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见过哪些医生护士让你觉得心酸？ 第1页

这10000张在医院拍的照片，是最真实的人间世啊

姚帅，31岁，心血管内科医生，

从2016年9月开始，利用下班的空档，

他为406位患者及家属，拍了10000多张照片，

起名《人在医院》。

他问癌症末期的病人，

是否惧怕死亡和这辈子的遗憾事；

问长期陪床的家属，有没有怨言；

问老人这辈子最看重、最骄傲的事；

问孩子什么是幸福和悲伤……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

他和406位病人及家属，

交心对谈至少12180分钟，

“和我交谈，能帮助他们卸下压力，

最后很多人都哭了，对我说了谢谢。”

“我希望能够以医院为一个节点，

去呈现出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仅此而已。”

撰文 倪楚娇

每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医生姚帅是科室里的名人，不仅因为帅，还因为他敢毫不避讳地问病人：你惧怕死亡吗？

89年出生的姚帅，喜欢摄影，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的一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从2016年的9月份开始，他利用下班的空档，一共为406位患者及家属拍了10000多张照片。

3年前的一天，姚帅正在查房，他听到一个老人家正在和别人攀谈，聊他年轻时挖运河的往事，这一挖就是20年。和他一起挖运河的很多人，死的死，残的残。

这一下击中了姚帅：“每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我们心血管内科，大部分都是老年人，50岁到80岁，刚好是见证了建国、改革开放，很多动荡岁月的年纪，我想去记录一下。”

姚帅随机地挑选着对象，每次拍照不过3分钟，但在这之前他会花很长时间和对方聊天。

他问癌症末期的病人，是否惧怕死亡和这辈子的遗憾事；问长期陪床的家属，有没有怨言；问老人这辈子最看重、最骄傲的事；问孩子什么是幸福和悲伤……

随着这几个问题的牵引，一段段人生平铺在姚帅的面前：

一个肝癌晚期患者，当过辅警，终日戴着警帽，满腔的英雄主义。

一个因小儿麻痹而残疾的病人，一辈子未婚，领着低保过日子，希望能有钱治病。

一个喜欢放鹞子（一种风筝）的老人，有一个2.4米高的板鹞，由61个六角鹞组成，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从不在乎名利钱财。

一个年轻时掉入河底，心肺复苏1个小时才被救回来的阿姨，在儿子早逝后，决定乐观地活下去……

关于遗憾

姚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拍摄对象。他是一位非常儒雅的老者，因为肺癌住院。他对死亡从来没有恐惧，每天都笑呵呵的。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被确诊为肾癌了，当时手术特别成功。“他说，已经死过一次了，余生的每一天他都是赚的。”

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关于女儿。作为一个化学老师，这位老者的家教特别严格，对女儿的要求也很高。女儿成绩一向很好，却在中考发挥失利，从此一蹶不振，精神分裂。他认为这是他的过错。

出院后的两个月，老人在家离世了。姚帅把照片冲洗出来，开车前往老人的家里，郑重地把这张照片交到了他的家人手中。

关于遗憾，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都非常具体。

一个接受过毛主席接见的小学校长，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像别人一样著书立作。

一个上海老裁缝，曾经为时任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叶艺群做过一件开司米大衣，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台湾去给他哥哥送终。

一个22岁时因癌症摘掉子宫的阿姨，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

“以前真的只是在看病，一个床号、一个病种就能简单区分这些病人。但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独特，每一个波澜不惊的脸孔都可能经受过生活的惊涛骇浪。”姚帅说。

“我在大学读的护理专业，他们都说父亲得的是肺炎，但我知道，是肺癌，没人告诉我，我也看得出来。我要撑起这个家。生命很脆弱，我觉得很无奈。”

“在我小的时候，只有男孩子能上学，我们女孩只能在家里纺纱织布。我这辈子最苦的就是我的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他们成绩都很好，但我的负担太大了，那么高的学费……

现在我得了绝症，我并不怕，阎王爷要你的时候躲不掉的。我好想能活到100岁，不过那时候我的子女也老了，没人照顾我了。”

