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华北大的确给外国,尤其是美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清北的学生比其他高校的学生只是多了一些人生选择而已。人才的流失,这不是清北的问题,这是能力的问题,普通大学的学生但凡有清北学生的选择权,跑得比谁都快,出去了以后那优越感比谁都强。
对于个人来说,国家从来都应该是为了人民而存在,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个人为了国家而存在。所以一个国家想要留住人才,正确的思路是为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待遇,而不是用国家、民族这些东西去绑架人才,逼人家牺牲、奉献。
不过这个道理那些叫嚣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自然不会懂,他们的脑袋里连自由、人权都是贬义词,还怎么可能期待这种人对他人会有抱有任何善意呢?
我想钱理群一定没想到他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会被滥用成这个样子,被一群low lifes and losers当武器逮到个人就要用一下。如果当年我还把这个概念当作一句骂人的话,而今我越来越喜欢别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了,因为这就好像一群太监在骂别人过性生活不道德一样。
所以,如果清北人才流失严重,该反思的不是清北,而是国家和社会,该推出什么政策来留住人才。更何况,新中国不是闭关锁国的大清,“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国策,赵发言人的原话更是:中国,来去自由。
出现这种舆论指责的根源就是两个:
我理解的信息茧房,指的是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接收和自身立场与固有三观相符合的信息,对于相左的信息,则选择性的忽视,甚至在如今的信息筛选算法下,根本就看不到那些信息。
对于人才流失方面,文学专业不必去说,毕竟即便是“叛节”文人,自然有广大群众自发和Ta打口水战。国人最在意的,其实还是理工类专业人才的流失,比如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军工、AI、医药等等。
与理工类人才相比,金融经济管理之类专业人才的出走,大家也不太放在心上,反而可能觉得走了以后减缓内卷,不是坏事。
但这里就涉及到了,国内对待理工类人才的待遇,与以五眼联盟国为代表的欧美社会对待这类人才的待遇的横向比较。
理工类人才在欧美社会,做到顶尖的,非常非常非常富有。至于中层和基层,在欧美的福利制度下,除了缴税的时候比较心疼,其他无论是房价、物价、抚养孩子,不说和国内比较,起码他们自己心满意足。为了不引战,我就不说太细了。
若说这是国力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待遇差,那不妨再看看纯学术类型的人才。
欧美的学术环境和国内带有官场气息的学术环境,只有在两个地方都打过滚的人才会有切身体会。无论是薪资待遇、自由度、申请资金和项目的流程,欧美的学术环境都比国内拉帮结派山头林立等级分明的学术圈要更吸引人,尤其是空有智商而没有背景的人。
我国的学术山头有京沪之分,欧美的学术领域同样有师徒传承、大圈套小圈。但是,我国的人情世故,确实要比欧美更加疏而不漏。
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的一个学生,只因叔叔是院长和博导,从入学到毕业,一路划水。她的师兄师姐做项目都抢着带她,因为她在组里,导师就会重点关照。而且,这里都是正规的手续流程,不涉及一点儿违纪违法。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欧美学术如今深陷在披着政治正确外衣的意识形态泥潭中,红线也渐渐多了起来。即便做纯学术的,也得谨言慎行,不然被撤销诺奖的那位,和用马丁路德金的语录来怼黑人学生的那位,都是前车之鉴。
这些信息,在基于自身立场上预设起来的信息茧房的屏蔽下,是会被茧房里的人刻意无视,或者说,没有渠道了解的。
我是没有打算在国外待着的,我脾气不好、民族情结严重、微左,尤其本科时候还年轻,更加冲动,读书时课上课下都没少跟美国佬吵过架,也在街上和种族歧视的小流氓和老头动过手。要让我一直过这种日子,我可不愿意。
但我能理解那些家境一般,只能靠知识来改变命运的人,留在欧美的决定。
长久以来,我都觉着国人“占据道德高地,绑架旁人牺牲奉献”的思维习惯,除了口嗨,真的没有实际作用。既不能动摇决意投敌的河殇后人,也不能说服趋利避害的精致利己者。无非是让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心里多了点包袱,可当绿油油的美元到账的那一刻,也就抛诸脑后了。反而因为被戳爆脊梁骨,不得不靠恨国来度过余生。
对于改换门庭的中科院博士和物理天才尹希来说,你就是骂他们祖宗十八代都是汉奸走狗,真的过起了自己的日子,都没有真金白银有用。
我们为什么讴歌那23位两弹一星勋章的持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操和民族大义,几近圣人,做到了凡人做不到的事情。可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荣誉要给,经济利益、发展空间,也不能缺位。不能因为有人愿意做英雄,就不给配得上英雄的待遇。
