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爵上为何有两个小铜柱？ 第1页

谢邀。刚好我的专栏里有一篇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把它搬过来了。谜底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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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对从西伯利亚到中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和上古中国先民所共有的原始宇宙观做过精辟的总结。亚洲东部和美洲这些古文化共同的底层是具有极大相似性的萨满文化。萨满宇宙观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

1. 宇宙是分层的。天上、人间和地下世界这上、中、下三大层是主要结构，但其天上世界和地下世界通常又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层次。

2. 宇宙的各层之间被一个“中央之柱”所贯通。它可以是一座神山，或者“天地树”。神或萨满由此升降于天地之间。

3. 有四方之神，被分配了不同的颜色。

我们可以轻易看出这些特点与中国上古文化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大荒西经》：

“有灵山，... ... 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东方朔《神异经—中荒经》: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圆三千里，周围如削，下有圆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

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诸神的居所皆在“灵山”、“巫山”和“昆仑山”上。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祭坛都建筑在山顶上并非偶然。

中国上古的巫文化（乃至由其发展而来的道教文化，以及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与萨满文化拥有共同的原始底层这件事，还存在众多的证据，“人有三魂”的观念也是其中之一。 《礼记-郊特牲》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第三个魂魄则萦绕于天地之间、充斥四冥无所不在。所以上古时祭祖时不去坟上（“阅古不墓祭”），只在家庙中祭神主牌位即可。道教认为人身有三魂，也是秉承这一古老传统：一名胎光，属于天；二名奭灵，属于五行； 三名幽精，属于地。

在北至北极圈、南至蒙古的西伯利亚萨满文化圈里存在几乎一模一样的观念。在蒙古萨满看来人的三魂是suld、ami和suns。前者和后者分别与天界和地下之界相联系，中者在人死后回归“天地树”化为鸟。雅库特（萨哈）人也有类似的观念。同时万物有灵，魂气充塞天地又化生万物，也是这一文化圈的共同信念。

萨满的职能就是与入据人身的邪恶魂灵战斗（治病）和与祖先的魂魄沟通（占卜）。萨满治病时要“请神”，这一仪式中萨满要击鼓跳舞、降神附体，并叱咤跳跃，打败挡路的众多邪神，得以“上天入地”，沟通三界（中国民间俗称“跳大神”）。中国上古的巫有同样的职能，《说文解字》：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进入精神亢奋甚至迷幻状态是萨满与神和各种魂魄交流的独特方式。西伯利亚萨满的普遍做法是吃一种叫做毒蝇伞（Amanita muscaria）的“迷幻蘑菇”。

“迷幻蘑菇”——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夏秋两季出产的蘑菇-毒蝇伞

从稚嫩到成熟的毒蝇伞

关于毒蝇伞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作用，研究俄国北方土著民族的学者Waldemar Jochelson在关于俄国远东勘察加半岛北部的科里亚克人（Koryak）的一部专著[1]中有过细致的描述：

“毒蝇伞中的生物碱会让人产生幻觉和谵妄。轻度的症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兴奋和好动。许多萨满为了在通灵之前进入痴狂状态而去吃这种蘑菇。我曾经请求为一位科里亚克歌手录制唱片，他在“神秘”的留声机面前很紧张，试了几次都唱不好。但在吃了两个干蘑菇之后，他终于开始大声歌唱并手舞足蹈。我得扶住他不然会绊倒在留声机上。当录音圆筒走到头时，他还长时间俯在喇叭上继续唱，我不得不把他拉开才行。

爱迪生圆筒式留声机

“较大的剂量会导致幻觉。会觉得周围物体变得非常大或者非常小（飞行幻觉），出现自发运动和抽搐。就我的观察而言，服用者会出现交替性的高度兴奋和深度抑郁。安静时他会坐在那里左右摇晃，甚至与家人交谈。突然他的眼睛瞪大，伴随着痉挛般地激烈动作，他开始与想象中看到的人说话、唱歌、跳舞。然后又是一段时间的安静，周而复始。” “但要保持这种状态需要继续吃蘑菇。最终导致沉睡和醒来时的头痛和恶心，以及再进入迷幻状态的强烈愿望。”

有志于研究植物学和民族学的美国银行家Robert Gordon Wasson曾经亲身尝试毒蝇伞，据他的描述，这种毒蘑菇的效果包括令人出现色彩鲜明的幻觉，以及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激昂兴奋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会感觉力量增强，能轻松举起很重的东西。

