是入主长安。而且文帝即位当日便有动作：

《孝文本纪》「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宋昌在代国任中尉，此时升为卫将军，则统中尉、卫尉，掌握南北军权。张武为郎中令，则率郎官贴身侍奉。宫廷之内的三级护卫，全部由代国旧臣掌控。有人认为此乃刘恒雷霆手段，实际上功臣们不会干涉，皇帝控制宫廷本就是三方权利平衡之常态。

但国家行政层面，还得功臣把持。

诛吕三大功臣，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以及御史大夫张苍，汉廷最高四个官职由功臣集团牢牢占据。

文帝既立，自然要正式封赏诛吕功臣，这个得罪人的事功臣集团是不会做也不能做的。有独立行政权的皇帝下令则不同，不论诸侯王对封赏如何不满，若敢擅动即为谋反，功臣可名正言顺的受命率军攻击叛贼。

文帝对诛吕大功臣封赏诏书：

《孝文本纪》「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

周勃增封万户，陈平灌婴各三千户，刘章兄弟与纪通各二千户。封赐权归于皇帝，完全符合白马之盟。对功臣来说，增封食邑自然满足，可对于刘章兄弟来说，就没那么容易满足了。《汉书·高五王传》曰：

始诛诸吕时，硃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意自以失职夺功。岁余，章薨，而匈奴大入边，汉多兵发，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上闻之，罢兵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

诛吕时功臣们许诺封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可惜按白马之盟封赐权在皇帝手中。文帝听说二人最早想立齐王为帝，自然要打压他们，保持侯爵不变。后来虽封王，也有文帝权术在其中，分的是齐国之地，所以二人都觉得封赏不公。最终刘兴居造反，顺理成章的被功臣集团陈武俘虏而死。

余论

文帝、景帝在位期间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他们当然不希望白马之盟一直有效，不希望三方权利平衡而使皇帝受限于功臣与诸侯王。只是他们的动作相对缓和，获得成功。

对功臣集团，文帝只是不希望他们过多的垄断朝政，所以下令列侯回封国，无甚效果时又令周勃带头回国，可见他对功臣有一定打击。但同时他还是任用功臣，灌婴、张苍相继为丞相，一直到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功臣集团及其后续还有相当的力量。

打击功臣的同时文帝也抛出了贾谊，因为他是策划者，因此被功臣集团百般攻击。文帝也无法顶住压力将他留在长安。

而功臣集团的衰落大体上还是平缓的，没有血腥与杀戮，到景帝中后期老一辈功臣集团骨干基本凋零尽了，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不再作为一股能平衡皇帝与诸侯王的势力。继之而起的新兴官员，则较依赖于皇帝。

当然，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为功臣集团替汉朝政治稳定做出的最后一次功绩。

对于诸侯王，文帝、景帝不断拆分、削地，使得各国越来越弱小。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与文帝一样，景帝抛出了削藩的策划者晁错，同时以武力征服了七国。

从白马之盟失效而中央集权的角度而言，功臣与诸侯王可谓唇亡齿寒。在文帝、景帝的缓步打击与时间过渡之下，功臣与诸侯王逐渐势弱。七国之乱爆发，皇帝再次依靠功臣集团之周亚夫，叛乱被平定，景帝彻底控制诸侯国，罢其官，减其员，最终剥夺诸侯王的行政权，让他们食租税而已。

诸侯王不能作为平衡政治的一方势力，皇帝也就不再依赖于功臣集团了。所以景帝要封王信为侯时，周亚夫的反对也无甚作用。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曰：

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周亚夫援引白马之盟之非功不侯反对封王信为侯，景帝只好作罢。但没过多久，景帝便不顾周亚夫反对封匈奴降人为侯。

周亚夫免相后景帝请他吃饭却不给筷子，已露隐诛之意，后来终于下狱而死。周亚夫死后，王信遂被封侯。以吕后之威势，排斥王陵尚且只敢由丞相迁为太傅，只夺实权地位并未降低。景帝已敢直接让功臣集团之丞相饿死狱中，可见功臣集团与诸侯王势力衰弱，已经不能对皇帝过多牵制，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总体来说，刘邦制定的白马之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汉初政权的平稳过渡，免于秦朝一样的早早灭亡。毫无疑问的说，白马之盟是非常成功的政治举措。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皇帝逐渐集权，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至于武帝，终于可以不受限制，肆意征伐四方，甚至设置内朝压制丞相之权。再往后汉帝设置三公，连丞相官名都没了。诸侯王经过推恩令也彻底没有任何影响力了。然而事有一长必有一短，霍光、王莽之臣出现时，也不会再有诸侯王出来制约他们。

故《汉书·诸侯王表》说：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

历史总是这么循环往复，每代人都在根据时势做着自己的努力，却不知这些努力会在百年之后变成一副什么样子。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