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区别是什么？ 第1页

乌克兰人的建构，与哥萨克密切相关，诞生于帝俄，而扩散至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并深深地扎根在那片两海间的土地上。乌克兰土地上最早闻名的哥萨克来自扎波罗热，那片激流之外的土地上的哥萨克，曾经长期被莫斯科人略带贬义地称作Khokhol，霍霍人，这一诨名来自他们独特的，极具游牧色彩的发型。那句хитрыйкак хохол/像霍霍人一样狡猾的谚语，既是乌克兰一撮毛们留下的“美名”，也是乌克兰人夹在多个强权间生存所带来的必然天性。

乌克兰哥萨克发型与服饰

在乌克兰，西部受波兰人同化而凝结出来的，沃里尼亚-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夹在中间向多个强权摇摆骑墙的第聂伯乌克兰人，以及东部常年服务于沙皇宫廷的东部乌克兰人之间的历史包袱延续至今。而西部的东仪天主教徒和东部的东正教徒之间的信仰分歧，西部农民和东部产业工人间的经济结构矛盾，也都不是单纯一句乌克兰人就能彻底概括的，况且要是能总结出一个普适的抽象的乌克兰人如何，乌克兰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西东乌克兰的城市差异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以利沃夫为核心的加利西亚，但也会涉及第聂伯两岸。事实上，作为边疆这一概念的乌克兰“Ukraine”，那片辽阔肥沃的处女地，以及驰骋其间的哥萨克，这一历史意象在早期无论如何也难以适用于加利西亚的教士-农民乡土社会。尽管今天利沃夫这座极具中欧风格的城市被认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但乌克兰这一概念以及其民族主义的发源，的确与加利西亚没有太大的关系，加利西亚被动地接受了帝俄时期第聂伯畔知识分子与哥萨克的民族构建，充分利用了哈布斯堡的怀柔统治，最终在一代亲俄旧人的失败后转向认同东方的乌克兰，在维也纳多元普世终结后的动荡年代中，加利西亚人通过与波兰的血与火斗争，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最为硬核的部分。但是，尽管今天亲俄民众的比例早已不到10%(苏联时代还有不少东乌克兰/俄罗斯人迁入利沃夫)，但亲俄主义仍然有所回声。

哈布斯堡帝国的加利西亚徽章
一、鲁塞尼亚，还是罗斯
1.1加利西亚视角的罗斯分裂
谈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自然离不开基辅罗斯，或者说古罗斯。我们这里开篇明义，用古罗斯，或者罗斯，来指代从诺夫哥罗德直到喀尔巴阡山，从布格河直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广袤的，曾经属于基辅罗斯的东欧土地，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或者鲁塞尼亚在内。而在单独指代其中之一时，我们会具体地用帝俄/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鲁塞尼亚。
需要指出的是，古罗斯，从来就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民主传统，存在“为制会”，或者说维彻这种人民会议(与瑞士的州民大会类似)与中国熟悉的“杜马”这一王公会议会议的松散的国家的联合。事实上类似于我国的东周，基辅罗斯是由258个诸侯公国及其衍生公国组成的，在1237年蒙古入侵基辅罗斯的时候，一共有56个大小公国存在。

基辅罗斯下的大小诸侯

古罗斯的人民会议

拔都的西征，结果就是罗斯的分裂，东北的罗斯成为金帐汗国的附庸，西部的罗斯则被立陶宛或波兰统治。具体来说，加利西亚在波兰、匈牙利中易手，最终属于波兰；而从白俄罗斯到第聂伯河左右两岸的土地，自沃伦到哈尔科夫，都被立陶宛统治。但土地的分治只是表象，东斯拉夫人的分裂在于地缘等因素导致的灵魂撕扯。
在蒙古人到来的时候，罗斯的土地上，最重要的统治者有两位，一位是在西北方击退了日耳曼骑士团的涅夫斯基，一位则是在西南方统治利沃夫所在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的丹尼尔大公。丹尼尔大公是当时最强大的基辅罗斯诸侯之一，他在匈牙利、捷克、波兰、立陶宛、鞑靼人之间周旋。意识到鞑靼人的力量后，他曾去朝拜拔都，以喝马奶的形式臣服，拔都保留了他的全部土地，而西方也开始巴结他。当然，丹尼尔的臣服也只是一种权衡，作为东正教徒的他，内心并未彻底屈服东方，他一方面积极扩充军费，另一方面与罗马联络，期望派遣针对蒙古-鞑靼人的十字军。教宗赐予了丹尼尔大公鲁塞尼亚国王的头衔，他也接受了，从此将自己统治的这片土地在法理上与欧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鲁塞尼亚国王丹尼尔大公

其实，鲁塞尼亚与俄罗斯，两者都是罗斯，区别在于鲁塞尼亚是拉丁语的转写，而俄罗斯或者露西亚(Russia)则是希腊语的转写，名称的区别，也隐喻了两者的分道扬镳。
丹尼尔是乌克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丹尼尔用自己儿子的名字命名了他统治的两座城市，其中一座是今天属于波兰，历史上与沃里尼亚联系紧密的海乌姆(东斯拉夫音近霍尔姆)，另一座，就是利沃夫，利奥(Leo)的城市，狮子城。

利沃夫的狮子市徽
在晚年，丹尼尔积极与周边联姻，包括彼时信仰东正教的立陶宛大公、作为莫斯科领主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而他的联姻，也最终使得周边国家取得了对自己统治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土地的宣称，此处后表。
1.2乌克兰的地缘
万物皆与地缘相关，在鞑靼人之前，罗斯的土地上，河流分别流向波罗的海、黑海、白海、里海，不同的分散流向下，这片土地缺乏中央集权的基础，部落式的自由和集会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随着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征服为这片土地的政治结构增添了新的特征，莫斯科在精神上转向专制，同时在领土向东的扩张中，事实上继承了金帐汗国的地缘生态位，而与匈牙利大平原仅一山之隔的加利西亚，则在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下走向另一方。

加利西亚地缘格局

由于本文会涉及较多的地理概念，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乌克兰建构完成前，或者不认可乌克兰身份，而认可老罗斯或者鲁塞尼亚的居民，我们会尊重其自称鲁塞尼亚人，以及相应的地域名称。

乌克兰各历史区域

加利西亚：有时也叫Halychyna(乌克兰语有时候会把G发音念成H)，是在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北的地区，绝大部分地处汇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上游，利沃夫西北部分地区则处于汇入波罗的海的布格河上游，主要包括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和历史上曾经叫作斯坦尼斯拉沃夫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也包括今天属于波兰的普热梅希尔，甚至克拉科夫以南的喀尔巴阡山区。加利西亚横跨波兰-乌克兰两国的罗兹托切高地边缘，同时也横跨分别汇入黑海、波罗的海河流的分水岭，这片土地从基辅罗斯崩溃后，直到二战前，几乎从未被莫斯科统治。

加利西亚地理位置

沃里尼亚：在加利西亚以北，两者的大致界限是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上游普里皮亚季河的分水岭，主要包括卢茨克、罗夫诺与日托米尔西部，也包括今天属于波兰的海乌姆。沃里尼亚东部的河流汇入第聂伯河，西部的河流汇入布格河，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这里被帝俄统治。

沃里尼亚地理位置
布格河：乌克兰沃里尼亚地区，以及白俄罗斯与波兰在今天的边境分界线。布格河发源于利沃夫西北，最终在华沙以下河段注入维斯瓦河，流向但泽。
桑河：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的一条河流，是维斯瓦河的支流，发源于喀尔巴阡山北坡，上游极其接近布格河上源，流域的主要城市包括桑多梅日、普热梅希尔、莱斯科。

桑河-布格河地理位置

莱蒙科：喀尔巴阡山西北部，包括横跨乌克兰，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山麓，中世纪属于波兰，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属于加利西亚省，是大加利西亚的一部分，今天属于波兰。当地的山民很多属于鲁塞尼亚人，二战后被迁至波兰其他地方，区域传统核心是普热梅希尔与新桑奇，当地居民并不认可乌克兰，更认可老罗斯或者鲁塞尼亚的身份。

莱蒙科地区地理位置

外喀尔巴阡：喀尔巴阡山西南一隅，从10世纪开始便被匈牙利统治，历史上长期属于匈牙利法理境内，一战后被捷克斯洛伐克统治，二战中始归苏联。匈牙利人多居住于平原与市镇，鲁塞尼亚人居住于山区。当地的核心是乌日哥罗德，匈牙利名为Ungvár(翁瓦尔)。

外喀尔巴阡地理位置

鲁塞尼亚传统的木制教堂

布科维纳：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现在由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分治。这一地区曾经属于鲁塞尼亚王国(即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后来成为摩尔达维亚公国的组成部分，再之后先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占领，布科维纳连接着加利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当地的核心是切尔诺夫策。

布科维纳地址位置，沟通加利西亚与特拉西瓦尼亚的山口便在此处

今天的布科维纳分属罗马尼亚与乌克兰


扎波罗热：意译为超越激流，或者说激流之外，Za(扎)是“外”之意，与外贝加尔中的“外”同义，波罗热则意为激流。第聂伯河在此处有一个大拐弯，拐弯中恰有一河中岛名曰霍尔蒂恰岛。历史上第聂伯河从第聂伯罗市以下直到扎波罗热为激流河段，这里礁石密布，河床浅，水流湍急，是行船的障碍，几乎完全阻碍了河流的航行(有九条大激流与数十条小激流)，直到1932年第聂伯罗河水电站建成之后方才消失。

扎波罗热地理位置

第聂伯河的激流河段

左岸乌克兰：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地区，主要指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与苏梅州的一部分。1654年起，当地的哥萨克宣誓效帝俄。

左岸乌克兰地理位置

右岸乌克兰：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文尼察、日托米尔东部、切尔卡瑟等，在17世纪的哥萨克大起义之后，仍然属于波立联邦，直到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这片区域也长期被奥斯曼帝国入侵。

