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河入海口没有形成大城市？ 第1页

黄河，世界第五大长河，中国第二长河,全长约5464公里，在流经九个省和自治区之后流入渤海。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可作为中国人的“母亲河”，为什么黄河入海口没有形成大城市呢？请看今天的文章。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之后，裹挟着泥沙奔流向大海。可是这些泥沙很快就会堵塞河道，让黄河难以稳定地在一条河道上流淌，往往溢流改道，四处蔓延。

出三门峡以后的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

1938年黄泛区示意图

好在近代以来，黄河虽然还偶有泛滥，大规模的改道却已经很少见了。现代黄河稳定地向着山东东营的出海口进发，每年为东营贡献着全国最大的城市面积增长量。

但这个现状，其实并非必然如此。当黄河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道时，晚清政府有过机会让黄河从苏北入海，却最终没有实施。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山东和苏北在近代史上互相“谦让”黄河入海口的往事。

黄河直北千余里

寃气苍茫成黒云

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马远《水图》-黄河逆流

出于对黄河的高度重视，清政府把河务作为中央专管的领域，设置了河道总督，专门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沿途牵扯的河道众多，泛滥时影响的地区既多且广，到了清代中后期，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南河总督专管苏北淮河流域；东河总督负责山东境内的黄河；北河总督则由直隶总督兼领，防备河北水患。

三大河道总督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清代前期国库充盈、资源丰沛时，河道总督能起到的作用很大。他们能够绕开封疆大吏的控制，以皇帝的名义治理水患。由于治理河务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这类官员一般任期还比较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技术官僚。在他们的治理下，黄河虽然时不时耍耍脾气，倒还在控制之中。

然而河道总督的作用到了晚清却很难再体现出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黄河突然在晚清反复泛滥。十九世纪以后，由于夺淮河入海的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水流日渐高悬，决口自然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海口开始向上游追溯，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为频繁。

黄河故道沿线诸城在今天看来

似乎都已不是繁荣富庶之地

他们都曾饱受黄河水灾之苦

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在1841年至1843年连续3年大决口，1851年又在丰县北岸溃决。抢修耗尽了河工预算。在水灾的连番冲击下，河道总督对堤坝沟渠的修复作用也难以体现。

清代黄河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海陆军建设的烧钱运动让中央国库空虚，拿不出钱给河道总督调配。面对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只能四面出击，这也就意味着河工预算不断被克扣。

太平天国对长江流域的破坏

极大削弱了清廷的经济资源

等到了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从夺淮河而来的故道向北改道，横穿山东西北部入海，告别了苏北和鲁南。原本镇守入海口的南河总督连黄河都见不到，河工部门的存在感也算是到头了。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裁撤了这些河政机构，标志着中央正式撤出了河务管理。

再次决口之后

黄河一头扎进山东

代表中央意志的河道总督一旦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意味着黄河的治理成为了地方官的职责。尽管以山东巡抚为首的各地父母官对治河毫无兴趣，却也只能无奈地接收治河变成自己分内事的现实。围绕着黄河河道问题的无尽扯皮，也就开始了。

山东人从此可就算摊上黄河了

尤其是鲁西北和鲁西南

一方黑照三方紫

黄河冰合鱼龙死

其实一开始接替了中央河务部门，勇敢承担治水大任的，是基层官绅。他们对水患的体会远比坐镇省城的巡抚们深切，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切身利益，都有很强的动力维护黄河河道的稳定。

这黄河要是一摆动

两岸的乡绅就只能看海了

（下图为黄河梁山-平阴之间河段）

现有史料可查的治河士绅为数众多。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宗稷辰“劝民筑埝”；平阴县知县张鹭立“率民筑沿河堤捻”；菏泽士绅谷韫琢“率众堵防，又会集各村沿河筑堤”；东明县士绅李恒“督修堤堰城赖以亡恙者数年”。

他们不光组织民众治河，还自己筹措经费修筑堤坝，可谓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比如惠民“知县凌寿柏出银四百两倡捐修筑”，长清县“集灾区丁壮兴筑，不必筹款，即碾动该县仓谷以工代赈”。

