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大顺政权有几次幸存乃至统一的机会？顺的发展潜力和清以及残明比谁更大呢？ 第1页

解决明末的末日景象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得以存在的根基。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的人有七种方案。

第一种，是大明朝廷中一帮脑子被门挤过的人提出的：我们只要再多加派些钱粮，再加把劲，就能把流寇剿了。没有这些刁民带头，剩下的饥民就能乖乖饿死，等天灾过去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种，是一些比较有见识的明朝官僚提出的，他们主张清丈田亩，限制土地兼并，制定更合理的税收制度，赈济灾民，减轻小农的压力。这样把大明这条破船修补修补，再接着往前开。

第三种，是李自成提出的方案：均田免粮。以免粮治标，以均田治本。采用三年免征的政策，在这三年中，通过抢劫明朝的宗室、勋戚、宦官、士绅、胥吏、富商等群体来维持军需，让农民的压力得到缓解。将土地重新分配，造就大量可以作为王朝基石的小自耕农。三年之后，新的土地制度站稳脚跟，也就可以恢复正常税收了。

第四种，是孙可望提出的方案。以军队深入控制基层，将地主和佃农剥离开来，地主不管理土地，将佃农直接纳入官府的控制之下。少了地主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农民和官府的收入都提高了。

第五种，是江南的佃农起义军提出的方案。在不改变原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上种种有利于农民的限制。如减租减息，废除劳役和各种杂捐，统一度量衡。为了保证能够执行这种变革，需要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因此要配合永佃制，使得地主不能随意赶走佃户，佃户便有资格和地主讨价还价。

第六种，是陈永华，也就是陈近南提出的方案。福建人多地少，我们去台湾垦荒嘛。

第七种，是清朝提出的方案。对明朝的土地所有权一概承认，被李自成分配的土地要归还“原主”。明朝的藩王庄田先是被李自成拿去均田了，后来李自成被打跑了，各地豪绅又渐渐将这些土地侵夺，清朝一概承认现状，承认地主和宗族对农民的控制。

此外，还得圈地，保证八旗占有土地的数量。模仿明朝的皇庄，雇用地痞流氓充当庄头，对佃户进行人身控制，形成实质上的农奴制。

因为是新建立的政权，而且有八旗作为核心班底，可以谁的面子都不给，清丈田亩、征收赋税工作的掣肘更少。经过入关之后四十年的战乱，人多地少的现象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再加上鼓励垦荒，人地矛盾不再那么尖锐，在垦荒过程中，自耕农群体也逐步增多。

对比这七种办法就可以发现，大清的方案在反动程度上能排到第二位，仅次于三饷救国的神论，可偏偏最后他们赢了。

大明的政策有多扯淡就不必提了，下面一一说说剩下五种明摆着比大清更进步的手段为什么都没成功。

明朝的改良派，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失败的确是个悲剧。因为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历朝历代所有封建王朝缓和阶级矛盾的通用套路，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所有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我循着千年以来所有青天大老爷们走过的道路，为国为民去努力，怎么就走不通呢？

答案很简单，一个人手上划个口子，你给他贴个创可贴就行了，现在一条胳膊都砍掉了，创可贴还有用吗？当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这些改良措施的确是很有益的，但是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接近顶峰，统治集团彻底腐化，改良就只能越改越凉。

李自成、孙可望、江南佃农和陈永华的四种办法，都对，但都是局部的对。

李自成控制的区域，是陕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五省及湖广、四川、南直隶的局部，在这些地方，他均田免粮的政策当然是对的。这些地区在租税、饥荒、瘟疫、战争的打击下产生了大量的流民潮，土地抛荒，人口锐减，直隶、山东、晋北还遭到了清军的破坏。此外，有大量的皇庄及藩王、勋贵、太监、高官、豪绅的庄田被闯军没收，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制造大量自耕农。

但是在人口相对较多的江南，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这里的百姓也苦，也造反，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流民，大部分土地都是有人耕种的，即便是地主的土地，上面也有赖以为生的佃户。在这样的环境下，均田是行不通的，所以，当地佃农、奴仆这种不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只要求减轻剥削程度、废除人身压迫的斗争方法是符合实际的。

在西营治下的云南，又是另一种情况。这里最大的地主就是沐家，汉族人口少，士绅力量薄弱。西营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这里，有大量跟着张献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作为中坚力量，因此才能将统治触手延伸到农村。换成别的地方，孙可望不可能在一个县集中这样多的军队，也没有沐家的庄田可以接收，还要面对强大得多的士绅势力，这种办法是搞不成的。

至于过台湾，那就仅限于福建一地了，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台湾能容纳的福建人口也是有限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移民。

当然，大顺如果能拿下江南，也不可能刻舟求剑地非把河南的土地制度推行到这里来，闯军要是只有这个水平，1631年的时候就该被洪承畴灭了。李自成在北方的时候，均田免粮的政策也是因地制宜的，有的地方是军屯，有的地方是民屯，有的地方是接收明朝的卫所，在一些社会秩序没有瓦解的地方，大顺也没有大规模重新分田，而是只分了在战争中被杀和逃走的地主的田，清查地主侵夺的小农土地，而不要求彻底的分地。

但这些因地制宜，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士绅地主的问题。

大顺的均田免粮政策，抓住了对封建王朝来说最根本的小农问题，庞大的自耕农群体是一个王朝的根基。然而，自耕农群体是分散而弱小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朝廷，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

这个朝廷不可能从工农兵中诞生，因为在这个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广泛普及教育的时代，底层的工农兵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除了造反，他们也就没有其他锻炼治国能力的办法。要建立一个朝廷，就必须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那么谁受过教育呢？主要是地主和商人。

