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说文人误国呢？ 第1页

2016年特朗普大选获胜的时候，据说，美国许多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纷纷失声痛哭。在知乎，我曾看到过一个留学生描写即日在课堂上她亲身经历的一幕：一位她很尊敬的老师，流泪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大意）：如果这就是人民的选择，那比悲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我们的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在那之后，哲学家齐泽克说：……最荒谬的是，现在真正还在跟广大的“无产阶级”保持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甚至代表他们发声）的竟然是政治的右翼（极右）力量。荒谬，但是事实。

沉痛、感觉荒谬……混杂着难以言述的屈辱或愤怒（尽管此时此刻，这种感觉已变得无关紧要）——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字工作者的情感状态。这并非一时面对本问和底下千姿百态但又大同小异的回答滋生的“负面情绪”，而是长久伴我于工作生活的日常。我想，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国家的众多科学工作者、理工业人才……都有过或多或少同样类似的体验。

工业和科技是西方近代的产物，为了获得它、掌握它，许多人付出了普罗米修斯般的代价——温铁军在他的八次危机讲座中曾说，在过去，我们的国家想要在外部条件极为恶劣，而内部基础积贫积弱的状况下搞发展建设，是以不得不牺牲我们的科学家的残酷方式（来完成的）。这是一个“文人治国”传统久矣的古老国度在向着更现代也更强壮的“工业&科技兴国”蜕变的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

沉痛、感觉荒谬……混杂着难以言述的屈辱或愤怒，觉得自己被国家耽误的“文人”也许并未杜撰夸大，但“理人”乃至这个国家的农人、工人、军人、商人——当我们的国家遭遇到沉痛、荒谬、屈辱、愤怒的时候，谁又幸运得以置身世外？

现在，科技、工业人才的工作状况变好了，地位提高了，队伍壮大了，后继者们拥有更多发声的自信与自豪，这是因为他们的前辈通过——忍受寂寞、拒绝诱惑、遭遇不幸、背负屈辱甚至付出生命的方式，换取了切实可见的成果，也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更多同志努力。

一方“势力”的壮大难免映射出一方的式微，“理人”的兴国仿佛自然而然就可约等出“文人”的误国——这是误解、不公、质疑、轻慢——这重要吗？既然在过去，科学工作者可以在沉默中将所有——无论必须亦或妄加——的苦难生吞活剥，那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尚未成功。因为——世人不够理解我们，体制总在打压我们，愚昧一再围剿我们——即便这些都是实情，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同样（也许更糟的）状况下取得过非凡成就的例子，不是俯拾皆是吗？问题是，哪怕上述种种都是实情，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吗？

平庸就是我们的问题，平庸而又自以为是就是我们的问题，投机取巧不求甚解或者误把一时的经验等同于永恒的真理——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有没有误国，暂且不谈，但有没有误人？

时代在进步，我们当中的许多传统科目，不得不像本国科学、工业那样，转向西方文明汲取技能和经验，这其中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工作者在从事远超于“会写文章”之上的作业，西方的人文构建有着完全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谱系传承，想要打破文化习惯、话语方式、甚至思维模式的壁垒去尽量清晰的获得精髓，确实存在难以言述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误读混淆，或者产生艳羡之心，也都是很可想象的实情。

但在遭遇到异议或质疑的时候，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停下来好好想想：我们究竟要学些什么，又学到了什么？

”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请保持沉默。”

在言必谈意识形态，谈意识形态就必扯极左极右的人群当中——我纳闷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清楚，自己在说的究竟是什么？胡说八道语焉不详的这些“人”当中，当然不仅只有“文人”、“老人”或“又老又文的人”，但身为“文人”（不论老幼），兀自胡说八道语焉不详就是误人，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行，却绝非我们的“专利”。

自由和民主，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群体……无论是放在文学语境还是政治语境中，都不是什么生来正义或邪恶的词汇。实际上，绝大多数被我们簇拥或厌恶的“标签”，都有它值得正视的“本体”，只是在不同状况情势下，需要我们更详实理性地去定义它们的内涵、审视它们的边界。而这不过是庞大系统（工作）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螺卯！

在一个疾速嬗变、人人都可轻易“发声”的时代，以“发声”为职业的人，反而吊诡地陷入 “困难重重”。但这不是“谁人”或“某方”的“错误”，仅是我们要努力正视并设法克服、解决的问题。