在这个南北变动的过程中

南北之间的三角地带是受灾最严重的

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铜瓦厢决口之后数年“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地方官劝筑民埝逐年补救，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

但是水务治理毕竟是系统工程，尤其是黄河这样脾气暴烈的河流，并非单点修筑堤坝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某县的堤坝修得再好，临县一旦决堤，水流还是会让该县遭殃。

铜瓦厢决口处

若要彻底解决黄河问题，还是要权力更大的地方官出手。

可是没有了中央的统一调度，哪个地方官还愿意摊上这档子烂事呢。以后来的记载看，为了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山东政府不得已在一年之内调用了疏浚其他河道、购置机械、修筑防护堤、添置闸门甚至修建炮台的银两。

挪用银两勉强治河，严重影响了治理当地的民生状况，眼看着黄河改道进入山东的山东官员当然不愿意。思前想后，山东官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黄河复归故道，仍然从苏北淮徐入海，减轻山东的治水压力。

相互谦让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山东巡抚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出了四条理由，每一条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第一，让黄河重归故道，可以不用另外迁移民众；第二，黄河故道本就有沿岸堤防，不用另起炉灶；第三，南河总督手下的人都还在，随时可以调用；第四，复归故道的黄河可以不影响大运河的漕运。

丁宝桢同志（左）

和之后即将出场的潘季驯同志（右）

但其实当时距离黄河改道已经过去了17年，丁宝桢给出的前三个理由早就不成其为理由了。真正让同治皇帝眼前一亮的，是最后一个理由。

黄河铜瓦厢决堤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决堤之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向北进发，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

然而，此地地势低洼，黄河一旦泛滥就会连累周围所有的河道一起遭殃，原本就有高度相关性的黄河和运河水灾于是被进一步加强。而漕运直接关系着北京的稳定，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牺牲淮河流域保北京安危，历史上就不乏例子。明嘉靖年间，治河官员潘季驯就遵照圣意，把黄河北岸的长堤“着实用功”地修筑一遍。

从此，黄河下游只要泛滥，倒霉的就是淮河流域。从紧挨着淮河的盐城、淮安等地，到位于淮南的凤阳、泗州，都在皇帝一声令下变成水乡，有时连泰州南通等地也不能幸免。黄泛区真是名副其实。

这南北待遇不一样啊

在丁宝桢的建议下，好不容易摆脱黄河支配恐惧的黄河两岸民众，眼看着就又要回到过去的噩梦中了。

已孤苍生望

空见黄河流

拯救了淮河沿岸人民的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尽管这两位素来不和，尽管他们被人编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对联，但这两位南方官员在保护家乡民众方面还是联手挺身而出，反驳了山东地方官的建议。

李鸿章同志（左）与翁同龢同志（右）

丁宝桢的建议提出次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指出三条理由反对黄河归故道：第一，淮徐旧道在黄河改道之后成为了山东难民的聚居地，已经不具备容纳河流的空间；第二，即使修复旧道，漕运也很难快速恢复到原样；第三，是捻军骚扰江北多年，黄河还能作为京师和捻军之间的天险。

其实捻军也时常跨过黄河

骚扰直隶

（纵横肆虐的捻军真是厉害了）

李鸿章的建议，既有保护江南家乡的考虑，也有防止捻军进入直隶地面的考虑。这一点没有瞒过皇室的眼睛，因此他的建议一开始就被搁置了。

这一仗，捻军把疲惫的敌人

杀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新时代叙述）

不过清政府忙于内外军政，也没有财力实施丁宝桢的复道计划，这一拖就又拖了十几年。

真正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帝师翁同龢。他和来自苏州的高官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历数黄河复归故道的缺点，其实和当年李鸿章说得没有太大区别。凭借和光绪皇帝的过硬交情，翁同龢成功让皇室下了保留现有黄河水道的决心，黄河由此确定在山东入海，一场持续30年的争论就此平息。

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可以放心得持续生长了....