右岸乌克兰地理位置
斯沃博达乌克兰：乌克兰的一个历史区域，在17至18世纪之间作为沙俄西南部的边疆，历史上曾经是克里米亚汗国入侵沙俄的基地。在俄国逐步取得上风之后，便成为哥萨克骑兵的拓殖地。除此之外，左岸乌克兰和右岸乌克兰的农民和市民也被迁移到这里。斯沃博达在斯拉夫语是“自由”的意思，而且也用来描述拓荒者的聚落。殖民者可以在某段时期内免缴税捐杂费。斯沃博达乌克兰包括了现今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全州，苏梅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一部分，以及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斯沃博达乌克兰按照哥萨克的习惯分为五个军团区，直到1765年7月2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才废除了军团和哥萨克的特权，改组成省。斯沃博达乌克兰的核心是哈尔科夫，这片区域属于顿河流域。

斯沃博达乌克兰地理位置

如果我们在黑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画一条线的话，那么多半都会经过加利西亚，从地缘上看，发源于加利西亚的河流最终分别在南北注入但泽与罗马尼亚，前者无论如何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后者是游牧民族与东正教传统核心地区的分野。而顿河流域，长期以来都是属于游牧民族的旷野，作为他们进攻莫斯科与基辅的基地，与亚洲意味，或者说至少欧亚意味浓厚的阿斯特拉罕距离极近。无论乌克兰由哪里定义，利沃夫都是更偏向欧洲的那部分，而其历史进程，也与诸多的中欧名城长期同步。

从黑海到波罗的海，加利西亚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
2.1鲁塞尼亚王冠
我们已经提到，以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为统治核心的丹尼尔大公，从教宗手中得到了鲁塞尼亚国王的头衔，教宗的加冕隐喻着这片土地逐渐被置于天主教秩序的法理之下。

被波兰-立陶宛统治的破碎鲁塞尼亚

丹尼尔大公的血脉最终绝嗣，而在广泛的联姻中，波兰与最终改宗天主教的立陶宛，取得了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宣称，两方在1340年至1392年间争夺丹尼尔统治的故土，立陶宛得到了沃里尼亚王国，波兰则得到了包括利沃夫在内的加利西亚，以及教宗授予丹尼尔的鲁塞尼亚王冠。
我们已经提到，鲁塞尼亚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下，“罗斯”一词的拉丁化转写。不过，丹尼尔也并未全据古罗斯土地的西南一隅，其中的喀尔巴阡山以西部分，从907年便被匈牙利统治，匈牙利也一直自称拥有鲁塞尼亚的王冠，并与波兰争夺加利西亚，而那片西南一隅的西南一隅，作为远离罗斯纷争的地方，恰是鲁塞尼亚概念最后的传承、

鲁塞尼亚王冠的标志——鲁塞尼亚狮子

莫斯科在与蒙古-鞑靼人的争斗中，最终转向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成为了世界上最帝国化的国家之一。在毁灭了涅夫斯基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并屠杀十万人之后，1547年莫斯科大公采用了“全罗斯沙皇”的头衔，并声称对“全部罗斯”拥有主权——这自然不被波兰承认。作为东正教徒的莫斯科，也更喜欢采用罗斯的希腊语转写“露西亚”，最终被汉译为俄罗斯。最早的时候，鲁塞尼亚，俄罗斯，古罗斯，完全是一个等同的概念。

鲁塞尼亚与莫斯科的分界

为了联合对抗日渐强盛的莫斯科，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联合后组建联邦，联邦统治着今天属于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部分俄罗斯语波兰领域在内的广袤罗斯土地。波兰人最早也把沙皇统治的领土叫作鲁塞尼亚——波兰人拥有着鲁塞尼亚的王冠，但随着与莫斯科的关系逐渐恶劣，处于反对莫斯科君主统一古罗斯的立场，鲁塞尼亚也越来越被用于专指波立联邦统治的罗斯土地，被沙皇统治的罗斯则被波兰人称作莫斯科——在一件宣传伊凡雷帝改宗天主教并向奥斯曼宣战以换取鲁塞尼亚国王头衔的谣言中(此时莫斯科已经采用全罗斯沙皇的头衔)，波兰的君主专门派遣使者前往罗马与神圣罗马帝国，坚持要求不能给予莫斯科“鲁塞尼亚国王”的头衔，给只给他“莫斯科国王”的王冠，因为“鲁塞尼亚国王”属于雅盖隆。

乌克兰议会提出决议，要求将乌克兰改称罗斯，把俄罗斯改称莫斯科

基辅地铁里民众齐唱《草地上的红荚蒾》，歌词中有“我们要砸碎那莫斯科的锁链”的话语

2.2引入马格德堡法
波立联邦不仅直接导致了古罗斯土地的分裂，联邦的统治，也对古罗斯土地——他们的鲁塞尼亚，特别是丹尼尔统治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地区，但也远至第聂伯河两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社会形态的多方面。
首先，是马格德堡法的引入。马格德堡法是一套规定城市、乡村各级权利的德意志城镇法律，主要关注本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贸易中的利益，事实上是一套城市自治体制，在基辅罗斯崩溃后，马格德堡法渗入了基辅、明斯克、利沃夫、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等乌克兰、白俄罗斯境内的名城，当地的城市居民享有自治并形成了市民文化(当然，乌克兰人很多还是非城居的农奴)，存在选举制度，而这是与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以及基层的斯拉夫村社制度格格不入的。

Google马格德堡法，排名前列的恰是基辅的重要地标

在利沃夫，从1352年直到1786年；在基辅，从1494年直到1835年，马格德堡法一直适用。在这三百多年里，马格德堡法深远地塑造了乌克兰城市，影响着城市居民或者说布尔乔亚阶层的意识形态，虽然乌克兰人的祖先以农奴为主，但要知道，对一个地区影响最大的最终还是经济实力处于优势的市民阶层。
而在同期的俄罗斯，马格德堡法几乎没有影响。
2.3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其次，则是布列斯特合并。这个白俄罗斯境内的小城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例如一战中割让乌克兰的和约，苏德战争中的血肉磨坊，但对东斯拉夫大地，影响最深远的，可能是四百多年前的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1595年-1596年，波立联邦境内的鲁塞尼亚东正教教区决定与东正教会断绝关系，与罗马教宗共融——位于匈牙利王国的外喀尔巴阡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当然，当地最终也实现了在地化的东正教-天主教共融，只是与波立联邦境内的互不隶属。

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召开地
事实上，布列斯特合并也只是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余韵而已。早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夕，皇帝约翰八世就希望借由教宗的影响力获得援军以抵抗奥斯曼帝国，因此派遣使者商讨与天主教合并的事宜，最终形成了接受天主教教义，保留东方基督教会仪式的决定，由此也诞生了一大批的东仪天主教会，或者对乌克兰，更确切的称呼，希腊礼天主教会。

希腊礼天主教会大主教

然而，这次会议最终并未得到东正教世界的相应，基辅的伊西多尔大主教参与了这次会议并签字，但在回到莫斯科之后(当时莫斯科是基辅宗座的所在地)，莫斯科大公和神职人员进行了抵制——然而，基辅的王子奥列尔科·弗拉基米罗维奇则表达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伊西多尔大主教最终在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下离开了俄罗斯，定居罗马。基辅教会从此分裂为自称自治的莫斯科宗座与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宗座，这也成为了布列斯特教会合并的引子。
1588年-1589年，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耶利米亚斯二世(Jeremias II)在流亡中走遍了东欧，特别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和莫斯科大公国，这个牧首毕生支持希腊起义，为穆斯林施洗并与教宗积极联络，他在流亡期间承认了莫斯科作为俄罗斯宗座的地位，祝圣了莫斯科牧首约伯，并废黜了基辅都主教。此时伊凡雷帝刚去世不久。
耶利米亚斯二世离开罗斯后，鲁塞尼亚东正教会的九位主教中，有四位在布列斯特召开主教会议，并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准备与罗马共融，这些条款也被罗马教宗接受。之后，共融开始在波立联邦内的东正教教区强制执行，也激发了数次大规模的起义。
而在匈牙利统治的外喀尔巴阡，穆卡切夫教区的民众也在乌日哥罗德合并中与教宗共融。拒绝改宗的东正教徒则加入了已经由奥斯曼统治的布达教区，以塞尔维亚的佩奇牧首为宗(佩奇已经属于科索沃，历史上长期是塞尔维亚的牧首所在地，直到牧首率领当地人民北迁哈布斯堡领土，由此也导致科索沃的族群结构变化)。

早期的波立联邦宗教结构，绿色为东正教

布列斯特合并得到了波立联邦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大力支持，但也遭到了鲁塞尼亚教士与贵族的反对，新生的哥萨克自治运动，便是在布列斯特教会合并的背景下诞生的。但这一合并却深深地扎根在了加利西亚，罗斯教会从此分裂为希腊礼天主教与东正教，前者也被称为Uniate教会(我们在下文中，在方便行文的条件下也会使用Uniate教会)，而Rus Fighting Rus也是合并下的结果。

后期的波立联邦宗教结构，橙色为希腊礼天主教

希腊礼天主教会在鲁塞尼亚的最大范围

2.4犹太人的乐土
再次，便是波立联邦相对宗教宽容的政策，尽管联邦对东正教徒不甚友好，但却恰恰尊重犹太人。早在14世纪，波兰的国王卡齐米日大帝就在一个由文盲农民和贵族组成的国家里给予了波兰犹太人许多特权和自治权，以刺激和发展波兰经济。在他的鼓励下，波兰这个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犹太人恰恰填补了利基市场。随着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联邦给予了犹太人正式的宗教自由，而同期的犹太人则在欧洲其他地区广受迫害，从古罗马以来一直在伊比利亚延续的赛法迪犹太人被迫迁移至北非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也充满了诽谤、驱逐、强制改宗与屠杀。