舆论就是再呼吁一起建设祖国才会有共同的美好未来,人家仰望着拆迁户高高在上,听着资本家996是福报的大言不惭,品着“我家三代努力凭什么不如你寒窗苦读十几年”的政治正确,也肯定敬谢不敏,逃之夭夭了。
他脚一抬人一走,房子车子爱人孩子全在美国,他就是得新冠死那了,被黑人白人一枪爆头,那也是小概率事件。对他的心境不会有一点影响。
通过指望别人过得不好,来安慰自己过得好,这是不是有点太阿Q了。
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的容纳度高了,给人才的待遇提升了,人情、关系、出身这些因素对于人才的求职和晋升造成的影响无限趋近于零,才会有“天下英雄入吾彀”的盛世。
而不是用“你没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的毒鸡汤去解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用“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些丑闻去挑战莘莘学子对于国内人才发展的信心,用“岁数大了来养老”去指责杨振宁那样国家都要重视的人才,用安贫乐道的道德标准去要求钟家父子。
让我比较乐观的是,提高科学家待遇、科学家不该赚得没有明星多之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好事情,说明人民群众对于人才的渴望和重视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也希望大众的目光不要只放在最光鲜的那几位大佬身上。以获得诺奖、家世显赫的屠呦呦为例子。远的不说,她外祖父姚咏白是中华民国首任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户部尚书一样的人物。其子姚庆三也是杰出财政金融家。屠呦呦自小就跟着这位舅舅长大。而她丈夫李廷钊在北京钢铁研究院工作,曾获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曾留学苏联。他们有女二人,大女儿在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
对于这样的领军人物,诺奖奖金也好,头衔职称高薪也好,她都配得上,哪怕只是锦上添花,也不能不给。与此同时,广大基层科研人员的待遇,却也不该成为内卷下的牺牲品,合肥中科院90多人集体辞职,就是前车之鉴。
一边指责清北学生不为国效力,一边坐视中科院科研人员被挖走,简直是买椟还珠,打错了靶子。
再说第二个,键盘报国。
这个就好理解了吧。
说清华北大是美国附中的,有几个是清华北大,C9出身?
我身边本科C9的同学也有那么几个,即便基本上都要回国发展,但对于选择留在欧美的同学,也没什么大义凛然的指责。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几位留在欧美的同学,只要脚踏实地,五年左右就能贷款买得起车房,还没有案牍之劳形。而回国的同学们,基本上本科读书的时候,家里就给置办上至少一套房产了,即便如此,也畏国内996如虎,五个里面有四个都想进国企和高校,找个清闲单位,不想赚什么钱,就想有个能好好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工作。
说真的,但凡在国内,能不靠出身、不过分依赖情商去维系那些令你作呕却又不得不维系的人情关系、不靠牺牲和父母爱人子女的相处时间,一样能获得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谁愿意面对着不同文化的大杂烩,面对着肉眼可见的种族歧视,头顶着因为种族而带来的行业天花板,去背井离乡的生活?
那些移民的清北学子,除了家境优渥有转移资产倾向的特权之后,其实和明清之时下南洋的赤贫农民,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29 JUN 2020 更新
不想总把自己的回复置顶在评论区里,所以在此深化一下本文观点。
首先,评论区里有几位读者,提及中国基础教育的白菜价和清北诸校的高额补贴,以此来说明,即便没有申请国家补助,清北学子移民依然有“叛节”之嫌。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爱国之心纵然天地可鉴,政治观却过于简单粗暴,对于政府和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停留在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朴素阶段。
按照这个思路,一个人如果成功了,是国家制度优越,如果失败了,则是个人努力不足。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这和二十年前,将成功归结为个人奋斗,将失败归责为国家落后的那批人有什么不同?正反话全从一张嘴里说了?
要是这么论,企业家盈利要悉数上缴,因为他们获利得益于政策倾斜;男女到了适婚年龄就要随机配对生育,因为他们有责任提高生育率;人死了遗产要如数充公,因为他们生前喘的每一口气都是在中国大地上;房价就应该不断攀升,因为只有各地方财政推高,才能保证天下太平。那么引进黑人来“联姻”的时候,姑娘们是不是必须要响应政策号召?因为她们能长大,也是得益于医疗教育食品安全啊!