随着技术的巨大进步，一种全新的贫乏降临到了人类头上。在这种贫乏的另外一面，则是令人窒息的思想财富……与这些思想相伴而来的，是星相学和瑜伽智慧、基督教科学派和受相术、素食主义和灵知主义、经院哲学和招魂术再生。……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经验的贫乏乃是更大的贫乏的一部分。设若已经解除了与经验的婚约，那么我们的文化价值又从何谈起？……诚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经验的贫乏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经验贫乏。也就是说，是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野蛮状态？没错就是野蛮状态。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引入一个全新的、富有积极意义的野蛮概念。……在所有伟大的创造者中，从来就不乏决绝地清除一切陈规陋习者。他们需要一张绘图桌；他们是建造者。……当艺术家们向数学家学习——比如像立体主义者那样通过几何形式来建造世界，或者像克利那样向工程师学习时，坚持从头开始也就成了艺术家的标志。（瓦尔特·本雅明写于1933年）

谁都希望生逢其时，譬如艺术家最好生在“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的光芒前后大约一百年，在此之前，（被普遍认为）最黑暗压抑的中世纪可是存在了一千年！那其中就没有遭受苦难仍设法前行的“文人”了吗？

我们既无法选择，也不可能确知我们降生的时代——换过一个时空或视角——究竟会被定义为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但我确信，即使这就是漫长到令人绝望的最坏的时代，在我人生某个不经意的某刻，我曾经撞入过一个何等波澜壮阔、恢宏优美的世界，我是如此爱它，想要以一种方式、任何方式回到那里、呆在那里。每时每刻。

不仅如此，我还真挚的希望，在未来，某个不经意的某刻，会有一些比我，比我们更有才华也更加幸运的人，可以身在其中，并获得更多成功的可能——为古老的过去续接上更丰沛的未来。为此，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做一些比控诉、哀叹、深感绝望或恐惧更好些的事情，一些微如螺卯的事情。

对时代不抱任何幻想，与此同时却又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它。

哪怕我们没有获得改变时代的神力，但起码可以抱有与之同生共死的勇气。

（本句及上文引用，皆出自1933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在《词语的世界》上的专栏文章《经验与贫乏》。）

知乎里都是文人吧？

你看看这帮人都说了些啥？

谈婚恋，都是对方奇葩出轨不是妈宝就是扶弟。

谈华为，爱国营销必须死，美帝打压华为，打死得了！

谈耐克，我选择我喜欢，耐克就是说中国人都是王八，我也得买耐克限量款王八盖卫衣。

谈日本车，老百姓不管民族大义。鬼子拿刺刀挑中国人跟我买日本车没关系。

谈圣诞，我喜欢我就过。一个无神论国家漫山遍野到处祥和喜悦的气氛给一个神庆生。但我没给谁庆生，我就过。

谈父母，给我生活费少了，以后你老了我也按照最低标准给你。

谈领导，傻逼就爱加班。尽管人家没要求你完成工作后，也要在岗。但看他下班后不走我也得骂他两句。

谈单位，垃圾公司，垃圾垃圾再垃圾！

谈公德，凭什么我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我买的下铺凭啥要让给别人，他腿瘸岁数大不会打车从哈尔滨去三亚吗？

谈军队，弱的一批，天天吹牛，没必要打抗美援朝，不如放弃军备减轻国家负担。外敌入侵，美国为啥不打加拿大打中国？再说真打咱们，咱们打110就可以了。

我当然理解现在知乎上终于开始试图批斗文人的缘由。

毕竟公知你们都批斗腻歪了，右派，温和左派，国际主义者，华裔，甚至部分60后都被你们批斗的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跑了。甚至“右派”领导群体你们都能小心翼翼的内涵几句。

今天终于试图把矛头扩大到整个文人阶层了。

我很能理解点开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人的心理期待。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多么伟大啊！我们的国度多么美好啊！但总有一些公知们跳出来乱叫污蔑我们伟大的祖国。这群人真是恶心！还是我们每天勤勤恳恳为祖国做建设的群众伟大！让我点开这个问题看看历史上的文人们是怎样误国的！这群人就是该被批斗！就是不该存在！

那好，我就按着这群人的逻辑说。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由文人们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无一不是文人，无一不充满社会责任感，无一不积极在公共领域发言。所以你们是不是也要？当然了，陈独秀你们还是敢的。但你们知道在那个反动当局的统治下这群文人选择站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吗？