波立联邦故土犹太人占比，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比例极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的犹太人纷纷逃难至宗教相对自由的波立联邦，他们臣服于联邦的贵族阶层，不仅居住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随着贵族向东扩张至第聂伯河两岸的广袤土地，犹太人也跟着东迁。在漫长的时间里，波立联邦作为全球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存在，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中心。犹太人的自由不仅在实施马格德堡法的城市存在，波立联邦甚至是欧洲唯一拥有犹太自耕农的国家。而此时的俄罗斯，则长期禁止犹太人的居住，东正教会强烈反对犹太人在帝俄的存在。两者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而在农村，波立的经济是私有的领主庄园，在加利西亚与整个鲁塞尼亚，特别是今天的西乌克兰，也因此出现上层是波兰贵族领主、下层是鲁塞尼亚农奴、而庄园管家则往往是犹太人这样的一种民族-阶级结构。鲁塞尼亚农民与波兰贵族和犹太管家间容易形成阶级矛盾。而俄罗斯则盛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俄国的农奴制主要是专制国家把公社分配给贵族军人作为服役报酬的方式实现的。所以，鲁塞尼亚人与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矛盾，具有更多的阶级矛盾色彩。
总之，在波立联邦的统治下，鲁塞尼亚与俄罗斯的社会形态，就像这两个同源的名词一样，出现了剧烈的分化，甚至说是难以调和。

鲁塞尼亚农民

三、什么是乌克兰
3.1新的建构
鲁塞尼亚这一概念，最终还是逐渐消逝了，在他的尸体上重生的，最终是乌克兰。而乌克兰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边疆，与今天在俄罗斯联邦广泛存在的诸多边疆区同源。乌克兰这一概念的肇始，其实与加利西亚的农村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直接来源于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这些在广袤原野中的不羁边民，以及其军事民主与自治传统，最终超越了基辅与利沃夫的教士，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原料，尽管他们最早只是一些游民，也只是塑造了作为边疆概念，而非民族概念的乌克兰。

作为旷野的乌克兰

作为边疆，乌克兰的概念也是逐渐拓展的，从边疆到民族，他的构建主体，最终是以第聂伯河两岸居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方式实现的。你怎么能期望加利西亚的农民在民族觉醒前以哥萨克为豪呢？不羁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与教士-农民形态的加利西亚社会，除了语言，究竟有多少类似之处呢？
事实上，如我们提到的，乌克兰的概念的建构，也伴随着鲁塞尼亚的消退。奥地利通过匈牙利对丹尼尔故土的宣称，在1772年瓜分波兰时获得了加利西亚，并创建了作为鲁塞尼亚王冠继承者的加利西亚与洛多梅里亚。而在彼时，利沃夫，这个今天被视作反俄大本营的地区，当地的东斯拉夫人仍然自称罗斯人。乌克兰是在第聂伯河两岸建构的，在19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发源于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民族称谓，逐渐在整个帝俄普及，鲁塞尼亚进一步被限定在尚未被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加利西亚与外喀尔巴阡。而随着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最终胜利，即使在加利西亚，乌克兰也战胜了鲁塞尼亚，鲁塞尼亚最终仅成为外喀尔巴阡与波兰东南部分土地(莱蒙科)上罗斯人的认同。
是的，乌克兰恰恰是产生于帝俄境内的，哥萨克们构建了一个自由自治的边疆土地，在沙皇、鞑靼人、波兰人、瑞典人、奥斯曼帝国之间博弈，而后来生长于第聂伯河两岸的知识分子给予了他新的灵魂。尽管中文网络上对哥萨克的介绍已经并不鲜见，赫梅利尼茨基这个人物对于有兴趣的人也并不冷门，而三分波兰的历史从晚清就已有知识分子连篇累牍地记叙以为东方之鉴，但我们这里也需要进行简要的叙述。
3.2第聂伯河两岸的社会形态
相较于俄罗斯，在帝俄的统治之前，乌克兰核心的第聂伯河两岸土地上，从未有过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权——从基辅罗斯到金帐到立陶宛大公国，我们在前文已经反复强调，地方自治向来是乌克兰的普遍现象，而精英阶层则惯于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外来政权，无论是瓦良格人或蒙古人或立陶宛人。
在莫斯科崛起后，受到威胁的立陶宛被迫与波兰合并，于是乌克兰的主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波兰人。但与之前不同，蒙古人或立陶宛人本身人口少，并未曾向乌克兰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因此并未与乌克兰社会有直接冲突。而波兰人口众多，兼并的土地中又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不少有财力物力进行移民开发的贵族都涌入了乌克兰。但一并被带来乌克兰土地的还有波兰人的农奴制度。因为乌克兰农民几乎是波兰人开发土地所需劳动力的唯一来源，于是起初，波兰人以优惠制度吸引乌克兰农民前来为其劳动，但一旦优惠期结束，两三代人过后，农民们便被束缚在了波兰人的庄园中，成为了实际上的农奴。这便是波兰人与乌克兰人民族矛盾的开始，波兰人认为他们提供了财力物力及保护，乌克兰人就应为他们劳动。而乌克兰人则认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被波兰人占据，他们是在被波兰人压榨。至于犹太人，因为波兰共和国并不反犹，而此时西欧的反犹运动正开展地如火如荼，大批犹太人不断逃往东欧。他们一般是作为庄园的承租人，替波兰地主收取租役。结果自然可以想象得到，犹太人为了收益时常强迫乌克兰农民超负荷劳动，有时一周七天都要劳动。这样的社会结构，我们已经在前文反复提及。
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存在严重的宗教问题，立陶宛民族征服乌克兰土地时接受了东正教(后期改宗天主教)，但波兰人自有另一套宗教。在波兰兼并乌克兰土地时自然也推行了强制改宗的政策，但受到了乌克兰人的强烈抵制。波兰人见改宗政策无效，于是改为限制东正教势力，比如被波兰鼓励的布列斯特合并，又比如只有天主教徒方可进入波兰议会上院，以此使那些想融入波兰上层阶级的乌克兰贵族们改宗。宗教迫害也一直存在于波兰人统治的各个时期，于是乌克兰人对于波兰人的民族仇恨也加上了宗教的原因。于是，波兰贵族对乌克兰人的压榨、帮凶犹太人以及天主教，成为乌克兰人的集中仇恨对象。
在利沃夫愈发波兰化的同时，第聂伯河两岸，在第聂伯河两岸激荡风云的种子正在逐步酝酿，赫梅利尼茨基也将登上历史舞台。

赫梅利尼茨基画像

大洪水期间，扬·卡齐米日在利沃夫誓言光复波兰

提到赫梅利尼茨基，便不得不说1648年哥萨克大起义。这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对波兰的民族起义，乌克兰自基辅罗斯后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尽管最终乌克兰分裂了——左岸乌克兰被并入沙俄，右岸乌克兰最终仍归属波兰，又随着波兰归属了奥地利帝国。
哥萨克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伴随着军事民主的，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事实上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乌克兰灵魂的奠基，是那些爱好自由的哥萨克，但他们在荒野上的社会结构，其实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不同于教士-农民社会的加利西亚——当然，作为前近代传统，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在哥萨克的统治下，12个城市实行着马格德堡法，尽管大部分的城市规模都很小，市民阶层的影响力比起教士、贵族与哥萨克也较低，但自治状态的城市终究在第聂伯河两岸建立起来了，市民拥有自己的法院、财政和税收。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与马格德堡法被废除。权力集中的帝俄，对于哥萨克的政治压迫，比地方自治的波兰更明显。所以，乌克兰人与波兰的矛盾具有更多的阶级矛盾色彩，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矛盾则具有专制体制下官民矛盾色彩，在不同的时期与地域，两者的权重不同，也影响着乌克兰人的亲俄还是亲波。
在经济形态上，尽管土地肥沃的南俄有着小农传统，但哥萨克的土地制度与俄罗斯恰恰类似。俄国农奴制主要是专制国家把公社分配给贵族军人作为服役报酬的方式实现的，而哥萨克群体本身全民皆兵都必须为沙皇服役，沙皇无需在他们中推广农奴制，他们中也存在公社制度。无论如何，农民也占哥萨克统治群体的多数，他们也受到一定的压迫，但相较沙俄本土，哥萨克统治下的农民从未沦为农奴，始终保留迁居的权利。
在宗教上，哥萨克逐出了所有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东正教教士在哥萨克统治区域内的地位非常高，无需缴税，教士的儿子通常继续担任教士或成为文职的哥萨克，而哥萨克则较少转任教士。与此同时，哥萨克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很严重。

哥萨克吊死犹太人的画像

哥萨克与沙皇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大北方战争中与瑞典结盟，期望获得独立的马泽帕成为今天乌克兰民族主义构建的重要材料，相关的研究在中文网络中并不罕见，我们暂时不展开详叙。早在马泽帕活跃之前，17世纪的60年代，顿河的哥萨克拉辛便举起了对沙皇的反旗，他从顿河活跃到伏尔加的鞑靼故土，攻陷了萨拉托夫与萨马拉。拉辛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的活动最终深入莫斯科，宣称将把民众从农奴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赶走博雅尔贵族，成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哥萨克国。
3.3哈尔科夫的斯沃博达乌克兰
事实上，在帝俄内部，除了第聂伯河两岸赫梅利尼茨基的那个乌克兰，还有一个乌克兰存在，那便是哈尔科夫所在的斯沃博达乌克兰，自由乌克兰。那个乌克兰，也包括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甚至沃罗涅日，但从来不包括顿巴斯。相较于第聂伯河畔的那个“乌克兰”，斯沃博达乌克兰的确与帝俄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也仍是哥萨克的一部分。
斯沃博达乌克兰最初是帝俄的一部分，在16世纪上半叶便被俄罗斯人殖民，用于抵御鞑靼人的袭击。而更重要的殖民浪潮出现在1620-1630年代，这次的定居者中，逃离波立联邦统治的乌克兰人占据了很大比例，他们也获得了帝俄政府慷慨的安置补助。随着鲁塞尼亚难民的加入，斯沃博达乌克兰也因此不仅在作为边疆的概念上，在语言上也显得更加的乌克兰化，来自乌克兰的哥萨克团不断在那里定居，以抵御鞑靼人。
这些哥萨克人更多地处于帝俄军事总理府的管辖下，并为俄罗斯服役。他们在南俄草原上为帝国收集牲畜，但其中的不少人也加入了土匪，享受更加自由的生活。总之，乌克兰本意就是边疆，这片基辅罗斯的古老土地，既是俄罗斯的边疆，也是波兰人的边疆。最早的乌克兰，就由哥萨克这些“自由人”建构的，他们实行军事民主和内部自治，也长期在帝俄内享有特权，这一第聂伯河两岸诞生的新的边疆概念，如何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概念，并推广至与其截然不同的加利西亚，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介绍。