显然，用商人当统治者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土地投资的高回报会导致商人积累的财富大量用于土地兼并，削尖脑袋要当地主，一旦他们当政，既有钱又有权，普通的乡下土财主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原本要走两百年的土地兼并过程几十年就走完了，然后爆出一千万流民。所以，通过地租食利的地主才是一个封建王朝要依靠的统治阶层。

然而，明末面临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局面，之前，无论是秦朝、新莽、东汉、隋朝、唐朝、元朝，在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其中枢的权威很快就瓦解了，即便朝廷继续存在，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呈现军阀割据状态。而明朝吸取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之后，再加上生产力的提升，在交通、武器方面都较之前的朝代有了进步，使得其统治能力很强，出现了全天下都是反贼，朝廷却始终不崩这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局面，直到1643年，明朝依然有能力组织十万人规模的大型战役。

这就导致，之前的闯军始终没有办法建立割据政权。当李自成战胜孙传庭，对明朝取得决定性优势时，才刚刚开始政权建设。这就使得大顺和士绅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就在几个月前，士绅们还暗通孙传庭要灭了闯军，闯军也在抄士绅的家，现在转眼之间就让他们团结合作，共同形成新的统治集团，这是极度困难的事情，没有几年的磨合是做不到的。

从正面来看，这就使得大顺政权的屁股依旧很稳定地坐在小农一边，对土地兼并进行严格的限制，维护自耕农的利益，从长远来说，这对一个封建王朝是有好处的。

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顺的政权组织是瘸腿的，闯军刚刚经过和士绅十三年的血战，导致他们只能依靠那些在明朝不得志的下层读书人，而不是在地方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豪绅大户，以及刘洪起、李际遇这样由绿林好汉加入地主阶级的土寨豪强。虽然1644年前后闯军吸纳了许多明朝的中层官员加入，但三品及以上的高官除被崇祯关在天牢里的侯恂等人之外基本上一个都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更依赖武将。但大顺军是在短短四年时间内由一千多人扩充到几十万人的，自身嫡系的武将力量不足，这就使得大批不可靠的明军降将取得了重要地位。

而清朝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已经经历了六十年的政权建设实践，经验非常充足。对于和明朝的土豪劣绅，甚至是冯铨这样的无耻之徒合流，他们也没有任何忌讳。

所以，在1644年时，局面是这样的：

大顺朝委任的那些穷秀才出身的县官，仅仅是控制了县衙，他们追赃助饷、均田免粮的政策固然受小农欢迎，但小农是没有组织性的，必须要靠行政力量或者宗族、宗教这样的力量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出战斗力，然而，大顺得不到士绅、胥吏的拥戴，其行政力量十分薄弱，宗族和宗教手段当然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争取到的小农的民心是无法直接转化为实力的。

而清军甫一入关，其宗旨便是与地主豪绅、宗族长老这些人合作，通过这些地头蛇在基层的势力，使得清朝可以迅速汲取占领区的资源。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顺在每个县只有几个官员和几百兵的地方政权完全无力抵挡清军和明朝官绅的夹攻，迅速崩溃。

有序的反动远比无序的进步强大得多，不管什么政策，只要不能在军事实力上体现其成果，就不能左右战争的胜负。大顺成功团结了自耕农，可是现在自耕农既不能提供兵源，也不能提供赋税。之前河南的百万流民早已为大顺军提供了足够的兵源，再加上大批明朝降军，大顺面临的不是没有兵的问题，而是兵太多养不起的问题。刚刚分配到土地的自耕农尚在恢复生产，在三年免征的期限内，也无力提供财力的支援。

而地主则不然，他们有充足的财力，官府向自耕农收税也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手上掌握着乡勇，利用宗族组织能够比官府更有效地控制人口，还掌握着教育、信仰、舆论。迅速团结地主，就意味着有了稳固的统治，有了稳定的财政供给能力。

十七世纪是地主阶级当家做主的时代，就凭这个，大顺是干不赢大清的。

那么大顺能不能学大清团结地主阶级呢？也不行，因为那就成了自己否定自己。在大乱之后的陕西、河南，根本就不存在不损害士绅利益就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生产生活的方案，如果真有的话，孙传庭早就用了。大顺再怎么努力讨好士绅，其吸引力也不会超过剃发和圈地开始之前的大清。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军事上的胜利弥补政治上的短板，只要能在战场上打赢，士绅在考虑利益之前就会先担心脑袋。如果闯军能够在战场上连续取胜，阻滞清军进军的脚步，经过两三年的经营，有了成熟的官府，便可以持续调动自耕农的力量，拉拢一部分中下层士绅。形成了稳定的秩序，便可以和清军长期对抗，有序的进步自然也能胜过有序的反动。

然而，闯军在军事实力上本来就不如清军。清军入关之后，借助大批投降的明朝官绅迅速接管地方、组建绿营，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战场上局面瞬息万变，只要差距没大到其中一方毫无还手之力，那么鹿死谁手便尚未可知。可是在政治、经济均落下风的情况下，还要接连取得军事胜利，为政治和经济的逆转赢得时间，这需要顽强的意志、天才的指挥和绝佳的运气。闯军绝不缺少顽强的意志，但是后两者都没有。

总结起来，明末的各家参赛选手的情况是这样的：

大明：无序的反动。没救了，准备白事吧。

大清：有序的反动。虽然烂，但是最能打。

大顺：无序的进步。保护自耕农、限制地主的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政权建设时间才一年就面临大决战，没有形成完善的资源调动体系，无法把人心转化成军事实力。

云南时期的西营，台湾时期的郑氏：有序的进步，经过多年的经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统治模式，可以有效调动辖区内的资源，然而已经被逼到了边角之地，缺少大片产粮区。就算效率再高，拼消耗也拼不过控制大半个中国的清朝。军事进攻短期不能见效，就必然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