“在食堂工作的时候，要负责全厂三四百个人的伙食，采购量非常大。但这么多年我没有捞过任何好处。那些捞油水的人早就下了台，有的从偷米偷油起，越贪越大，最后吃了13年官司。一个人啊越吃越想吃，所以贪不得，要清清白白做人。”

“我知道人是会死的，因为打仗的时候子弹打到身上就流血死掉了。我也不太清楚人为什么会死。我怕死，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怕死。我觉得我很快乐，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听话老师就打我手的时候。”

“ 爱一个人就要爱到底，这就是一种责任。古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丈夫。一个姑娘嫁给你，给你生儿育女，陪你共同创造财富，你应该感激，对她负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老婆的身体能好起来，我想和她白头偕老。”

企图吞药离开的癌症病人

2019年9月6日，姚帅在急诊当班。一位老人被120送入急诊室，他吞下了一定量的安眠药，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女儿贾茗将成为姚帅的第406位受访者。

这是一位结肠癌伴全身转移的癌症晚期病人。确诊后的这三年，一共开刀2次，化疗31次，今年7月，病情再也控制不住，被判死刑。

据他的女儿说，老人80%的肝脏已被肿瘤侵占。因为肺积水，全身的脏器几乎都被泡在水中，非常痛苦。

老人吞药是在6日的早晨被发现的。当时他平躺在床上，胸前放着遗书，床边的桌子上还留着一支笔和一副老花眼镜。

遗书上列的第一条就是——不要抢救我。

救还是不救？急诊室里，老人的妻子和舅舅无法达成统一。最终，姚帅接通了老人的独生女儿贾茗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常州的家中辅导女儿写功课。

成家、工作都在常州的贾茗，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主管，平时只能利用周末回南通照顾父亲。请假带着父亲四处投医、凌晨排8个小时的队求一副中药、在两座城市间来回奔波……是这3年来的日常。虽然有丈夫支持，但贾茗依然几度崩溃，“以前天天哭，现在不哭了，哭不出来了。”

贾茗回想起来，父亲轻生的念头很早就有了。3个月前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交代后事，他说要留点钱给老伴，将来女儿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去养老院或者请护工。

“他说他有几种可以让自己舒服走掉的方法，比如在枕头下面放一个很细的刀片。我知道后，就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贾茗开玩笑地试探父亲，到底有几种方式？父亲简单列举了几项，吃安定、吞金……便不愿多说，否则就会被女儿成功阻止了。

事发前的那个周末，贾茗离开前再三叮嘱母亲：“如果爸爸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谁的电话都别打，就打120。”这才没有耽搁了病情。

救还是不救？贾茗是犹豫的。她的父亲曾经问她：“为什么中国没有安乐死？”她知道，父亲甚至动过念头要去瑞士申请安乐死。但母亲的强烈抗议，让她最终选择了姑息治疗。

没有洗胃、没有血滤、没有气管插管，姚帅给老人接上了氧气，用补液来促进安定药物的代谢。

一条摄制组来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已经苏醒。在过去3年的抗癌过程中，老人始终表现得勇敢、不放弃，他依然保持着钓鱼的爱好、关心国际新闻……但这次苏醒后，他不吃不喝，做着无声的抗议。

他的心愿在遗书上都已写尽：不要救他，不要进重症监护室。甚至细节到自己过世后，要通知哪些亲朋；钟爱的鱼竿要送给哪位友人；剩余的存款都在哪些账户、密码是多少；骨灰的一部分要撒到运河里，和鱼终日为伴，一部分将来要和妻子葬在一起；还留下一叠可以二次报销的发票，希望把自己拖累这个家庭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他不想走我姑父的老路，我的姑父从生病到去世只有7天，一句话都没有交代，至今都不知道他一辈子的辛苦钱都放在哪里。”

贾茗说，当年是父亲力排众议，不让她上卫校，这才考上了大学。他也从不要求她留在自己身边，反而劝她多出去闯闯。贾茗对父亲充满了感激，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对不起女儿：“要不是我这个病，至少还能为你置办一套房子。”

顶着长辈的压力，贾茗接受了姚帅的拍摄要求。她提到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虽然精力和财力的压力都非常大，但至少父亲还有医保。她提到此前父亲每年都会做的体检，奈何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以致于一发现便是晚期。她提到自己6岁的女儿，女儿对“死亡”有了初步的概念，家里人生个小病，她都会询问妈妈：“这个病治得好吗？”