乌克兰的广袤原野
四、狡兔死，走狗烹
4.1自治的消亡
作为边疆的乌克兰，其范围终究是动态的，帝俄接纳哥萨克人，正是为了对抗奥斯曼、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波兰。但哥萨克们，也并不总是站在沙皇一边，他们从前为了自由与独立而和波兰-立陶宛联邦战斗，后来又加入了几次反对沙皇，保护自身特权和自治权的起义。我们之前提到了哥萨克酋长国的盖特曼马泽怕，这个彼得大帝忠实的顾问和密友，在大北方战争中却站在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 of Sweden)一边与彼得为敌。而在1709年，由科斯特·戈尔坚科(Kost Gordienko)率领的哥萨克军也加入了马泽帕的队伍，反对俄罗斯帝国。
而在18世纪末期，随着克里米亚汗国的灭亡，三分波兰，帝俄已经实现了在黑海的“自由呼吸”，斯沃博达、扎波罗热，乃至整个黑海沿岸都不再作为边疆存在。哥萨克们，乃至整个乌克兰，也迎来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在1774年《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签订后，沙俄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也并不需要再对南部边境进行防御了(过去的防御工作由扎波罗热哥萨克执行)，对新俄罗斯(Novorossiya)的殖民开始了，在曾经属于鞑靼人的草原上，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鼓励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北部乃至巴尔干的斯拉夫、希腊农民前往拓荒。殖民者和哥萨克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冲突逐渐升级，双方常常为之诉诸武力。

新俄罗斯

而在经济上，18世纪晚期，乌克兰的许多哥萨克军官都被纳入了沙俄的贵族体系之中。但许多低阶哥萨克，包括很大一部分老扎波罗热哥萨克，都沦落到了贫农的地步，但他们仍然不是农奴，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并继续为从俄罗斯和波兰逃亡的农奴提供庇护，包括俄罗斯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支持者。这一举措激怒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最终，直到1775年，从哥萨克酋长国和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逃亡到扎波罗热的农奴人数上升到了10万人。
在自治与集权的矛盾中，也随着共同敌人的流逝，走狗烹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沙皇给予了哥萨克更多的特权，以此交换的，恰是他们的自治权。新一代的哥萨克酋长国长官，努力保留哥萨克的自治地位以及低阶军人的特权，同时也小心翼翼避免和帝俄产生冲突，时刻保证着对沙皇的忠诚。考虑到俄国军队的需要，盖特曼同意俄军的十个团驻扎在酋长国内。与此同时，哥萨克们也参与了大北方战争的战利品——圣彼得堡城的建设工程，他们参与了修筑碉堡，开挖水渠等项目，然而许多哥萨克人没能活着回到自己的故乡，圣彼得堡也因此常常被称为“建立在白骨之上的城市”。
帝国最终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废除了哥萨克的自由，其过程大致如下所示。
1715年，取消职位选举
1722年，成立小俄罗斯学院
1723年，左岸乌克兰的盖特曼波卢博特卡被捕，他曾与马泽帕交战，在大北方战争中效忠沙皇
1734年，盖特曼管理办公室成立
1754年，乌克兰-俄罗斯海关边界实现清算
1764年，小俄罗斯第二届议会废除哥萨克酋长国
在南俄草原上，帝俄首先废除了斯沃博达乌克兰的哥萨克制度，早在1700年，彼得一世就剥夺了军团选举自己长官的权利，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针对这一群哥萨克的改革进一步加速，1763年到1765年，斯沃博达哥萨克团的自治权利被取消，哥萨克军团被重组为正规军事单位——骠骑兵团，俄罗斯国家机构也开始在这片昔日的草原土地上运作。
下一个目标，则是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女皇的目标是占领和清理扎波罗热的主要堡垒赛契(Sich)。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彼得·泰克利将军收到了占领并肃清赛契堡垒的命令。整个计划举行地悄无声息，参与行动的部队是从土耳其前线调回来的，甚至哥萨克人也被调动过去参加行动，参与行动的一共有31个团共计65000人。对赛契的进攻一直从5月15日持续到6月8日。
赛契的毁灭给俄罗斯帝国产生了不少麻烦：上层领导的特权增加使得预算紧缩，下次战争中奥斯曼帝国一边的多瑙河堡垒对于俄国人来说也是个棘手的难题。1784年，波将金重新组建了扎波罗热忠勇军(Host of the Loyal Zaporozhians，ВойсковерныхЗапорожцев)，让他们在南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大区域之间定居下来。作为对1787-1792年之间在俄土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奖赏，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们得到了库班地区，并且在1792年大部分移居至此地。移居库班后，直面高加索山民的他们再次更改了服饰，并最终成为了俄罗斯的忠诚捍卫者，此处后表。
随着哥萨克自由的结束，在帝俄境内，被他们统治的乌克兰城市，曾经适用的马格德堡法，也逐渐被废除，市民的选举最终被中央集权替代。
叶卡捷琳娜二世最终废除了乌克兰旷野上哥萨克的特权，包括团制制度，所有的哥萨克政府机构都被废除，以实现乌克兰土地的制度与全俄制度的统一，即俄罗斯式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叶卡捷琳娜二世进一步引入农奴制，一些哥萨克最终沦为农奴。
4.2新的“乌克兰”
最早的乌克兰是仅仅作为边疆的存在，全罗斯凯撒的莫斯科统治者自然不会接受天主教意味深厚的鲁塞尼亚概念，第聂伯河畔的罗斯南方沃土，随着哥萨克的终结，开始逐渐被称作“小俄罗斯”，与莫斯科的“大俄罗斯”分而言之，但也仍是帝俄所谓俄罗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
但是，真的没有作为边疆的乌克兰了吗？
帝俄的乌克兰，逐渐成为了高加索与远东。我们已经提到，帝俄在高加索，库班河畔、捷列克河畔也成立了哥萨克，向着切尔克斯人与车臣人的土地拓展，而那些哥萨克，尽管也有着高加索山民与帝俄北方居民的血统，但更多的人，说的就是乌克兰语。他们在与山民的交往中逐渐改用了山民的服饰，融入了山民(特别是奥塞梯人)的血统，更在20世纪的同化与民族主义的指向中(指向穆斯林山民)改说了俄罗斯语，认同俄罗斯，并在今天与作为他们祖先世仇的车臣部队一起，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捷列克-库班哥萨克服饰，受高加索影响明显，在19世纪，那里与远东成为了帝俄新的“乌克兰”

南俄的语言分布，库班地区也说乌克兰语
伏尔加下游与西伯利亚早已有黄色乌克兰、灰色乌克兰的存在，而在远东，黑龙江流域与作为黑龙江支流的乌苏里江流域，也分别成立了哥萨克的队伍，他们将在这片中国的故土上开垦“荒地”。乌克兰人占据了这片“外东北”故土上居民的相当比例，尤其是在乌苏里江流域与海参崴，也无怪乎一战之后他们差点在远东建立“绿色乌克兰国”了。

灰色乌克兰，以鄂木斯克为中心，包括西伯利亚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1914年有160万来自乌克兰的移民居住，当时的鄂木斯克市郊都是乌克兰村庄

俄罗斯的乌克兰语使用情况

远东的绿色乌克兰构想

五、第聂伯河两岸的民族觉醒
5.1笔杆子们
乌克兰的边疆概念，以及自治的传统，是由哥萨克们建构的，但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他的灵魂脱离不了笔杆子，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与很多人臆想认知的恰恰相反，那些笔杆子几乎都不来自教士-农民结构的加利西亚，也不是类似结构的沃里尼亚，而正是第聂伯河两岸，从基辅到哈尔科夫，甚至沃罗涅日，这片老乌克兰，南罗斯的土地，与1848年欧洲之春高度同步的一代知识分子通过对哥萨克、自治传统等领域的历史想象，最终形成了与大俄罗斯难以调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他们采用了“乌克兰”作为自称，给予了这个边疆概念新的灵魂，不仅在帝俄内最终取代了鲁塞尼亚，甚至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人也成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其中最硬核的一部分。

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

乌克兰的民族觉醒，离不开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乌克兰语：Кирило-Мефодіївськебратство，俄语：Кирилло-Мефодиевскоебратство)，这个兄弟会以向斯拉夫人传教、发明西里尔字母的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命名。兄弟会于1845年12月或1846年1月，就已经成立在帝俄统治下的基辅建立，甚至早于东欧的国家之春，这是一个短命的秘密政治社团，但影响极其深远。
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旨在废除帝俄内部的农奴制、实施公共教育、言论自由、思想和宗教自由、同时恢复乌克兰地区的独立国家，并设想着作为边疆概念的乌克兰，以一种民族的姿态重生，在自由和平等的斯拉夫联邦(建立若干个自治国家，包括乌克兰与加利西亚，克里米亚和黑海，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比萨拉比亚，波兰)内实现民族自治——将帝俄转变为斯拉夫联邦，俄罗斯人与则其他斯拉夫人平等，而不再占主导地位。1847年3月，帝俄政府迅速镇压了这一协会，大多数成员被判处流放或监禁，但其中诞生的理念，最终塑造了乌克兰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协会并不能说是西方化的，而恰恰有着深远的泛斯拉夫主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帝俄内部泛斯拉夫主义与自由派的结合，或者用中文网络上的热词，“缝合”。
我们从协会的成员与影响协会的重要人物开始逐一介绍吧，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与塔拉斯·舍普琴科。他们是笔杆子意义上的乌克兰之父。
5.2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