这事情要是这么好办,各地方城市还制定什么人才引进计划?还上亿的砸钱?直接按照学籍所在地遣返,基础教育阶段在哪上学,就在哪工作得了!也免得北上广深落下一个千金市骨以利诱人的名声!
完全鼓吹个人自由的社会,和完全提倡集体奉献的制度,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也都被人民群众淘汰了。思想教育上的爱国宣传,和高薪清廉的人才制度,要两手抓两手硬。将国家对公民的义务理解为恩赐,貌似大义凛然,其实逻辑内核和资本家996是福报并无不同,都是“我给了你一片土地,引了水渠灌水,你这韭菜就得长起来,还要什么肥料”。倘若由上至下都是这么想,白宫的人做梦都能笑醒。忘了那帮孙子都是怎么挖德国和苏联的墙角了?朝鲜严防死守,美国该偷人一样偷。中国这么大,有些人铁了心想跑,拦得住吗?
清北也好,一二本也好,无论是智商有优势,还是才艺突出,又或是户籍或者民族加了分,总归是遵从国家制定的规矩,自己考取出来的。外国留学生只要分数达标手续正常,无论门槛多低,那也只能录进来。规矩里既然没说“清北毕业生不可移民”,那根据我国司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他们爱移不移都没啥好说的。
但是!如果是拿了国家的经济补助,或者走的公派路线才出国的,就没有理由逃避回国,更没有任何理由去为弄虚作假留在国外而辩护。
因为那不是国家对于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是国家对于一个个体公民的优待和提拔。在签署合约的那一刻,就等于默认了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真的那么喜爱西方文明,那契约精神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不是该遵守一下?
其次,评论区里出现了“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字眼,搞得我一头雾水。了解以后,才得知国科大季精日的来龙去脉,也才明白这么个冷门问题下的回答为什么突然流量多了起来。
有留学经历,或者常逛外网论坛的人,对季精日的言论可以说是十分熟悉了。这种人(尤其出身大陆)往往表面正常,线下接触的时候,如果不是对言论和用词敏感,往往察觉不出他们批在爱国外衣下的恨国情绪,但到了外网论坛,则立刻化身皿煮斗士全力输出。实话讲,这么一个在推特上说句“我爱中国”就能砸出一串的“人”,突然上了热搜,让我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清北为了转移视线而挑了这段时间声望高涨的“红色”大学下手【笑】。
我没心思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从而让他们有了恨国之心。但我知道,不是读书越多,脑子就越好使。主席说,“如果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有的人接收信息的时候,只愿意看到他想看到的内容,屏蔽和他固有认知冲突的内容。这种为军国主义哭灵的人,都不是屁股歪了,是tm投错胎了。根据我个人观察,这样侮辱本国的恨国党,无论去了哪个国家哪个文明,都不会被当地人看得起。这就跟侵华日军看不起汉奸是一个道理。对于这样的人,被开除学籍,哪怕是被剥夺国籍,都是大快人心之事。
良禽自可择木而栖,而乌鸦亦有反哺之情。人心愿往高处走,但低谷时吃过的中国水,不该忘。
几年前公知风头正盛的时候,蒋方舟内涵清华”又红又专“,说清华学生一味维护当局,附和甚众。知乎早年还有拿”又红又专“作为贬义词黑清华的人。
如今风向逆转了,于是清华就从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变成美国附中了。
有些人就是有原罪的,自由主义得势的时候他们被骂当局的狗,民族主义得势了他们又被骂成外国的狗。
2020.8.6补:根据2019年清华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小我十届的本科校友总毕业人数2836人,其中出国深造699人,占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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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原答案)-----------------