可是由于双方在河道问题上互不相让，治河方案也就在修筑堤坝稳固现有河道和疏通故道两边犹豫不决。京城朝廷上的争论没有结果不要紧，山东黄河新河道附近的遭灾百姓可吃尽了苦头。在这30年的争论里，山东百姓无人关照，独自面对着汹涌的黄河水。

治河是个系统活儿

（图为系统工程的一个角落）

这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两地官员为了挽回局势，而以百姓身家性命做筹码的行为。例如山东巡抚文彬为了驱河南流，只在北侧修堤以防漫水，结果南侧决口形成一片泽国。

继任山东巡抚的张曜见南河旧道规复无望，要求将曹州所属濮州、荷泽起至运河口的二百里泛滥最严重的河道，拔归东河总督管理,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双方又是一阵扯皮，这段泛滥河道的工事当然也就无人主持修建。

孤单的张曜同志

终于，在中央政府的躲闪和当地百姓的哭诉中，山东地方官担起了责任。未能把河工推掉的张曜，组织安排了由省府指挥的抢险队伍，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很快完成了堤坝的修建。

清廷对此当然乐见其效，还成功地把治河负担彻底甩给了地方，鼓励地方性的治河机构与规章形成。晚清的陈朽衰败，由此亦可见一斑。

黄河泛滥，固然是一场天灾。可清朝官员的地域之见和推诿责任，却在天灾之外横添一道人祸，让晚清的山东充满血泪。河道治理也由此从清朝初年的立国之本，成为了晚清边缘化的地方事务。这样的糟糕局面，已经预示着这个风雨飘摇的老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

处在危难关头，究竟是先党争出高下，还是先着手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显然也正是一个政权长久与否的差异所在。

哪个朝代没被黄河考验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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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烘焙，刚开始，偶尔做做蛋糕，面包。我的建议准备如下就好，其他东西可以根据喜好慢慢添制。

1、烤箱：容量不低于30L，功能上至少可以做到单独控制上下管温度

2、厨师机：喜欢烘焙，不建议购买面包机，想做懒人版简化版面包的可以考虑，直接买厨师机，用处多，可以揉面团，打发奶油，打发鸡蛋等等。

相对便宜些的厨师机千元以内可以满足基本家庭需求。当然预算够的话可以买性能更好的。家用的，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都有。

3、电动打蛋器：电机尽量皮实一些，太弱的机器使用多了电机会烧。不过要在分量和性能间做一个平衡，好的电机内部铜等金属材料用料足，但提起来的手感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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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动打蛋器

5、厨房秤

6、橡皮刮刀

7、打蛋盆两个：盆深一点更好用，打发不容易飞溅。

容量建议2~3L，一大一小最好，其中一个大一点的盆，建议容量不小于3L。这主要是在做全蛋打发时，体积会膨大的很大，如果6蛋的配方，2.5L满足不了要求，3L都会满满一盆。

材质建议不锈钢，虽然视频里经常看到玻璃容器，那是为了视觉效果，实际用的时候，玻璃容器还是很沉的，举起来远不如不锈钢容器轻松。

如果有个盖的就更好了，可以做为面包发酵容器来用。

8、擀面棍

9、毛刷：硅胶易清洗，棕毛感觉上更健康

10、隔热手套

11、6寸8寸活底蛋糕模各一

12、带盖吐司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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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清朝反而为了维护中国的“根基”相当有贡献：

清朝前期的扩张领土客观上为保存传统汉地提供了缓冲；

清朝统治下中国人口出现空前的壮大，大量的人力资源可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巨大后备力量。

清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我承认有所目的的部分删改的事实存在），像现在中国所能熟知的传统文化的表现比如明清小说，传统经典等可都是经过清朝时候传承下去。

而且就旧文人，更醉心于更纯粹的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大清亡国才是真正的“中华根基”给断了。

像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就有一种说法他认为北洋民国比大清烂多了，他要维护道统而殉。

我知道本题下一群人疯狂骂清朝的原因，无非就是认为清朝真的毁了“中华根基”。在这些答主眼中的“中华根基”就是所谓中国人很聪明，很愿意对外学习之类的呓语。

中国人真的是愿意放下身段自愿对外学习了？

我就笑了。

这种观点的人在中国古代哪个朝代都会被视为真正的“离经叛道”。

中国尤其是中原王朝自己把自己当大爷的心态可真不是清朝才有的。

撑死了是比较包容外来文化，而且前提是我中国中华文化比你强的情况下，我学习外国的东西撑死了是“缝缝补补”，给你老外面子了好吧。

就本题有人拿明末的所谓先进中国人的著作（比较奇葩的是《徐霞客游记》也能被归类为科学著作，干嘛不拿《西游记》当中国研究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科学著作的例子？）当做中国人尤其是汉人愿意学习西方文明的证据，只要看过这些著作，就会知道这些著作的思想前提都是我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西洋的这些玩意正好契合了我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我引用这些就是补足一些中华文明的不足之处。