科斯托马罗夫

第一位是科斯托马罗夫，在1817年出生在帝俄的沃罗涅日省尤拉索夫卡，他是最杰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之一，先后担任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的俄罗斯历史教授，后来就职于圣彼得堡大学。科斯托马罗夫毕生写了多部历史著作，包括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传记，对顿河哥萨克人的研究，恰恰集中于乌克兰境内。
科斯托马罗夫的父系是大俄罗斯境内的贵族，母系则是乌克兰人，是他父亲的农奴，在帝俄的法律意义上，他本人也是他父亲的“农奴”。
科斯托马罗夫最早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第聂伯河流域有两种类型的罗斯人，基辅背景的人，被他称之为俄罗斯南方人；诺夫哥罗德背景的人，他称之为俄罗斯北方人。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北方俄罗斯人是俄罗斯国家的政治霸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的著作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趋势。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使用民族志和民歌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辨别人民的"精神"，即所谓的"民族精神"。在后来的研究中，根据俄罗斯人的民歌和历史，他认为，他称之为北方或大罗斯的人民与南方或小罗斯的人民(分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性格上有所不同，并最终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俄罗斯民族。在他的著名著作《两个俄罗斯民族》(俄语：Дверусскиенародности)中，他认为，俄罗斯人倾向于专制、集体主义和国家建设，而乌克兰人则倾向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
在他的各种历史著作中，科斯托马罗夫总是对基辅罗斯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对他认为是人民集会的“为制会”高度颂扬，参见他的专著《关于诺夫哥罗德大帝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俄语：Означении Великого Новгородав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以及后来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研究中，他认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辅罗斯古老民主的继承者。相比之下，他严厉批评莫斯科大公国的专制统治，科斯托马罗夫对整个帝俄内部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演变尤为重要。
科斯托马罗夫被许多人认为是民粹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至于他更"俄罗斯"还是更"乌克兰"的问题，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无论怎么说，科斯托马罗夫活跃于俄罗斯帝国的文化政治，是泛斯拉夫和联邦化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也是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重要人物，
需要指出是，科斯托马罗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毕生虔信东正教，他一直批评天主教和波兰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他被认为比他的许多俄罗斯同时代人一集中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天主教文化。
随着帝俄专制的加强，在1862年，科斯托马罗夫因为对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运动的同情，最终被迫辞去了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职务。
我们这里引用一些科斯托马罗夫的言论吧，对于乌克兰，他始终强调，乌克兰人民是基辅罗斯国家地位的最重要继承人，保留了其古代基辅国家的所有民主传统，他同时也认为俄罗斯西北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因为长期以来保持的民主，在精神上更接近乌克兰人，而不是俄罗斯人。
"今天居住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波兰王国的卢布林省，俄罗斯帝国以下省份：波多利斯克，沃伦，基辅，格罗德诺和明斯克的一部分，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叶卡捷琳娜斯拉夫，库班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乃至沃罗涅日，库尔斯克，赫尔松，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萨马拉，奥伦堡，顿河的居民，都是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存在着两个俄罗斯民族，乌克兰人(基辅罗斯民主传统的继承人)和俄罗斯人(专制的莫斯科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创造者)”。
"俄罗斯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包括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第二个包括小俄罗斯人或南俄罗斯人，以及诺夫哥罗德人”。
"不仅是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罗斯人，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地区的罗斯人，其民族也与莫斯科不同”。
"在十五世纪，今天俄罗斯大陆上，东斯拉夫世界的四个地区：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立陶宛和罗斯，已经存在差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当诺夫哥罗德被莫斯科消灭和摧毁后，仍然存在的就是莫斯科，立陶宛和罗斯。后来，俄罗斯的名字在北方和东方与古代相同，西南却出现了差异，俄罗斯的称号是从南俄人民那里偷来的”。
失去教职后，科斯托马罗夫继续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学界推广联邦制和民粹主义的思想。他对后来的乌克兰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乌克兰的第一位总统，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

赫鲁舍夫斯基

5.3诗人舍普琴科
第二位，则是塔拉斯·舍甫琴科(也被译作谢甫琴科)，他于1814年3月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基辅省。舍普琴科是农奴的孩子，祖先是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并参与了哥萨克的大起义，这些起义在切尔卡瑟、波尔塔瓦、基辅、布拉特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都遭到了残酷镇压，之后大多数当地人口被奴役并陷入贫困之中。
舍普琴科是帝俄艺术学院的院士。虽然他从未成为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的成员，但却联系紧密，在1845年，他会见了科斯托马罗夫和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的其他成员。而在之后的1847年，舍甫琴科因明确呼吁乌克兰独立，用乌克兰语写诗和嘲笑俄罗斯皇室成员而在政治上被定罪。
沙皇尼古拉一世读过舍甫琴科的诗《梦》。在沙皇近臣的回忆录中写道，尼古拉斯一世非常了解乌克兰语，在阅读关于他自己的部分时笑了又笑，但是当他读到关于他妻子的时候，他的情绪很快就变成了痛苦的仇恨。舍甫琴科嘲笑皇后脾气暴躁的外表，她害怕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杀死沙皇家人的计划。在官方的审判报告中，舍甫琴科被指控使用"小俄罗斯语"，即乌克兰语，“对乌克兰所谓的奴役和灾难表示呐喊，美化哥萨克酋长国和哥萨克自由，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向皇室人士倾注诽谤”。
在接受调查期间，舍甫琴科被囚禁在圣彼得堡，被定罪后，他作为二等兵被流放到乌拉尔山脉附近奥伦堡，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做出裁决，并补充要求将舍普琴科置于"最严格的监视下，没有写作或绘画的权利”。
舍普琴科对乌克兰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至于即使在苏联时期，官方的立场也是淡化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强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并强调他的诗歌中的反压迫、反沙皇立场。在苏联时代，舍普琴科被描述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为被反动政权剥削的穷人的困境挺身而出，而不是乌克兰民族思想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
而这样的观点，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得到了重大修改，舍普琴科现在被视为对乌克兰民族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的标志性人物，而在北美的乌克兰侨民中，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他们一直崇敬着舍甫琴科。

舍普琴科

这是舍甫琴科的一首诗，他这样讴歌第聂伯河：
当我死后，
请将我埋葬在第聂伯河岸边的峭壁上。
我要在那里聆听河水的奔腾，
俯瞰辽阔的乌克兰大平原。
5.4其他人与俄罗斯的立场
除了科斯托马罗夫与舍普琴科，这一协会的重要关联人士，还包括以下几位：
瓦西里·比洛泽尔斯基，在1825年出生于切尔尼戈夫。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皮里奇科夫，在1821年出生于赫尔松，毕生主要活动于基辅与波尔塔瓦。

库利什

潘捷莱蒙·奥列克桑德罗维奇·库利什，在1819年出生于苏梅，他是乌克兰语的第一个音标的作者，这是现代乌克兰语拼写和语音的基础。
这些人都在青年时期看到了1848年的欧洲之春。而这一协会的激进成员，更是提出了一些过激言论“要建立乌克兰，必须摧毁俄罗斯”，可谓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的先声，要知道，他们并非生活在加利西亚，而恰是帝俄。
而从地域上看，这些人几乎都出生在第聂伯河两岸，位于东岸，与莫斯科的距离远近于利沃夫的切尔尼戈夫，就贡献了好几位，而最重要人物之一的科斯托马罗夫更是出现在沃罗涅日。是的，乌克兰的建构并不是在利沃夫，而恰恰是在第聂伯河流域乃至顿河流域的广袤古南罗斯。
我们这里引用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流亡历史学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N.I.Ulyanov)在1966年的著作《乌克兰分离主义的起源》吧，看看俄罗斯人是怎么看待乌克兰的建构的，这个不认可乌克兰的学者，认为乌克兰的建构是故意人为的，但其根源相当强大，可以追溯到赫梅利尼茨基。
这本数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17世纪哥萨克头领分离主义情绪的思考，第二部分涉及19世纪初“小俄罗斯哥萨克”的复兴。第三部分，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的独立思想作为替代所谓“全俄罗斯身份”的产物。扩散到整个帝俄境内，并进一步延伸至加利西亚，取代了当地的亲俄主义。
是的，乌克兰，是以哥萨克的自由传统，与帝俄内部的西方派为历史想象的，不是基辅的亲俄东正教士，也不是加利西亚的教士-农民社会。乌克兰正是在基辅而非利沃夫建构的，尽管今天的利沃夫，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堡垒。
六.鲁塞尼亚的俄罗斯化
6.1孰为因果
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境内部分土地在内的鲁塞尼亚，民族的觉醒与俄罗斯化的深入，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孰为因果，或许难以定论，但是，那个毕生致力于加强集权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乌克兰民族觉醒之父。
鲁塞尼亚的俄罗斯化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们之前提过的对哥萨克自治权利的消除之外，一方面是语言上的同化，另一方面是宗教的同化，此外还有社会形态上的迫害犹太人，废除马格德堡法，农奴制的引入与一起废除，等等。
6.2语言与教育的同化
在语言与教育上，莫斯科在乌克兰成立了哈尔科夫与基辅的俄语大学，培育亲俄知识分子。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建构，帝俄也感到恐慌，在1863年，帝俄禁止所有乌克兰的学术与教学出版物，1876年，当局又颁布《埃姆斯政令》禁止所有乌克兰语的出版物，甚至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书籍流入境内。根据法令，帝俄禁止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禁止演唱乌克兰歌曲；禁止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等；禁止教授乌克兰语，严格选拔各类学校的教学人员；在俄文著述中不得使用“乌克兰”一词，用“小俄罗斯”取而代之。
6.3宗教同化
除了语言之外，在宗教上，帝俄也积极同化鲁塞尼亚，希腊礼天主教在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内的鲁塞尼亚，曾经的波立联邦国土上遭到了广泛迫害——他们被视作叛徒，但迫害却相对地，并未过度延伸至拉丁礼天主教，波兰人的信仰之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帝俄要求鲁塞尼亚的希腊礼天主教要么回归东正教，要么改奉拉丁礼。