至少对于清华来说,人才流失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本人2005本科入学,2009毕业,去年是毕业十周年。校友系统对同届3373名入学的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其中做出有效回答的2617人当中,有八成在国内工作。目前仍在国外的人当中,绝大多数在美国。因为疫情和政治的原因,有不少也想回来了。文末我会把整个统计贴出来。
毕业十年选择的地方,就是未来事业的根基。确实,本科生毕业出国的比例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大家学成之后就回来了,那说起来美国顶级高校才是中国附中才对。
网络舆论对事实的关注度是不够的。知乎讨论的原则之一就是,先问是不是,再谈为什么。过去,中国顶级精英知识分子当然是削尖了脑袋要出国的,清华建校时的定位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升级,精英人才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经足够好。老婆孩子如果不至于跟着受罪的话,大环境能否支持人才好好做一番事业就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好的选择。和我一起留学的同学里,清华校友相比其他学校回国的比例更高,可能有这个因素。
2011年春我在芝加哥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看到官方数据出来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很难想象,仅仅是在我2005年准备高考的时候,天涯上人们还因为有人乐观预测2030年能不能超过日本而争论不休!如今在2020年的夏天,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因为疫情影响而翻盘美国了。一般来说,世界格局的改变是比人的代际更替要来得慢的。中国的发展太迅速,以致于很多人稍微沉醉于过去的印象,其分析就会陷入脱离实际的窘境。
以下是2019年校庆,2005级毕业10周年庆典上展示的统计数据。
P大不了解。
T大则是一直与国家大势密切相关。
民国时代,精英教育,精英层和国名党政府紧抱西方大腿,也就是有了预备学校之盛誉。
前三十年,强调独立自主,T大被改造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又红又专。
改开后,强调国际接轨(其实主要就是接轨美帝,以美为师),所以预备校之名又有复兴之趋势。
今后一段,与美关系紧张,估计又会有服务于复兴之使命重调。
来回偏转,动态平衡。
这居然有人来问??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
第一,你倒是喜欢人家,人家喜欢你吗?
第二,你倒是跟他上了一个高中。那到大学怎么办?万一他没考上大学,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辍学?如果他考一个不好的大学,你是不是要放弃更好的大学跟他在一起?
第三,你跟他在一个高中又有什么意义?中学生就算你们互相喜欢,还不是分手。你们还能外面买套房去登记吗?年纪也不够啊。那既然大概率是三年以后就要分手,那你现在跟他在一个高中又有什么意义呢?就为了上学放学能够一起走?
第四,你看看你爸你妈差几岁。等你真的到了结婚的年纪,能和你结婚的女生现在估计还在上小学。世界那么大,出去多看看,一般来说大学毕业那年回过头去,你会发现当初的自己是多么幼稚。
中途岛战役……
女王:求求题主放过我,我可不敢有什么政绩。。。
我曾在一个美丽的夏季从亚美尼亚出发,前往拜访此次冲突的发生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2016年4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也在纳卡地区发生了冲突,而我在三个月后进入了这片土地,甚至来到曾经的战场边缘。
在纳卡的旅行、与当地人的接触,让我对这片地区的认识更多的同时,也迷惑更多。我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希望能促进自己再深思,也对大家了解这一地区长期冲突不断的背景有所帮助。
手机早已没了信号,只有GPS还在勤恳工作,地图上的小蓝点显示我们已经跨过边境,然而四周群山荒芜、道路崎岖蜿蜒,连只飞鸟都不得见,又哪有什么边检、海关。
四野无人,只我们一辆车在无穷无尽的大山之中跋涉。那个瞬间,我望着茫茫的崇山峻岭与仿佛没有尽头的破损山路,有些恍惚:此刻我到底在哪里?是在地图上的阿塞拜疆、事实上的亚美尼亚,还是那个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承认的国家?