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自不必多说了。是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我判断不了，但毛泽东的文学作品绝对是在中国文学史留下一笔的，你们能说他不是文人？如果没有文人的理想主义信仰他们能够在那个时代选择站出来一枪枪的打出来个新中国？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文人们放弃优越的条件和国民党的位置奔赴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亲吻延安的土地是多么的闪耀出理想主义的光芒吗？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比如林徽因他们坚决不接受日本拉拢，不为日本人卖命的南逃每天面临生命危险还同时保护文物有多么悲壮吗？

你们连自己信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批斗的快感过瘾吗？

任何试图污名化群体的行为都是（）行为。括号里的是什么我不想说，因为这个词说出来许多这些人又要高潮了。

当然每个群体里都会出现好的和坏的个例，但是把这些个例拿出来试图污名化群体，非蠢即坏。

不过你们已经快成功了，所有的公知们都已经被打死了，他们嘴上被封着胶布，剩几个有骨气的试图还嘴都发不出声音。“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褒义词，已经变成了shabi的同义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被绑上的也就被绑上了，没被绑上的也赶紧噤声了。

部分60后变成了自卑的一代，跪舔的一代，崇洋媚外的一代。

部分国际主义者变成了精神外国人。

部分华裔甚至是留学生变成了没良心的汉奸。

“右派”领导群体成为了窃国贼。

加油哦！污名化文人群体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看看现在臭名昭著的“公知”吧，多少不是文人？哪一个又不是知识分子？

当年，海军艰难发展，国内公知污蔑海军贡献，那些个老军人拼了命才保下了几个礁，拼了命的推推航母舰队的建设，总算为后来的人工岛建设留下了基础，为后来的舰队留下了队伍。

当年，高铁建设的时候，公知们怒批是面子工程，“等一等你的人民吧”，我们建高铁和自主研发高铁差点胎死腹中，要不是当年那个部长坚持推，哪有今天的高铁网什么事？

当年，移动通信技术，中国基本是空白，公知们反对中国搞自己的标准TD-SCDMA，反对自己研发设备，“跟着世界主流国家搞才有前途啊！”，要不是中国的电信人坚持与拼搏，哪有今天中国的5g大放光彩？

当年，苏联决定搞私有化改革，搞“休克疗法”，而中国浅尝辄止时，多少公知在捶胸顿足？

这些年，他们说过多少谎言？德国油包纸、日本夏令营、国人不团结不认真........

今天的互联网上，不是还有很多胡说八道 的自媒体人吗？他们有的是大明星，有的运营着影响力很大的栏目，他们或有着外国国籍，或接受着不明资金。

他们不属于文人？他们不误国？

这些个文人，这些个反动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自视甚高，通过各种方法标榜自己，指点江山，在自己不熟悉领域大肆鞭笞，他们甚至没有立场，更有甚者恶意扭曲，造谣污蔑。

为什么说他们误国？

因为他们有影响力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外行的身份指点内行，他们还立场不坚定，容易被敌对势力收买。

最后补充一点，如今世界主要国家都是文官治理体系，知识分子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公知只是文人集团的一份子而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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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alibur-11-11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对刚刚崛起的军事强国苏联一时束手无策，联盟和宣战都不是让人满意的选择。

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数千单词的“长电报”，详细解释了苏联行为的根源和美国的应对政策，即围堵政策。后来虽然凯南不在位上，但他的策略都被后续的美国历届政府采纳并修正，直到苏联垮台。

事实证明，他的分析和策略非常正确，乔治·凯南的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报。

乔治凯南也是文人，典型的学院派官僚。

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敢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莫斯科在外交政策方面就一定会从中得到好处。

对应《长电报》原文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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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报》首页和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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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50-4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文人没有专业知识，对社会问题只有感性认识。

于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没有任何益处。

在野时还能博一个针砭时弊的美名。发挥的再好一点，就是社会的良心，民族魂。

一旦此等人窃居高位，于国于家于事无补，所思所想尽为抱团站队，道德攻击，官场潜规则等等误国之事。

文人低劣的道德游戏已经玩了两千年了，把一切反对派从道德上搞臭，然后自己占据高位。这种猴戏一年一年的重复上演，我看历史都已经视觉疲劳了，他们还当个宝传承，美其名曰文化。

没错，我说的正是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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