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需要告诉她做好安全措施,然后在真的因此遭到生命危险来向你求助的时候帮她报警就行了。
她都21岁了,管这么多,关你ps呢?
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个三观不同的人,强行要做朋友,还在对对方态度不了解的情况下乱抛心事最后导致觉得对方乱管闲事。
对对方一点都不了解,话还那么多,就别怪人家事多了,自找的。
21岁了,最该学会的是什么话该不该说,对谁说,你去给马列主义者传教,这不是找事儿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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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