姚帅对我们说：“因为医院地理位置的关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出来的，像贾茗这样开放、有思想深度的受访者，还是第一个。”

“温柔和冷静是不相矛盾的”

姚帅出生在农村，夕阳西下时，他常躺在农田里，透过稻田欣赏那抹晚霞。高三毕业后，当他拥有了第一台卡片机，第一张照片拍的就是村边的晚霞和田里的白鹭。

大学一年级报到那天，他在拥挤、潮热的车站等车。突然一阵倾盆大雨，他看到路边一个70岁的老太太，拉着一辆装满砖头的板车在雨里走着。“这份美、这份真，触动了我要去摄影，要去呈现，要去表达。”

工作后，姚帅看到了美国摄影师布兰登•斯坦顿的作品《人在纽约》，“路人的一张肖像加上一小段文字，竟然这样感人”，姚帅开始了他的实验作品《人在南通》。而这次的《人在医院》是他更为成熟的作品。

让姚帅最为心痛的，是一个44岁的年轻肺癌患者。

患者在中医院做体检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肺部有占位性的病变，在上海确诊为肺癌晚期，没法治了，就回来进行姑息治疗。一直到最终离开，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疾病。

3个月的时间里面，从一个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状态，到瘦骨嶙峋，最后离开。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就去世了。当时才刚参与工作的姚帅，经历了全过程，“一个生命的消逝原来可以如此之快，特别触目惊心。”

姚帅没有采访病人本人，担心他听出些什么。但患者的妻子、儿子、两个年迈的父母，姚帅都进行了采访。“没聊几句，他们就哭着央求我：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让他不要这么痛苦。”

在挖掘到病人背后的故事后，姚帅和他们建立起更深的共情：“一个病人病情的转变，在医生眼里是司空见惯的，但对一个家庭来讲就是一次天翻地覆。”

在一个天天面对生老病死的环境中，和病人产生共情是危险的。

“我是医生，我不能怂的。温柔和冷静是不相矛盾的，我会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提供一个最果断的治疗方法。明确告诉他们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是安慰之外，他们最需要的。”

关于死亡

从小姚帅就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死亡。

上小学五年级时，姚帅的父亲得了肝硬化。在这之前两年，他的祖父刚因肝癌过世。其实姚帅并不知道肝硬化是什么，但他是第一次看到母亲哭，“我就觉得很恐怖。那天晚上，我把从河里钓的鱼虾都放生了，我觉得可能是遭了报应，感觉我爸随时都可能死掉。”

所以做了医生之后，他开始好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是怎么面对死亡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预演，他必须为亲人的离去做准备。

面对姚帅的提问，几乎每一个病人都说：“我不怕死。”可能说服自己接受了它，就再没什么可怕。也可能，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有一个种田的伯伯，他朴素的死亡观令人感动：“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器官功能逐步逐步就老化了。人其实和庄稼差不多，你想田里的水稻、玉米、黄豆……你不去收它，它也会枯死在田里的。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我不怕死，怕也没有用。”

一个退休的纺织女工说：“生老病死，是个人的命。人活着，就是到世间转了一圈，你赚不到什么的。死没什么了不得，有钱看病死得晚点，没钱看病死得早点，就是这么回事。”

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家属，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儿，给生病的妈妈喂饭、陪夜、端尿盆、剪指甲，从来不嫌脏。在妈妈面前成天嘻嘻哈哈，开导她：“这还好啊，不错啊，每天都在好。”

但每次把她喊出来交代病情、通知病危的时候，她就是完全另一副模样。她说她妈妈在她小时候这么辛苦的条件下，把她拉扯大，她现在原本可以去报答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居然没有机会了。

有一个妻子对姚帅说，她的丈夫潜意识里一直不愿意面对自己生病的事实。他最怕的是被邻居发现自己爬不动楼梯，一听到后面的脚步声，就催促妻子快速搀他回家。每次朋友来看望他，再累也要硬坐着，直到朋友离开。

妻子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早晚会发生的。我觉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儿子成家立业吧。”

