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三期和四期体现了和夏文明迥然有异的特点。所以二里头是夏都的证据非常单薄,持二里头是商都说的学者诸如杜金鹏、高炜、安金槐、杨育彬、殷玮璋、郑光、冯时等有非常充足的证据否认二里头是夏都说。就现有地质学考古证据而言,二里头遗址既不能确认为商都,亦不能确认为夏都。而是兼具夏商两种年代的文化特征,它作为王都的规模也明显过小。已被释读的甲骨文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名词“西邑”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如“西邑害”,“贞:燎于西邑”,“丁巳告于西邑”等。08现身的《清华简》有记载商朝开国功臣伊尹事迹的《尹诰》篇有如下明确记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至》篇则记载到:“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意思是伊尹献计从西方进攻西邑,灭了夏,“西邑夏”一词刚好与与“大邑商”的词性相对。《礼记·缁衣》也和清华简遥相呼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对此注:“见或为败,邑或为予”。而甲骨文的卜辞中也反复提到了一个叫“西邑”名词如:“贞:于西邑。”“西邑害”。“贞:燎于西邑。”“丁巳告于西邑”。邑通在先秦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代国家,如商朝就被称作“大邑商”,孟子也称呼周朝为“大邑周”;二是指代都城,如《诗经》中就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意思是商朝的都城严整有序,是天下四方的榜样)。清华简的发现解释了甲骨文卦辞中反复出现的“西邑”这一名词的谜团,很显然,西邑就是夏朝。夏朝被商人称为“西邑”,肯定是在商人起家的河南中原偏西的地方,夏都和商都同在河南的可能性非常小。
更关键的是,史籍记载夏都长期为山西安邑(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商人称呼的夏都西邑有可能就是安邑的别称。商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即在山西安邑的鸣条岗。《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孔传:“地在安邑之西。”《史记·夏本纪》:“桀走鸣条,遂放而死。”《辞海》“鸣条”之注也采纳鸣条山西安邑之说:“又名高厚原。相传,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即安邑。”上面已经说了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作为晚期夏都的证据非常单薄,史学界有很大争议。商汤誓师灭夏,选良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西进绕道至夏都安邑以西的蒲州突袭,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先与商军战于蒲州(今山西运城市永济市一带),永济市为运城市代管的县级市,正是夏都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之西。夏桀蒲州战败后退守鸣条(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夏县以西)。商汤正是在此展开了灭夏关键的决战:鸣条之战。
《呂氏春秋·慎大》也提到灭夏的商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商人不可能在河南“西以进” ,只可能西出河南以西的山西攻夏。
《清华简·尹志》有记载“自西翦西邑”中的“西邑”显然是指夏都西邑,大概率是指山西安邑。《墨子·非攻下》也记载了成汤灭夏之战:“遝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馀。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依据这条文献,夏都安邑极可能有商汤的间谍里应外合配合商汤,假借天命祝融之人在夏都之西北隅放了一把火,商师才会从西面向夏都进攻。并进而从靠近“西北之隅”放火处的夏都安邑北门入城。关于商师从北门入城,同样有非常可信的出土原简《上博简·容成氏》有明确记载:“(汤)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庭,桀乃逃之鬲山氏。汤或从而攻之,降自呜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或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吕氏春秋·慎大》记叙商汤发兵之前,卜卦认为从夏都西方进攻有利,所以商师迂回到夏都西方的蒲州发起进攻,即“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所以“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吕氏春秋·慎大》和《清华简·尹至》的“自西翦西邑”记载完全一致,即商师灭夏路径是西进迂回到至夏都安邑西部的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发起进攻。山西地图打开一看,永济市(蒲州)正在运城市(安邑)西部。
《清华简·尹志》还提到“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料民,入於水,曰战。帝曰:‘一勿遗。’”完整翻译是:伊尹定计从西边进攻西邑夏,战胜夏人后,夏朝逃散的军民进入水域顽抗。汤下令说:“一个都不要留!”是匆匆组织起来的夏人接战后逃散进入水域,然后再“曰战”负隅顽抗。上面已经说了,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以西就是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 ,蒲州水域星罗棋布,至今还有山西全省最大的淡水湖伍姓湖。伍姓湖又名张扬池,“湖波泮淼不知远,澄作汪汪千顷波”,《水经注·涑水》中不仅提到“张扬泽”,更详细描述了其具体方位:“西陂即张扬泽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时有盈耗也。”因源于舜帝后裔五大姓氏虞、姚、陈、胡、田居于湖边而得名。商汤灭夏第一战蒲州之战就在永济市,夏军即在此溃退入永济水域负隅顽抗。
所以以上有充足的史料和考古学证据表明,商汤灭夏的关键性战役蒲坂之战和鸣条之战是西进晋南,夏都安邑也在晋南(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并不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作为晚夏都城的证据基础就没有支撑,而二里头是晚夏早商时期普通城邑的证据是非常充足的,但唯独不太可能是夏朝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