高加索群山一片寂静,而寂静也许是对这个问题唯一正确的回答。
直到海拔渐低,地图上锯齿状的盘山路走到了尽头,路边才出现边检站。几个军人站在一栋矮小的砖房外,手里牵着一条狼犬。我们靠边停车,被一个军人引进屋子里查验护照。
“你们有签证吗?”屋子里的人用生硬的英语询问。我们摇摇头,对方也并不诧异,只是嘱咐道:“记得到了首都之后立刻去办。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再次开战。3个月后,我们进入了这片富于争议的土地。
很少有人听说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存在,在主流的地图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名字。这是欧洲尽头的一片山地,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地处阿塞拜疆西部,亚美尼亚以东、伊朗以北。
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上任一国家,目前都承认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却自称属于阿尔扎赫共和国——原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简称纳卡。
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正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几个大帝国在此来回冲突,千百年来争战不断、烽烟四起。纳卡在古代属于亚美尼亚,后来又先后被东罗马、波斯、土库曼突厥人统治。直到19世纪,沙俄吞并了这一地区。
那时,这里混居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奥斯曼土耳其、沙俄的夹缝中,随着三个帝国的博弈,不断因为民族与宗教爆发冲突,被鲜血与泪水浸透。
就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这个名字也是由三个帝国的语言构成的:俄语(纳戈尔诺nagorno,“多山的”或“高地”)、土耳其语(卡拉kara,“黑色的”)和波斯语(巴赫bakh,“花园”)。连起来就是“多山的黑色花园”,恰到好处地描摹出我们眼前那连绵不绝的褶皱山脉与一望无际、衰草连天的旷野。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而纳卡成为了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焦点。1918年,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宣布自治,阿塞拜疆却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占领了纳卡。这激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极大愤恨,阿塞拜疆人被视作土耳其进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帮凶。
随后,整个外高加索都成为了苏联的疆土。为了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苏联将作为自治省的纳卡划给了阿塞拜疆。但冲突并未因此平息。尽管政府着意将大量阿塞拜疆人迁入纳卡,亚美尼亚人还是占了绝对的人口多数。
苏联的帷幕下暗流涌动:纳卡的亚美尼亚人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进行攻击,而阿塞拜疆则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双方伤亡不断。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次独立。夹在中间的纳卡也宣布从阿塞拜疆独立,这遭到了阿塞拜疆的强烈反对,纳卡战争全面爆发,血与泪再次洒遍这片饱受折磨的土地。1994年,在俄罗斯的调解下,阿塞拜疆、纳卡和亚美尼亚签署了停火协定,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争端始终无解。
至今,阿尔扎赫共和国依然未被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浸泡在鲜血与泪水中的“多山的黑色花园”之国,并不存在。
尽管是国际承认的阿塞拜疆领土,但旅行者根本不能从阿塞拜疆去到纳卡。唯一的方法是从亚美尼亚出发,沿山路进入这个讲亚美尼亚语、使用亚美尼亚货币、经济军事都极度依赖亚美尼亚的“国家”。
北部入境的山路距离虽短却难走一些,我们在山岭中盘旋了一整个下午,夜晚才抵达“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微弱的路灯照亮这座规模太小的城市,狭窄的街道旁停着一些亚美尼亚车牌的老旧车辆,灯柱上挂着纳卡的“国旗”——在亚美尼亚国旗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条白色条纹,似将国旗一割为二。
