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第1页

让日本人来回答你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对中国战场的分析：“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135页

（1942年华北日军进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事后检讨作战缺陷）“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

——《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2章第5节

《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223页，1940年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227页，要领“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

236页，《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这是我们在计划中明确的意图”

253页《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第四章第二节“进行讨伐行动时，重点指向共产军”

362页：“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至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364页：“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一、关于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

下册第二章第二节：“1942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

下册第四章第二节：“1943年3月24日，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其原文已失，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其概要如下：

方针：方面军应贯彻野战军的特性，将作战警备的重点指向共军。”

再用剑桥中华民国史补一刀：

“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

很显然，日本人一直认为共军才是日军的大敌，而国军则是“可以共存的”，所以日本人一直强调剿共第一，对国军最好不要主动将其剿灭，否则原本碍于统一战线无法进入国军控制区的共军在日军消灭国军后向这些地区扩张，反而会使其所谓“治安”恶化。

当然啦，国军的表现也是没有辜负蝗军信任的。

奉旨投敌的：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虽然没投敌但也和日军合作剿共的，甚至被日军称为“友军”，接受日军命令的（注意！这些都是国军！不是伪军！），接受敌对方（理论上的）的命令......可谓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了......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军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华北治安战》上册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