帝俄统治后鲁塞尼亚地区的希腊礼天主教区

帝俄的改宗，在第聂伯河西岸，在白俄罗斯、与加利西亚历史关系紧密的沃里尼亚，都成效明显。特别是在白俄罗斯，1839年，在波洛茨克，曾经作为白俄罗斯地区东仪天主教座堂的索菲亚大教堂，理事会宣布废除1596年布列斯特合并的决定。大教堂通过了“议会法案”，向神圣主教会议和全俄罗斯的皇帝请愿接受他们回归东正教的怀抱。同年3月13日，帝俄的主教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希腊天主教会的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应与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联合”；3月25日，该决定得到尼古拉一世的批准，之后超过1600个教区，超过160万教区居民加入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1500多名神父进入了东正教系统。

波洛茨克索菲亚大教堂

我们可以谈谈海乌姆的故事，布格河以西的海乌姆今天属于波兰，历史上则是老罗斯沃里尼亚的一部分，这里也是最后一个在帝俄境内被强制回归东正教的鲁塞尼亚希腊礼天主教会，一直坚持到了1875年。
希腊礼天主教会在海乌姆的相对长寿归因于以下因素：
①教区被帝俄控制的时间相对较短，在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期间，这里属于奥地利。在二十年后，帝俄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它才成为帝俄的一部分。
②与俄罗斯帝国内的其他Uniate教会不同，海乌姆教会是帝俄内部波兰自治议会王国的一部分，当地的波兰人与乌克兰人融合极深，在教区内使用波兰赞美诗，念珠被认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而波兰人与乌克兰人都倾向于将帝俄视为共同敌人。
需要指出的是，与海乌姆希腊礼教区神职人员和民众的亲波兰态度相反，同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加利西亚的Uniate教会恰恰由反波兰的亲俄派主导。俄罗斯政府鼓励奥匈帝国境内利沃夫的亲俄派Uniate教会神职人员，接受海乌姆的职位，而这也为他们提供了比加利西亚更高的薪水和更有声望的地位。新来者的加利西亚人经常遭到海乌姆当地人的反对，被认为是"加利西亚狼"。亲俄的加利西亚Uniate教士，最终实现了海乌姆教区转向东正教。
改宗最终在1874-1875年完成，当地所有的教堂都与东正教联合，Uniate教会被解散，本土神父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恰是来自加利西亚东部的反波兰亲俄派神父。1881年，在海乌姆的291名东正教神父中，95年是改宗的本地人，143人是加利西亚人，53人从其他地方迁来。而拒绝改宗的66名神父逃亡加利西亚，74人被流放至俄罗斯本土，7人作为殉道者死亡。

海乌姆圣像，为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共同尊奉

海乌姆的被迫改宗得到了利沃夫亲俄派的支持，他们也成功阻止了海乌姆的流亡神父在加利西亚的Uniate教会获得职位。乌克兰派则冷眼相视，尽管他们也反对亲俄派，但乌克兰人自己也支持清除拉丁礼，对亲波兰的海乌姆神父并无同情心。
当然，海乌姆人是被迫改宗的，以至于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沙皇发布自由化政策，允许海乌姆人返回天主教(但只允许他们改宗拉丁礼，希腊礼同样不被允许)，就有很多民众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一战之后，海乌姆被并入波兰，这次受迫害的就是东正教徒了，绝大多数民众再次选择罗马。有趣的是，在斯大林最终的分割中，海乌姆被归属波兰，今天他却成为了波兰乌克兰文化与东正教的中心之一，当地的乌克兰人反对再次改宗天主教和波兰化。
总之，俄罗斯帝国对Uniate教会的强制改宗，深远地重塑了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宗教结构。空口无凭，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数据，来体会一下俄罗斯帝国此举的深远影响。在一战后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有两个省份是乌克兰人占据显著多数(四分之三左右)的，这两个省份分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和沃伦。前者就是加利西亚硬核的一部分，班德拉的故乡，在瓜分波兰后属于奥地利，并不受俄罗斯帝国迫害的影响，后者则属于俄罗斯帝国。
在波兰1931年的人口普查中，斯坦尼斯拉沃夫的一百万有余乌克兰人里，几乎所有人的信仰都登记为希腊礼天主教，而登记为东正教的人数则不足一千。然而在沃伦，只有不到一万的乌克兰人登记为希腊礼天主教，而其余一百多万则都登记为东正教。
6.4压迫犹太人
鲁塞尼亚的俄罗斯化，也伴随着对犹太人的压迫。犹太人长期被禁止定局在俄罗斯，与俄罗斯无甚关联，而鲁塞尼亚则在波立联邦的影响下成为欧洲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最多的存在。随着俄罗斯向西征服今天属于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土地，沙皇发现自己有着大量的犹太臣民。在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之后，因为向西扩张而引入的波兰立陶宛领土使帝俄境内的犹太人达到五百万，占据了当时世界上40%的犹太人口。
插一句，在波立联邦境内，犹太人密度最高的，恰好正是沃里尼亚与加利西亚，而沃里尼亚的罗夫诺，又有一个小村，叫Zelen，泽连，或许今天一位广为人知的人士，祖先在取姓的时候，正是来源于此。

泽连村

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犹太人被划区居住，他们被强令只能定局于栅栏区，那里是帝俄境内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永久居住的地方。当然，沙俄对于犹太人居住于此的限制也有一些例外，某些犹太人(如受过特殊或高等教育的、高校学生、高级手工艺人、士兵、军队的裁缝、有头衔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被允许生活在定居区之外。在某些特殊时期，犹太人也可以通过赦免离开定居区，这也使得犹太人逐渐扩散到了整个帝俄，从莫斯科直到西伯利亚，在新兴的城市敖德萨，19世纪末也成为了一个大型犹太社群的所在地，1897年，犹太人约占当地人口的37%，这座城市也将诞生一位世界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季诺维也夫。
定居区内的大部分犹太人过着贫困艰苦的生活，但他们宗教体系的福利制度提供食品、衣物、药品，甚至嫁奁给需要的人。孤儿也能尽可能地接受教育(多是传统犹太宗教教育)。有多达22%的贫困人口在被宗教团体的福利支持着。

帝俄的犹太占比

从1791年到1835年，再到1917年，栅栏区的边界进行了多次不同的重设，某些地区对犹太人居住地时开时闭，例如高加索地区。有的时候，犹太人被禁止居住在农业社区或某些城市，如基辅、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犹太人定居者被迫搬到小城镇，从而促成了东欧土地上一种特殊的犹太小镇Shtetls的兴起，在这里犹太人口占大多数，他们过着与当地主流文化相独立的生活。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这种语言混合了德语和希伯来语的元素。他们阅读意第绪语书籍，观看意第绪语戏剧和电影。尽管许多大城市的年轻犹太人开始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和着装，年纪较大的人仍然身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女人小心地用假发或围巾遮住头发。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直到希特勒的到来。

最后的东欧犹太小镇，位于阿塞拜疆

帝俄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相当深远的，特别是在犹太人最为聚集的乌克兰地区，在1881年至1920年间，乌克兰发生了1326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夺走了7万至25万犹太平民的生命，使50万人无家可归。这些席卷东欧的暴力事件也引发了犹太人向西迁移的浪潮，有200多万迁至美国。
犹太人是当时欧洲热门思潮社会主义的强烈支持者，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很受欢迎。在犹太人聚居的敖德萨，早于奥地利人赫茨尔的锡安主张，在1882年，敖德萨的犹太医生利奥·平斯克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从那时起，帝俄境内便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
帝俄境内诞生了一大批犹太精英，覆盖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体育、医学各个方面，后裔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实在难以穷尽，仅列举其中有着代表性犹太姓氏的几位。
最具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当然是Cohen和Levi，以及相应的各种变体。Cohen意味犹太祭司，Levi则源于以色列十二门派中专任祭司的支系，两者几乎只有犹太人才会使用，相较于各种源于地名、职业或者那些赤裸裸表示财富渴望的姓名(Goldenburg，金山等)，有着更高的辨识度。
言归正传，在东斯拉夫语言中，Cohen的转写是Kagan，其变体包括Kaganovich、Kogan、Kogen、Kogon，等等。而Levi的变体则包括Levitzki、Levitsky，等等。有着这些姓名的名人及其后裔包括以下几位。
卡冈诺维奇，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基辅省，在家里说意第绪语，乌克兰饥荒的一手责任人。

卡冈诺维奇

列维·艾希科尔，以色列第三任总理，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基辅省。

艾希科尔

列奥尼德·柯岗，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0世纪杰出的苏联小提琴家。

柯岗
马克西米利安·列夫琴，出生于基辅的犹太家庭，网络支付公司PayPal的创始人。

列夫琴

卡根大法官

艾蕾娜·卡根，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她的父母都是帝俄犹太移民的孩子。
总之，波立联邦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在帝俄统治后终结了，但这些犹太人，却在未来实现了对帝俄及其继承者的复仇。
6.5农奴制度与马格德堡法
伴随着帝俄统治，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乌克兰的土地上，再次推行了农奴制，乌克兰农民从地主土地上出走的权利被取消。而不到百年，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农奴制又被废除，乌克兰大地上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内，便经历了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而在未来，各种变革又要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多次发生。