许多西伯利亚和北欧的土著民族都有对这种“迷幻蘑菇”的爱好。由于其致幻成分蝇蕈素（muscimol）会原封不动地随尿液排出，人们有时会去喝萨满的尿来实现循环利用，可循环五次而不失其效。这种摄入方式因可以避免直接吃蘑菇的恶心和呕吐等副作用而更加安全，所以更受偏爱。驯鹿也喜欢吃这种蘑菇，出现迷幻症状的驯鹿的尿因而更备受欢迎。

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除了吃毒蘑菇之外还通过死藤水、曼陀罗花，甚至给自己放血来进入亢奋或者迷幻状态，中亚人则通过吸入燃烧大麻种子的烟雾来制造类似效果。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也使用本地的麻醉和致幻植物，比如爬地株、乌头草等等，甚至蟾蜍毒液的粉末。萨满通常对各种植物的毒性和增强体力与精力的效用了如指掌。由于他同时也是医师，致幻植物的麻醉和止痛作用是最先被认识的药理效应。中国早期的巫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历史阶段。“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其初始目的未尝不与此事有关。

萨满使用的这些致幻物往往有毒。曼陀罗花、爬地株和乌头草都有剧毒，毒蝇伞也不例外。三个新鲜“迷幻蘑菇”的毒性可以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人们只吃处理过的干蘑菇，但也不能超过十个。有意思的是，Waldemar Jochelson在其著作中提到，一小杯白兰地或者兑水的酒精可以非常有效地治疗毒蝇伞的中毒症状。

中国上古的巫师使用什么样的药物来帮助进入通神的精神状态，没有明文记载。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称大麻：“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但大麻是否像在中亚那样被中国巫师利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商代的巫在祭祀通灵时需要大量饮酒。张光直先生指出在商代的祭祀仪式上酒的通神作用类似于萨满的致幻药物。相比于毒蝇伞和曼陀罗花这些剧毒物，酒无疑是既美味又安全的兴奋剂和致幻剂。中国先民在进入农业时代之后发展出较为精致和安全的巫术仪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酒精对毒蝇伞的解毒作用也有可能在这种转换过程中起了作用。

酒在先秦的祭祀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礼记-礼运》这样描述祭祀的场面：

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这里提到的醴、醍，澄酒是不同种类的酒。殷人贵族好酒，其实是当时浓重的宗教气氛造成的。周代商以后对贵族酗酒的风习有过矫正，但祭祀礼仪仍与商代的传统大同小异。《尚书-酒诰》中周王不断强调：“祀兹酒”、“饮惟祀”，只准许在祭祀时饮酒。

殷周两代的祭祀礼器之中酒器占了大部分。宝贵的青铜原料几乎从不用于铸造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除了铸造兵器之外，它被大量用于铸造盛酒、温酒和饮酒的爵、斝、觚、卣、尊、罍、彝、盉、觥等等礼器。也从侧面说明了饮酒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性。

中国青铜酒器的器型之中还有一个谜一样的现象，那就是最早的酒器 -- 爵和斝上面往往竖着两个（或一个）蘑菇头的小立柱。这些“小蘑菇”的用意是什么，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不解谜团。我们来看看这些青铜酒器上的蘑菇长什么样。

带“小蘑菇”的爵

带“小蘑菇”的斝

这些“小蘑菇”并非少数孤立现象，而是爵、斝的标准配置。在甲骨文爵、斝二字的字形中也可看到它们的身影。斝字楷书的两个“口”，正是两个小蘑菇的变形。

爵的甲骨文字形

斝的甲骨、金文字形

关于爵、斝的这些蘑菇头立柱功能的推测，目前的说法不下十种。有的说是提钮，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都不在形心上，甚至有的只有单柱。李济先生曾从铸造工艺角度认为爵柱是铸造时对伸出的长“流”的加强结构，不无道理，但这显然不适用于没有长“流”的斝。还有学者认为是起固定滤网的作用，但滤酒这道工序应该在备酒的阶段在更大的容器上完成才合理，在酒杯上安装滤网实在匪夷所思。让贵族老爷们在祭典上喝带糟的酒不知道周代中央政府编制数百人（商代就更多）的“酒人”是不是该被问罪。还有说法认为在倾饮时这两个小柱会顶住人脸，所以起到劝人戒饮的作用。实际上早期的爵“流”很长，爵柱无论如何顶不到人脸。另外，所有的这些推测都是针对立柱的，对其蘑菇头则全无头绪。这种蘑菇形状既不便于握持，也谈不上美观，然而古人显然对它情有独钟。

