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供一个思路:我国人民的阅读社交压力(激励)比较小。
怎么解释阅读社交压力(激励)呢?我理解很简单,就是指在日常社交中我们遭遇到的「别人看了这本书你却没看」场景而产生出的「我一定要看看这本书」的压力和激励。这里的别人可以是不同身份,你的亲人朋友,你的闺蜜基友,你的长辈老师,你的爱人恋人,等等。当然,不同身份对这种激励的贡献度肯定是不同的,比如你的老板提到一本书时你没看过,和你的哥们提到一本书时你没看过的压力(激励)肯定是不同的。
同时,我理解这种压力(激励)还取决于你听到这本书的次数,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听到不同身份的人多次提起这本书,这种压力(激励)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进一步,这种社交压力(激励)的形式不一定是听别人提起(虽然这种模式效果最好)。还有一种可能是朋友圈中反复出现,或者你浏览的网站中反复看到,此时就算没人主动提起,这也形成了一种社交压力(激励)。
最后,阅读社交压力(激励)和其他类型的社交压力(激励)是冲突的,比如游戏,视频,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等,因为他们的来源都是社交领域,而社交领域在特定时间热议的且能让人记住的话题一般只有一个。举个栗子,我清楚地记得,我作为一个从来对手游不感兴趣的人,曾经在一天之内听别人三次提起王者荣耀这个游戏,于是我下载了一个,玩了一下,然后删了。虽然我没有坚持下来,但我下载这个行为无疑说明我收到了王者荣耀社交压力(激励)的影响。
在上述思路的框架下,我想对提出一个阅读率低的解释:这可能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现象级的,能够提供广泛社交压力(激励)的图书比较少,于是媒体的宣传资源都用来宣传别的东西了(电影或者网游)。而这背后肯定还有政策导向和资本流动的轨迹。再举个栗子,我至今还记得当年韩寒出第一本小说《三重门》时,真的可谓是人手一本,洛阳纸贵。光是一本现象级的图书,就能够拉动至少百万人的阅读量。而这样的书在之后这些年里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脱离出版界了(网络小说就是典型例子)。
再说说我自己的情况。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阅读压力(激励)是社交之外的。第三个栗子,我曾经看到知乎上一个关于火烧圆明园的问题,于是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历史记载去了解这件事,最后我把我找到的记载写成了知乎答案,获得了赞。在整个过程中,我的阅读压力(激励)来自于我对于问题的好奇和写作答案发布获赞的成就感。但这个例子可能不构成普遍的解释,所以只能作为特例放在最后。
起点众不少吧
统计局工作人员也不过是公务员,没有受到过经济训练,所以他仅仅是给予统计,但是并没有解释能力。他所说的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普遍通用所说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具体的说是每小时经济产出(output per hour worked)。
我们可以对比下这两个概念,统计局声称的“全员劳动生产生产率”是生产总增加值除以就业人口,意思为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普遍所用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小时产出,所以实际上“全员劳动生产率”应该除以平均工时。由于中国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大概是2200小时,美国则为1750小时,所以实际上他的统计数据还要高估了,所以这个值应该为6%左右。由于我国处于后人口红利期,人口赡养比例较低,就业人口比例依旧高于平均水平。我国现在约有7.75亿人就业,而美国只有1.5亿人就业;同时我国就业人口工作时间都更长,分母更大的情况下分子就更小,所以实际上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领先国家(美国)要比经济水平相对更低。
这个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普遍估计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仅为美国的50.2%,日本则为65.4%。西班牙本身经济水平和韩国相近,但是工作时间远远少于韩国,实际上这意味着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韩国,而根据OECD的估计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则为美国的74.5%。
即使如此,这个数据很明显是过分低估了中国的经济水平。理由有两个:
一个可靠的方式是使用尽可能接近现价的不变价计算单位,并且使用购买力计算,例如OECD本身选择的是constant prices 2010 and PPPs。考虑到这两点我们做估算的话,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衡量现在大约美国的25%,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可靠应该略高于美国的20%。所以,普遍的估计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略微高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20%,一个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21%。
从某种意义上,即使是21%的数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是被低估的。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大大高于现在已经测算的规模,在过去5年中国就已经更改了3次统计测量方式,每一次都提高了经济规模。即使如此,潜在的经济规模依旧存在,所以经济水平的低估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被低估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官方声称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远远高估了,因为中国政府高估了自己经济增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