一个5岁的孩子为亲人的死亡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看过大人伤心，在我的一个太太上天堂的时候。他们哭了，我没有，因为我是男子汉，我才不会哭。如果有一天大人都不在了，都去了天堂，我也不会害怕，我会用一根连接线连到天堂，打电话给我奶奶。”

青年守寡的老妪 63岁 患者

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听起来是最无趣的。400多个被受访者，没有一个人说“是金钱”，答案集中在“是健康”，“是快乐，“是幸福”。

但这样的陈词滥调，从经历过岁月鞭打或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口中说出，依旧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姚帅说起一位中年女性的时候，充满了感慨和感激。她谈吐优雅但面部有畸形，嘴巴无法闭合，一只眼睛一直睁着，说话有时会流口水。

“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愿意接受我的拍摄。”

一问才知道，年轻的时候她经历了一场车祸，本以为没什么事儿，结果后面的一年里她的视力和听力都迅速下降。

经过好一番折腾才确诊脑子里有一颗瘤。因为开颅手术，产生了面瘫的后遗症，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照过一次镜子，拍过一张照片。

她原本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在深圳做生意，特别成功，她是全职太太，相夫教子。

就是因为这场疾病，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他们的婚姻一度名存实亡，每个月丈夫都会寄钱回家供养她。她失去了爱情，但她不愿意失去家庭，她愤怒，她嫉妒，但是她只能够去承受。

她说：“人生有时候其实是很无聊的。你别看每个人都是风光的，但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无奈。其实生活很早给你做了一个减法，未必是很大的损失。和那些20、30岁就生病去世的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现在我儿子也成家了，儿媳妇对我也很尊重孝顺，够了。”

姚帅还拍过一个中医院门口踩三轮车的车夫。一个1米5几的中年男人，50多岁，看上去有一点点的狡猾的感觉，没有结婚。他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肯定不是钱。因为只要是到医院做透析的病人，他一律不要钱。“我觉得小人物也有他的英雄时刻。”姚帅说。

“我不希望他认出我来”

让姚帅最无奈、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位一直戴着军帽的老者，他身高1米8，身材魁梧，眼睛炯炯有神，从骨子里透出来一种侠气。

1960年左右，他从部队复员，在乡里的生产队做一个会计。一个夏天要分玉米，下乡的女知青们把好的玉米都挑走了。

他年轻气盛，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能把好的玉米分给自己，把不好的玉米留给百姓。”

这个女知青不是好惹的，不仅叫来一帮男知青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还反咬一口，诬告他强奸了她。

在当时，流氓罪判刑很重，要开万人批斗大会，他就被扔到了牢里。即便后来平反了，周围人依然认为他是个强奸犯。既找不到工作，也没法儿谈恋爱。一直到50来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老婆，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姚帅非常敬佩他，还专门买了包烟送给他。“我很欣赏他，觉得他的命运很悲壮。花甲之年，他讲述的时候一直很平静，平静地表达那份悲愤。”

出院了之后，他又来过几次，但是状态一次不如一次。到最后，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整个科室都是弥漫着臭味。

很巧的是，一次姚帅值急诊夜班时，来了一位病人，扶着墙，走路很慢，浑身大汗，神智已经有点不清了。姚帅一看，发现就是这个老人。虽然已经认出了他，但姚帅不作声。“这里面太复杂了，因为这个病人没有家属陪着。如果因为你认识他，就做出超过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情，事后出问题就说不清楚。当时我是比较迟疑的。”没想到，老人认出了姚帅：“我认识你，你给我拍过照。”老人没有提出任何祈求，姚帅也尽力给老人提供了低廉有效的治疗方案。

406个对象，每个平均30分钟，在进行了至少12180分钟的交心对话后，姚帅说：

“很遗憾，我并未能和每一个受访者建立起极为亲近的关系，现在医疗环境并不理想，医生很多时候只能做到不出错。

《人在医院》这个作品，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医生对病患的凝视。跟我交流的这半个小时，他们在不断地释放自己的压力，我希望他们会感受到一份温情。很多人会潸然泪下，但最后会感谢我。

我希望能够以医院为一个节点，去呈现出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仅此而已。”

照片摄影：姚帅 文中患者及家属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