乌克兰的农奴女孩

马格德堡法也逐渐被废除了。在得到马格德堡法的城市，市民免受免受皇家总督和大地主的随意侵夺，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为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使得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化"了。通过引入明确的法律规范。马格德堡法律建立了一个由城市自治机构和法院组成的民选系统，确定了它们的职能，规范了商人协会的活动，也规范了贸易、监护、继承、以及对犯罪的惩罚，等等。
马格德堡法在乌克兰境内的长期使用，当地居民也形成了新的心态，更加强调民主自治，而非中央集权。居民渴望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生活。
在帝俄统治乌克兰之后，马格德堡法屡废屡存。以基辅为例，在十八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取消了这座城市的特权，而在1802年2月16日，亚历山大一世又恢复了马格德堡法，基辅居民庆祝了三天，后来为了纪念，他们筹集资金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和一座带喷泉的纪念碑，也就是这座城市的马格德堡法纪念碑。好景不长，到了1831年，根据尼古拉一世皇帝的法令，马格德堡法律在整个帝国中被正式废除，昔日的德式市政厅被俄式城市治安法官取代——除了基辅，那里的马格德堡法又存续了三年，直到1835年。

作为纪念的马格德堡法柱，也是基辅重要的纪念碑之一

总之，在鲁塞尼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觉醒与当地的俄罗斯化，几乎也是同期的，孰为因果的确难以定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鲁塞尼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俄罗斯化进程，当地的社会结构被完全改变，但仍然与大俄罗斯存在差异，这里在激荡中滋生的各种思潮，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大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
有趣的是，在大鲁塞尼亚，最重要的一些事件，波洛茨克的改宗、马格德堡法的废除、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的活跃、帝俄穿越加利西亚充当欧洲宪兵，以及大俄罗斯境内的“十二月党人事件”，都发生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那个在位三十年的俄罗斯皇帝，毕生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他恰恰也是乌克兰之父。
七、加利西亚亲俄主义
7.1三种认同
让我们回到加利西亚，这片土地，在19世纪时，与第聂伯河沿岸相比，除了都说类似的，今天被称作乌克兰语的语言，在社会形态上有着天壤之别。
在第聂伯河沿岸，波兰人的统治地位已经被消除，哥萨克军人尽管特权逐渐消失，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加利西亚，波兰人仍然作为地主存在，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人社会，是一个教士-农民结构的乡土社会，马格德堡法的确深远影响着加利西亚的城市，但城市里有多少乌克兰人呢？
我们必须指出，利沃夫所在的加利西亚，尽管今天以硬核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闻名，但他并不是从来都反俄的，亲俄传统在这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奥匈帝国刚统治加利西亚时，当地的居民自称“罗斯人”，或者“俄罗斯人”、“鲁塞尼亚人”，以及鲁塞尼亚在今天的残留“Rushyns”，虽然也意识到自己与莫斯科的居民存在很大不同。而在19世纪中叶，乌克兰民族建构正在帝俄境内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加利西亚人则处于高度的亲俄状态下，很多民众都渴望莫斯科的统治，认为沙皇优于维也纳的君主。

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乡绅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吧，在波兰与匈牙利漫长的统治中，很多的鲁塞尼亚本土精英，都已经被同化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那些被同化的鲁塞尼亚人，认为加利西亚的本地罗斯人，是波兰民族的一个分支，“血统上是罗斯人，民族上是波兰人”，他们的母语只是波兰语的一种方言，与马佐夫舍语类似，最终的同化是不可避免的。

鲁塞尼亚农村的希腊礼天主教堂
当然，这种波兰化的过程也遭到了农民，神职人员和少数贵族的不满，尽管东仪天主教在加利西亚占据多数，但乡民们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东斯拉夫文化，不少人甚至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东正教群体也成为亲俄的核心，随着波兰和匈牙利对当地控制的放松，奥地利皇帝解放了农奴，引入了义务教育，并将鲁塞尼亚牧师的地位提高到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牧师等同。此外，哈布斯堡皇室还要求鲁塞尼亚的天主教修生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在以前，神父由他们的父亲进行父子相承的非正式教育)，并在维也纳和利沃夫组织相关机构，以履行这一职能。这就导致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人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庞大社会阶层。在加利西亚，奥地利的改革导致当地土著居民的逐渐觉醒，并出现了几种反映当地人东斯拉夫文化的民族意识形态，这种民族意识是与罗马天主教波兰和匈牙利的文化相对立的。这种发展趋势，也受到了奥地利当局的鼓励，因为它进一步破坏了波兰人与匈牙利人对该地区的控制。
在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民族意识，一种是亲俄主义，认为加利西亚是俄罗斯的最西端，这一地区的居民与俄罗斯帝国的所有东斯拉夫居民一样，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的成员；另一种是鲁塞尼亚主义，认为加利西亚的人民是一个独特的东斯拉夫民族；第三种则是乌克兰主义，认为加利西亚的人民与俄罗斯帝国邻近地区的人民相同，但两者都是与俄罗斯人不同的民族——乌克兰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最开始，三种民族意识之间存在流动性，人们在一生中都会改变他们的观点，直到大约20世纪之交，这三个群体的成员都会用Ruthenians(Rusyny)来识别自己。是的，最初也是最突出的民族认识，就是鲁塞尼亚主义或Rutenstvo，其支持者自称为"古鲁塞尼亚人"，主要是更富有或更有影响力的神父和残余的贵族，他们没有被波兰化，并且非常忠于哈布斯堡王朝，这些人享受着哈布斯堡王朝内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强调他们在宗教和背景方面与波兰人的不同，但这些人仍然对农民保持着精英主义的态度。他们内部也经常互相说波兰语，并试图推广一种带有当地乌克兰白话和俄语元素的教会斯拉夫语版本，作为加利西亚的文学语言。然而，这种语言从未被标准化。普通人实际使用的语言受到蔑视。旧鲁塞尼亚人拒绝乌克兰主义和亲俄主义，主导着加利西亚的文化舞台，直到19世纪中叶，它被亲俄主义所取代，许多旧鲁塞尼亚主义的支持者最终在那时成为亲俄派。
7.2加利西亚的贫困
三分波兰后，加利西亚是唯一归属奥匈帝国而非帝俄的鲁塞尼亚故土，在国境线的划分下，传统商道自然受阻，而奥匈帝国也刻意将其作为农业基地存在，这又加之以当地的人口爆炸，加利西亚在19世纪的欧洲，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贫穷。

排队领取食物的加利西亚贫农

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皇帝反对在加利西亚进行铁路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免革命的可能进入"，根据当时维亚纳银行工作者特雷比尔科克的笔记，奥匈帝国“完全以殖民的风格开采东部的谷物平原(加利西亚)"。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利西亚的贫困极其普遍，以至于"加利西亚人的痛苦"(Nędza Galicyjska)或"加利西亚贫困"(Bieda Galicyjska)成为众所周知的用词，长期处于经济优势的波兰人，经常嘲笑地将加利西亚省和洛多梅里亚省的名称歪曲为"Golicja i Głodomeria"，两词分别在波兰语中意为"裸体"和"饥饿"。

加利西亚的贫困

7.3越过卢比孔河
伴随着贫穷的，也是亲俄主义，在19世纪初期，奥地利与俄罗斯是盟友关系，哈布斯堡认为波兰贵族比亲俄派的威胁更大，更是支持亲俄派反对波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亲俄主义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
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鲁塞尼亚的亲俄派，就出现在喀尔巴阡深山之中。此时，该地区有一些人定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并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职位。其中最著名的是瓦西里·库科尔尼克(Vasilly Kukolnik，俄罗斯剧作家内斯托尔·库科尔尼克的父亲)，他是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在来俄罗斯之前曾在维也纳学习。瓦西里的学生包括俄罗斯大公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和俄罗斯大公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未来的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一世。这些流亡者在怀有俄罗斯爱国主义意识的同时，也保持着与故土的联系，并试图利用他们的财富将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引入他们的地区。当匈牙利人在1848年反抗奥地利人时，当地的东斯拉夫人与统治他们的匈牙利人敌对，对尼古拉派来帮助镇压叛乱的看似不可战胜的俄罗斯军队的存在深感感动。此时，奥地利支持亲俄运动，以制衡波兰和匈牙利的利益，在亲俄贵族阿道夫·多布里安斯基的领导下，喀尔巴阡山脉鲁塞尼亚人民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尽管该地区在几年后又回到了匈牙利的控制之下。
在加利西亚，亲俄派大致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学者协会"在普热梅希尔组织起来。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米哈伊尔·波戈丁(Mikhail Pogodin)也刺激了加利西亚的亲俄主义，他于1835年和1839-1840年在利沃夫居住，在此期间影响了当地的鲁塞尼亚知识分子。亲俄派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口不到三百万的鲁塞尼亚小国的代表——与邻国相比，他们显得软弱无力，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大俄罗斯人民的最西端。
“时机已到……越过我们的卢比孔河，公开地说：我们不能被长城与我们的兄弟隔开，不能与整个俄罗斯世界的语言，教会和国家联系分开！”这是伊万·瑙莫维奇(Ivan Naumovich)在《对未来的一瞥》(Glimpse into theFuture)中的呼吁，它被认为是加利西亚亲俄主义最重要的宣言。