从二里头直至西周，青铜爵、斝的“小蘑菇”在横贯夏商周的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阶段里盛行不衰，一定不是偶然的。古人对它的坚持的背后是某种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这种信息缺环导致的困境在上古器物的研究中实在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读者一定已经看出了它与“迷幻蘑菇”可能存在的联系。Waldemar Jochelson提到过科里亚克人的一种吃蘑菇的方式，可能会为这种联系提供更具体的细节：有的科里亚克人咀嚼蘑菇之后并不咽下，而是含着它喝水，以此摄入生物碱同时减轻蘑菇的毒性。W. Jochelson还提到酒精对其毒性的消解作用，但科里亚克人的酒精饮料全部来自于操持农牧业的俄罗斯人，他们的渔猎环境里没有发展出酿酒的文化。

如果中国先民在其历史的某个早期阶段也在巫术活动中使用毒蘑菇的话，他们在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一定会发展出更精致和安全的摄入方式。毫不意外他们也会发现酒精的解毒作用，那么饮用浸泡了蘑菇的酒，就是很自然的了。迷幻蘑菇和酒精的兴奋和致幻作用叠加在一起相得益彰，可以提供效力增强而且更安全的通灵神药。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出土殷周酒器下面往往有加热的痕迹和存在温酒专用器皿的原因，二里头出土的酒器皆为便于加热的爵和斝。加热不一定会让酒的味道更好，但会让更多的生物碱溶入酒中，应是早期祭祀用酒的一道必需工序。

所以我们有一个推测：在较早的史前阶段，爵和斝的酒中应是漂浮着神圣的蘑菇的。到了商周时代很可能已经没有蘑菇了，但对祖先的崇拜使得这一古老通神方式以形象符号的方式得以保留。这就像尉迟恭和秦琼都不在了，人们把他们的画像贴在门上，相信有同样的镇宅辟邪功能一样，青铜酒器上的小蘑菇也是更早的时代的迷幻蘑菇的替代物。进而成为祭礼上的代表通灵能力的神圣符号。

如果酒泡蘑菇的事情存在，那么在它之前，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用水泡蘑菇的阶段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否定这个推测，实际上也确有其证。《礼记》中祭祀用酒中地位最高的所谓“玄酒”，就是新鲜的水。东汉郑玄说：

“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

新水用于祭祀通神，称“玄酒”，必有其原因。依笔者看，它最初也必有兴奋和致幻的功能。因为其用法最古，在祖先崇拜的氛围下，在祭祀中被摆在地位最尊的位置上。

《礼记-礼运》：“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与此可相印证。“明水”与“玄酒”可成对文，都是神异之水的含义。

爵、斝是二里头时期的“唯二”酒器，至二里岗和殷墟的时代出现了“觚”。与爵、斝鼎足而三，成为夏商时代最核心的酒器组合。前两者都有蘑菇符号，觚难道会例外吗? 觚音孤，与菇的古字“菰”在小篆中的音旁就是一样的，只是从角和从草的区别（谢谢@用户不存在 指出蘑菰是蒙古语借词，汉语古称菌。所言甚是，所以这个同音并没有意义）。就器形而言，觚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酒器。

商代青铜觚

说它奇特，是因为无论从容积最大化，站立稳定性和保温性能角度，还是从饮用和倾倒的实用性角度来看，觚的器形设计完全不合理。似乎设计者完全没有做这些方面的考虑，他只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那就是让觚尽可能地像个蘑菇。当然它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像，但做为容器，它已经尽最大可能地接近蘑菇了。以笔者之见，象形蘑菇应当就是觚器形设计的初衷，特别是把它与爵、斝结合起来考虑的话。

蘑菇这个形象符号在最早的酒器上看来是不可或缺的。爵和斝因为有便于加热的三足而无法在器形上模拟蘑菇，当然必须添加蘑菇头的立柱。如此看来，酒在祭祀中的通灵角色，似乎最初是做为蘑菇的替代物而出现的。

从觚字“从角”来看，笔者推测最早的觚是将四个野牛角背靠背地捆扎起来，形成蘑菇状，上面托嵌一个驼鹿角制作的碗而制成的饮具。青铜质的觚是其继承和模仿物，所以早期类型的底座有四棱，上部还雕饰着角状承托。

关于觚，孔子还有一句话：

“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论语里这句话没有上下文，让人们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含义。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见仁见智，还没有统一的意见。石头布觉得，恐怕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孔子的原意，因为他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孔子追慕古事古礼，觚在我们眼中的奇葩之处，正是他眼中的忠信高古之处。孔子对觚而发追古之幽思、之慨叹，大概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

原文链接：

玉的魂魄 - 4：通天彻地的神物（上）- “迷幻蘑菇”与中国青铜酒器上的谜团 - 知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