直到第二天我才看清这座城市的长相。方方正正的广场、肃穆的砖砌建筑、火柴盒般的居民楼、带着超大码帽子的军人和警察,都带有明显的苏联印迹。路上行人稀疏,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充满大都市活力的氛围相比,斯捷潘纳克特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已然消逝的时代。
手机自动连上了阿塞拜疆的网络,外交部也发来了关于阿塞拜疆的提醒短信,而我们正要去纳卡的“外交部”办理签证。办事的官员态度极好,英语也讲得标准,指导我们填好简单的申请表,还很贴心地询问我们是否不要把签证贴在护照上——一旦贴上纳卡的签证,就会被阿塞拜疆拒绝入境。签证以亚美尼亚货币付费,合人民币不过40块钱。
走出“外交部”时,街道上行驶来一个车队。头车的天窗里站着位摄影师,正对着后面的花车认真地拍摄,司机摆摆手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后车天窗里被拍的男士也兴高采烈地冲我们大幅度地挥舞手臂,大概是少见亚洲来的旅行者。
纳卡的经济形势不好,人民收入低、失业率高,旅游业也不甚兴旺。虽然这片土地的命运牵动着整个世界的利益,长期的战乱与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却让群山怀抱中的纳卡如同与世隔绝一般寂静冷清。街边小店的物价极低,两个人在看起来高级昂贵的花园餐厅里吃一顿好饭也才60多人民币,碗盘里的鱼汤与饺子更是像极了俄罗斯的饮食。
从“外交部”往北3公里便出了城,一座绿意葱茏的小山丘上坐落着纳卡最著名的地标——“我们是我们的山”(We areour mountains)。这是一座造型璞拙可爱的雕塑,以红色火山岩雕凿出纳卡的一对老年农民夫妇,大爷留着一部大胡子,大妈则按当地传统用头巾遮住了嘴巴。他们并肩而立,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微笑着注视着远方。
绿草之上颜色绚丽的红色雕塑显眼夺目,这座雕塑也是纳卡签证的背景图案,仿佛昭示出这片土地的顽强与倔强,以及当地人的不屈不挠、决不妥协。
我们穿过毛茸茸的草坪走到高处,和雕塑一起看着几个孩子在草地上没心没肺地游戏。当周遭的大国博弈让纳卡始终不得安宁,在民族矛盾的激荡之中,确实唯有自己才能是自己的靠山。
从雕塑往东北方向而去尽是黄色荒草占据的原野,远山起伏,道路也随之忽高忽低。纳卡的东北曾是最激烈的战场,如今依然不甚安全,只有部分地区开放。有时道路边会出现一座宏伟的城堡遗迹,但军队的标识却意味着这里不得靠近。
土黄色的Tigranakert城堡矗立在山峦之下、原野之上,是一处修复良好的景点,还建有一座鲜有人拜访的考古博物馆。这座伟大的城堡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亚美尼亚王国的提格兰二世修建的四座城池之一。
公元前1世纪,在提格兰二世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扩张,建立了亚美尼亚历史上唯一的大帝国,疆域从里海一直绵延到地中海。然而好景不长,罗马帝国击败了提格兰二世,昙花一现的亚美尼亚帝国被迅速瓦解。
Tigranakert城堡留存的时间却比亚美尼亚帝国长得多,直到14世纪才被废弃,荒草地中还留有1世纪的城墙遗址与5世纪的教堂遗迹。当我们从野草上踏过,沿着修复的城墙漫步,在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废墟旁,还能勉力想象出一丝帝国曾经的辉煌,觉察出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之间斩不断的历史与文化联系。
纳卡西北方的甘扎萨尔修道院(Gandzasar Monastery)建于13世纪初,规模颇大,堪称这片地区最精美、最重要的修道院。“甘扎萨尔”在亚美尼亚语中的意为“宝藏之山”,传说这里保存有施洗者圣约翰(就是为耶稣洗礼的那位圣徒)的圣髑。
即便没有这些历史与传说,石头垒砌与雕刻而成的甘扎萨尔修道院也是一件艺术的珍品。墙面、门楣、地面都有大量粗综复杂的浮雕,尤以精细的亚美尼亚十字架花纹居多,还有许多朴素逗趣的天使、飞鸟,乃至龇牙咧嘴的小狗形象。
教堂内只有几扇狭窄的小窗透进来些许微弱的光线,虔诚的信徒正点燃一支支纤细的蜡烛,一片宁静之中只有烛火噼啪燃烧的声响。石砖铺成的地面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光滑平整,如漆黑的河水般反映着烛光点点,氛围昏暗幽微,仿佛另一个世界。
修道院外有个乐呵呵牵着马的男子,来访的游客有时会把孩子放在马背上拍几张纪念照,男子就赚到一点小钱。我们在一旁拍照时,男子牵着马走过来,语言无法交流,干脆直接把纳卡与亚美尼亚的小国旗塞到我俩手里,又弯腰又挥手地让我们与他和他的马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一分钱不要便又乐呵呵地走了。
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信徒,而甘扎萨尔修道院则是该教会任命的阿尔扎赫大主教的驻地。后来我看着照片里两面如此相似的国旗与笑容满面的纳卡男子,不禁感到某种悲哀:无论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各方面与亚美尼亚的联系多么千丝万缕,现在的纳卡既无法并入亚美尼亚,也不能成为亚美尼亚承认的国家。
那天夜里回来,我们在斯捷潘纳克特的街道瞎逛。水果店的几个年轻男子守着绿皮红瓤的西瓜和老旧的电视机正在看欧洲杯,扭头望见我们,便大声喊道:“嘿,你们从哪儿来?”
