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章《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 第1页

姚贝娜去世后牵连出媒体两桩“丑闻”：其一是昨天深夜这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开始流传；其二是今天早晨听闻深圳晚报记者混入太平间拍照一事。这两件事既独立又勾连，那就索性一起说了。

2014年1月，我正在做乡村妇女自杀调查的时候，受邀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儿童署的一个会议，内容是关于中国女童性侵的调查与干预。主办方邀请了不少记者、发布了通稿，但奇怪的是，在会议间隙，与会专家都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甚至连名片都不愿意交换。

第二天下午，大部分媒体都离开了，我竟成为现场唯一一名记者。那天下午的议程是圆桌会议，分4个小组讨论，议题分别是“针对中国女童性侵现状，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媒体应分别担负起怎样的作用”。

讨论时，各方人士便按着自己的身份，去了各自的阵营，媒体组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主办方便呼朋唤友，从政府、社会组织和专家组分别拉人，过来和我讨论。

所以接下来可精彩了。

本来是为了讨论。结果本组所有人（无论身份、阶级）一坐下都向我开火。以“你们媒体简直就是王八蛋”开篇，滔滔不绝地将各种罪行历数一遍——这其中，有些有理有据，有些是扣屎盆子。

有理有据的包括，跟你们说了女童性侵话题敏感，出稿前要给我们看一下，偏不给；跟你们说了不能放案例，还要追着问；跟你们说了有些材料是保密的，结果直接制成图给我发出去了……

扣屎盆子的包括，上次请你们记者来写了个报道结果政府就不让我们在当地开展项目了；你们媒体除了捣乱还能干啥……

那感觉有多酸爽呢？我当时脑海里浮现出《哈利·波特》里，丽塔斯基特写了一篇污蔑哈利的稿子，随后被斯内普在班上逐句大声朗读的情景，就是那种被钉在耻辱柱上不能动弹的感觉。

正如我看到今天这两则新闻时的感觉。不过相对而言，看到同行闯太平间这条新闻，我的无力感更深一点——正是这种下作的同行（包括前两天声称“独家”的央视）一而再、再而三的可耻行为，搞臭了整个行业，使得许多正当的采访都陷入无法进行的地步。

而《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这篇文章，是这个行业被搞臭后的结果，即使是在病房外等消息这样正当的采访行为，亦被扣上了这种诛心之论。就像我一个同事说的：事实上你无法自证“我在病房外等消息，并不是在盼着她死亡”，把心剖开都证明不了。正如我没法证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实习时为了找新闻线索也曾抱怨，这里为什么不死人，那里为什么不着火”时，我的心中涌起的不是认同，而是惊愕：“怎么会有那么变态的想法？”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新闻，记者的生计也依靠于此，但并不代表，记者本心里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相关不代表因果。

诛心之论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人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某一类人群时，任何屎盆子都可以往上扣。记者在外面等消息，便是盼着死亡；记者不前往报道，便是冷漠旁观；甚至连对家人的安慰，都可能被扣上“二次伤害”之名。到后来，已经没有人能够分出什么是普遍，什么是特例，这个行业成为一片乌压压的秃鹫食肉之地，乃至于连生活中的同学，他连我正在做过什么都不想过问，就会当面对我说：“你们记者呀，不要总想搞个大新闻，要提高节操水平。”

我得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恶果来自于媒体行业的自作自受。一小撮（也许不止一小撮）同行们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甚至作恶，终于使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行业有原罪。但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对于仍然保有初心的同行来说，这也是不公平的。

正如那么久以后，当我看到我所在的行业遭到攻讦的时候，仍然会想到2014年1月的那个下午，当我站在群起而攻的嘴炮声中，面前是面目模糊的人群。

在那个可以撇清关系、一走了之的时刻（嗯，反正他们喷的那些事，没有一件是我做的），我做了一个至今没有后悔的决定：鞠躬道歉。“然后呢？”

媒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信息需要流通，而信息中承载的是文明、思想和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当时，我恳请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政府、学界和社会组织的代表们，相信媒体行业的存在仍有其必要，而我们所设想的图景——让更多女童接受合理的、及时的性教育，免受性侵困扰的愿望亦是相同的。因而，如今要坐下来讨论的，便是技术上怎样完成这一构想。那次的讨论一直进行到晚饭，设想中不仅包括多方定期碰面培训，也包括怎样编撰一本“媒体报道性侵注意守则”……最后离开时，一名曾拒绝我采访的专家来找我，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如果下次是你来报道，我很欢迎。”

你看，我坚信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信息的流通；而事实上也证明，良好的信息沟通，对于消除隔阂、获得进步有益无害——这本应是每个记者的初心。尽管我无法自证自己是否心存恶意，但仍有人愿意相信我的真诚，这也是我愿意一遍又一遍说下去的原因，并且相信这样微小的努力，也总有一日会使媒体摆脱被“诛心”的困境，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