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一个很需要强调的知识——教会和世俗领主之间,并不存在阶级矛盾,教会也是地主,其和世俗领主的对立,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管是神罗的叙任权斗争,还是维斯特洛的教团武装叛乱,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两股势力的斗争。
大麻雀对教会和王权的冲击,实质更接近宗教色彩浓厚的农民起义,一旦大麻雀成为了教会的主人,掌握了原属于教会的生产资料,其性质也就改变了,而其恢复教团武装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世俗领主让渡一部分使用暴力的权力给自己,这一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教会地主的阶级统治。
虽然大麻雀有着极高的道德追求,但是切勿把他所代表的社会意识等同于雇佣经济大发展这一社会存在基础上的以反赎罪券为代表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意识,因为大麻雀虽然也看不惯脑满肠肥的旧教会地主,但是他并不是基于雇佣经济的发展产生的,他的诉求仍然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的诞生只是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惨烈的斗争极大影响了社会生产,动摇了旧有的统治阶级内部平衡。
丹妮则不一样,她打碎了厄索斯旧的经济基础,从社会生产的层面瓦解了厄索斯的奴隶制经济,消灭了奴隶身上的生产资料属性,将他们领入了雇佣制经济,约等于黑奴被解放进入了手工工厂,此时厄索斯的奴隶们就不再是奴隶主们的私人财产,而是被雇佣参与社会生产的早期无产者了,这无论是对比过去依附于奴隶主是奴隶还是维斯特洛依附于封建地主的农奴、佃农,都是更为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