“中国。”
“噢,中国足球糟透了!”语气里一半鄙夷、一半遗憾。
我们一笑,竟是无法反驳。国际政治多么波谲云诡,还能轻松看球取笑也是好的。
在常用的酒店预订网站上都找不到纳卡的住宿,但随着一些猎奇的外国旅行者的到来,当地人开始使用Airbnb做民宿生意。盛夏正是高加索风光最灿烂的时节,鲜花开遍的民宿里住着各国而来的背包客,但少有人长待,总是匆匆来、又匆匆离去,像是不堪承受这片土地的沉重。
我们也只住两晚便走,临行前民宿的老板娘询问能否顺路带她去埃里温看望女儿,她就不收我们房费了。我们抱歉地打开车门,指着堆满后座的行李解释说实在坐不下。老板娘忙说不要紧,依旧笑嘻嘻地送我们离开,挥手欢迎我们以后再来。
以后还会再来吗?我也不知道。在我去过的所有目的地之中,纳卡的风光与古迹都算不上格外出众,但这样一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也许会想亲眼看一看。
这个念头在车驶入进舒沙(Shushi)时变得强烈起来。舒沙位于一个河谷上方,较高的地势将四面八方的景色尽收眼底。19世纪时,舒沙是外高加索最大的城市之一,作为纳卡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在此兼容并蓄,教堂与清真寺的穹顶一起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
然而,战争毁灭了一切。20世纪90年代,舒沙成为了纳卡战争的前线,繁荣在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只留下满目疮痍。
建于18世纪的舒沙城堡是一处人烟稀少的遗迹,阿塞拜疆曾从这里炮轰往北不远处的斯捷潘纳克特。沿着仅存的石砌城墙漫步,青草与野花在无人的空地上肆意生长,我们站在大树的浓荫下向城内眺望:
市区面积极小,夏日里花草茂密更衬得人口稀少,市民中不乏从阿塞拜疆逃过来避难的亚美尼亚人,孤零零的晾衣绳与空荡荡的残垣断壁,显出几分落寞与萧索。一座清真寺只余半座宣礼塔站在废墟里,花砖拼成的纹路依然充满数学之美,而塔顶已长出蓬勃的野草。
小城中最显眼的建筑当属纯白的Ghazanchetsots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868年,经战后修复重建的,钟塔直插青空,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白色光彩,优雅又纯净。
苏联时期,教堂曾被当做杂物仓库;纳卡战争期间,阿塞拜疆又将其作为军需品储藏室。而当我们推开雕刻着圣像的木门、走到教堂的穹顶之下,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新生婴孩的洗礼。
圣歌唱响,家人与挚友围绕在孩子周围,聆听神父用唱诗般的语调念出神圣的句子。稚子无知,在母亲怀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我们看了一会,悄悄地退了出去,一抬头看见钟楼角落吹号的天使。
我们告别废墟里的舒沙,继续往西南方前行,驶入山谷。这是离开纳卡的道路,与来时的路相比修缮得更好一些,就连河边的边检站都显得正式一些。
几个人站在一栋两层的飞碟状小楼外,对面竖着亚美尼亚与纳卡的国旗,在强烈的阳光下若不细看竟是难以分清。没有人或者标识示意我们停车,我们一不小心开过去了,又自觉地退了回来。小楼里的人随随便便地看了我们一眼,也懒得检查签证,便挥手让我们离开。
车辆过河,我们将这个不存在的国家抛在了身后。
还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只四周的山林似乎更浓绿了一些,也许是海拔下降、水汽稍微丰沛的缘故。我在手机上放大地图,试图记录下我们在纳卡的行踪。
我突然注意到亚美尼亚的地图上发现了好几个小圆圈圈出来的飞地,它们大多散落在靠近边境处,面积极小,圆圈内写着阿塞拜疆、圆圈外写着亚美尼亚。
那天傍晚我们在埃里温以南70公里处路过了一个小圆圈。其实这块飞地不过是盘山路包围着的一个小山包,来往的货车呼呼地从中驶过丝毫未减速,只有好奇的我们在路边停车四处张望,想找见一点阿塞拜疆的影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目力所及处甚至连房子都未见一栋,不知怎么这块小山包就被算作阿塞拜疆的领土了。也许山里住有阿塞拜疆人吧,我们只得胡乱猜测,而阿塞拜疆地图上那些小圆圈里的飞地,也许是住着几个亚美尼亚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存在?
暮色渐沉、山岭荒芜,日落悄然降临。关于那片“多山的黑色花园”的记忆在金色的夕阳光辉中越发明晰,关于国家的疑问却越发模糊不清。
纳卡的邮票、邮戳与护照里没有贴的签证纸,组成了我的所有纳卡纪念品。之后再见纳卡总是在新闻里,局势总是剑拔弩张,与印象里那片寂静的山地形成对比。
民宿老板娘说“欢迎再来”时,我其实心里暗想如果未来和平了,我会再来的。可是过了这几年,越发看不见再去的希望了。
以上旅行故事我曾在知乎发过,但它消失了。公众号里的还在,所以图片有个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