而且明末的这些所谓“西学东渐”传播者能传播一些科学知识前提也必须是要尊重中国的孔孟之道，甚至传教士还要穿儒家服饰，他们的科学知识说白了对当时明朝广大文人眼里只不过是对我孔孟之道的一种印证，反过来倒加强了儒家孔孟之道的权威性“你看洋人的学说无意中契合我中华文化，这不就证明我大明中华文化天下第一！”这种心态反而是最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明朝末期的儒家文人们主动或者放下身段去接纳西方文明。

最关键的是新的学说要推广的背后有坚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支撑，明朝后期的政府的执政水平烂到什么程度就不用吹了吧，就是这样，明朝的政府仍要坚持最正宗的儒学文明道路不变，谁敢公开质疑就弄死他，就像吹上天的李贽，李贽可是被明朝官方定性“畏罪自杀”。至于没被杀全家那真是明朝政府的执政水平严重出了问题，是执行力的问题，绝对不是什么明朝政府多么开明，拿这一点洗白明朝汉人王朝就会怎么样不仅是无知还是幼稚。

那清朝怎么说，清朝还真是更传统的，或者说更原教主义的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所喜欢的政权。

我就这么说吧，要说细了那得发论文。

中国的古代政府执政的第一目的它不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统治者服务”。统治者最喜欢的国家就是稳定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停滞状态的国家。所以儒家就吃香特别是在大一统王朝里面很吃香就这个原因。

儒家文明有许多优秀的地方我们客观承认，但是儒家学说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人治思想浓厚，它认为一个国家命运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需要有个伟大的统治者，这种思想的遗毒到现在本题下一群人认为中国近代换个汉族统治者就可以的说法就体现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追求道德，仁义治国，把什么东西都给美化，理想化，仿佛换个伟大的人，伟大的同族人就能改变一切的想法又和本题下一群鼓吹汉人就可以的答主的思想又莫名其妙一样。

儒家学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和国家，停滞也可以。

就孔子而言，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就是明证，孔子认为春秋的乱世出现就是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类似周公的伟人位居中央，导致上下失序，礼崩乐坏。这就反过来证明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保守的社会，甚至就是停滞的社会。

到了汉朝以后的统治者就开始特别喜欢儒家文化，以至于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文明”的第二称。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我们就知道了，它必然要维护儒家文明，而且是变态式的维护，以至于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忽悠进去。

洋务运动的反对派，真正的“中华文明”维护者，蒙古人，儒学大师倭仁就这么疯狂吐槽中国怎么能放下身段学西方的鬼玩意：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

这种思维和明朝正统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追溯到孔孟，简直如出一辙。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不仅清朝中国有，日本、朝鲜、安南都有。

尤其是最像明朝的朝鲜王朝，他自己闭关锁国比清朝还彻底，认为清朝是蛮夷之国，他才是中华正统后继人，然后清朝都提出面临的近代“三千年变局”，比清朝更保守的朝鲜到了20世纪初才老老实实承认近代的问题是“万年变局”。

这已经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能解释，最靠谱的真相就是“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明面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入侵是进入死胡同，只有比较脱胎换骨摆脱儒家文明的桎梏才有救。

那如果是明朝以后的汉人王朝，汉人王朝统治者面对明朝灭亡的教训，他会怎么做？不言而喻。

当然会有人说汉人王朝就会是“沙俄第二”，这种言论的出现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还是对沙俄历史的无知所致。

别的不说，沙俄的改革著名皇帝彼得大帝这种人能在一个遵循儒家中华文明的中国传统社会出现吗？

搁在中国，中国传统思维王朝的圣明君主那是“垂拱而治”“圣人临朝”。

彼得可比明武宗朱厚照过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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