瑙莫维奇与另一位亲俄领袖

瑙莫维奇，其实与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民族建构者们在大致相同的时段出生，但他却选择了真正被帝俄统治的乌克兰人相反的道路。
早期的加利西亚亲俄者还有尼古拉·克米西克维奇(Nikolay Kmicykevich)，他在1834年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俄罗斯人是从加利西亚到堪察加半岛，从白海到黑海的同一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是相同的俄语。他写道，标准的俄语更容易被现代写作所接受，今天被称作乌克兰语的流行方言则被波兰人的影响所破坏。
加利西亚亲俄派中最活跃的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贵族丹尼斯·祖布里茨基(Denis Zubrytsky)，他使得许多加利西亚精英加入了他的事业。他也是第一个在加利西亚开始用标准俄语写作的人：在1849年，他就开始了他的主要作品《古加利西亚-俄罗斯公国的历史》。在给他的朋友米哈伊尔·波戈丁的一封信中，祖布里茨基声称他宣称的目的是让他的加利西亚人民了解俄罗斯历史和俄语。事实上，中世纪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的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加利西亚的亲俄派开始的，并作为他们民族认同建设的基础(相比之下，我们也已经在前文中提到，当时的帝俄的乌克兰历史建构者，专注于哥萨克人的历史。在文学和文化方面，亲俄派提倡尼古拉·果戈理和本地的伊万·瑙莫维奇，与帝俄内部的乌克兰认同者以及未来的加利西亚人强调塔拉斯·舍甫琴科形成鲜明对比。
19世纪30年代亲俄运动就已经兴起，在1848年帝俄军队经过加利西亚镇压匈牙利革命之后，亲俄运动更加强盛，到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运动已经主导着那片被奥匈帝国统治的乌克兰西部社会。在那段时间，许多鲁塞尼亚主义的支持者对奥地利不再抱有幻想，并将自己与庞大而强大的俄罗斯国家联系起来。与19世纪的奥地利相比，俄罗斯实力的相对上升也在这种感觉中发挥了作用。19世纪60年代，加利西亚的亲俄情绪进一步增强。传统上，当地的鲁塞尼亚人天真地认为哈布斯堡皇帝站在他们一边，他会保护他们免受波兰贵族的侵害。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奥地利法院在与农民的土地纠纷中经常与(主要是波兰)贵族站在一起，在此期间，农民传统上使用的森林和牧场被视为贵族的财产。这给农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俄国沙皇解放了俄国统治的乌克兰的农民。1863年至1864年，波兰贵族在包括俄罗斯统治的乌克兰在内的地区的起义被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沙皇政府在惩罚波兰叛乱分子时为乌克兰农民提供了相对有利的补偿。许多加利西亚人开始赞许地将沙皇对波兰贵族的残酷对待与奥地利人在他们与波兰人的冲突中似乎站在波兰一边的对比。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相信，在沙皇统治下，加利西亚人的困境比在奥地利人统治下得到的改善会更多。在一位加利西亚农民的证词显示，"如果维也纳没有正义，我们将在莫斯科找到正义”。
在语言方面，加利西亚亲俄派强烈反对采用农民所说的乌克兰白话，而是支持采用标准的文学俄语。这种反对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甚至在1876年欢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语的禁令。著名的亲俄思想家伊万·瑙莫维奇宣称，俄语源自"小俄罗斯"，只是在加利西亚被重新采用。事实上，加利西亚亲俄派认为，所有东斯拉夫人采用俄语的原因之一是，现代俄语是由小俄罗斯的学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创造的。
在宗教上，加利西亚亲俄派也有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当地以希腊礼天主教会为绝对主流，并且是这一教会在帝俄遭受迫害后唯一幸存的最后堡垒。作为今天乌克兰东仪教会母堂的圣乔治大教堂，亲俄派神父一度在其中占据主宰地位，甚至将加利西亚的希腊礼天主教会转变为他们事业的工具。亲俄派也接管了鲁塞尼亚学术机构和古老的鲁塞尼亚报纸，在他们的领导下，它一度成为加利西亚中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870年，亲俄派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即鲁塞尼亚委员会(Ruska Rada)，代表当地的居民。
总之，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乌克兰西部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生活被亲俄派所主宰。在亲俄派的引导下，加利西亚的本地居民进一步自称为“普通俄罗斯人”或者“旧鲁塞尼亚人”，既强调与罗斯人的共同，也隐喻着其中的差异。
7.4亲俄派的精英立场与鲁塞尼亚乡绅贵族
鲁塞尼亚的本土贵族大多都是乡绅，他们没有庄园或农奴，与波兰贵族不同，因此也不受农民的憎恨。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被奴役过，这些乡绅贵族也并没有像农民一样对波兰贵族怀有敌意。
尽管与他们的乌克兰农民邻居共享语言和宗教，但在整个 19 世纪，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贵族在波兰和乌克兰社区之间的冲突中倾向于站在波兰贵族一边。1848 年，鲁塞尼亚贵族自愿加入波兰国民警卫队，并于 1863 年开始捐款支持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叛军。主要由鲁塞尼亚贵族居住的村庄倾向于投票给波兰候选人，并反对在农民中传播识字的努力。贵族们在政治上如此专注于试图保留或赢回他们作为贵族的特殊权利，以至于他们没有参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鲁塞尼亚贵族都清楚地以阶级地位为导向，他们反对同族农民的利益。然而，在新的时代，民族主义要求鲁塞尼亚贵族必须做出抉择。早期，贵族中支持亲俄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更强，他们与保守派、教士们结盟，而彼时的教士整体存在亲俄倾向。
而知识精英将自己定义为俄罗斯人的取向，同样影响着鲁塞尼亚贵族，他们试图采用俄罗斯文学语言(然而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使用波兰语)，将亲俄派牧师和贵族与讲土话的农民区分开来。在政治上，亲俄派也开始鼓吹加利西亚鲁塞尼亚和俄罗斯联合起来的想法。
尽管有一些民主因素(例如促进农民识字)，但加利西亚的亲俄主义往往是反民主和反动的，使其与19世纪欧洲的发展趋势相悖。例如，亲俄派领袖丹尼斯·祖布里茨基在1848年奥地利加利西亚农奴解放之前和之后都为农奴制辩护。
在亲俄主义中，也有反犹太主义的影子。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些农民希望沙皇来到加利西亚，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在1914年至1915年俄罗斯占领加利西亚期间，一家加利西亚亲俄报纸散布反俄犹太人起义的谣言，以证明俄罗斯军队的反犹太主义大屠杀是合理的，俄罗斯政府内部的亲俄派与右翼俄罗斯分子联合起来，敦促俄罗斯政府通过剥夺犹太人的俄罗斯公民身份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将他们驱逐到德国，并将他们的财产(以及波兰人的财产)分配给当地的乌克兰人，后一种呼吁被俄罗斯军方忽视，他们不希望在战争期间对当地经济造成过度破坏。被俄罗斯当局任命为一些城镇市长的亲俄派开始关闭犹太学校。
令人唏嘘的是，在19世纪，加利西亚这片土地与帝俄的军队，的确有过几次交情，都是因为欧洲宪兵的缘故。在拿破仑战争中，乌克兰哥萨克占据重要地位的帝俄军队，经过加利西亚与法兰西交战，拯救了哈布斯堡王室。
而在1848年的欧洲之春中，奥地利将军炮轰波兰人主导的利沃夫，而帝俄正是通过加利西亚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再次拯救了哈布斯堡王室，并激发了加利西亚的亲俄主义。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在前现代社会，社会的话语权，往往是由社会中坚而非年轻人塑造的，不同的年代，将诞生不同历史记忆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终究会慢慢成长起来，带着小时候的历史印迹，成为社会的中坚，影响到未来的世界。
八、集体转向的年轻人
8.1年轻人的集体转向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加利西亚的风气大变，那些受科斯托马罗夫和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渐开始自称乌克兰人，不再自称鲁塞尼亚人或者加利西亚人，更不再自称俄罗斯人。伴随着新的认同占据主导优势，名从主人，我们也开始在行文中不再将加利西亚的居民称作鲁塞尼亚人或者罗斯人，而是称作乌克兰人，或者更具体的称谓：西乌克兰人。
在新一代西乌克兰人眼中，亲俄派关心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关注宏大叙事，却不关注脚下的土地。在新一代西乌克兰人眼中，亲俄派实际上视野狭隘，并未真正超越加利西亚，跟随欧洲盛行的民粹思潮。乌克兰派最初来自与亲俄派(教士和贵族)相同的社会阶层，但有着更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参与。这些年轻人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对塔拉斯舍甫琴科而不是沙皇充满热情，选择拥抱农民而不是拒绝之。他们中很多人也曾经是亲俄派，但受舍普琴科的启发与受民粹思想的影响，通过"自下而上"的对人民的奉献，战胜了亲俄派"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
乌克兰派的胜利也与国际局势密切相关，随着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逐渐成为竞争对手，奥地利人的态度开始改变，他们不再支持有威胁的亲俄思潮，而支持新出现的乌克兰运动，这有助于边缘化亲俄运动。
8.2亲俄主义崩溃之因
我们在前文简略讨论了亲俄运动崩溃的因素，这里将进一步探讨，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乌克兰派的自组织能力，事实上，亲俄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乌克兰人活动家在基层击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活动家，分散到村庄里教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阅览室等，以动员群众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事实上，他们的自力更生对他们内部的认同而言，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并进一步凝聚认同)。许多年轻的，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的农村教区牧师致力于在他们的农民群体中提高乌克兰语的识字率，他们几乎是半秘密地这样做，因为这违背了东仪教会中亲俄派高层的意愿。
乌克兰派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他们在整个加利西亚的农村散布开来，1868年，利沃夫学生Anatole Vakhnianyn组织并成为普罗斯维塔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该组织的目标是组织阅览室和社区剧院，这在农民中非常受欢迎。为了帮助贫困的农民，乌克兰活动家成立了合作社，大量购买物资，消除中间商，并将储蓄转嫁给村民。建立了信用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廉价贷款，并消除对非乌克兰放债人的依赖。亲俄派姗姗来迟地试图模仿这种策略，但无法赶上。到1914年，普罗斯维塔有3000个阅览室，而亲俄派的卡奇科夫斯基协会(Kachkovsky Society，成立于1874年)只有300个阅览室。乌克兰合作社联盟有900名成员，而竞争对手亲俄联盟只有106名成员。由于控制他们的亲俄派阻止在乌克兰西部主流报纸上发表文章，民粹主义者创造了自己的报纸。1880年，迪洛("契约")作为亲俄报纸的竞争对手而成立，由于乌克兰人口的识字率不断提高，其发行量最终超过了老对手。
乌克兰人成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东部作家和学者从第聂伯河沿岸流亡，如我们之前提过的库利什，以及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前教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米哈伊洛·德拉霍马诺夫。流亡学者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赫鲁舍夫斯基——后来的乌克兰总统，他领导着新成立的利沃夫大学。这些来自第聂伯地区的学者在利沃夫定居或生活了一段时间。相比之下，在波戈丁之后，再也没有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到加利西亚来帮助当地的亲俄事业。德拉霍马诺夫讽刺地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派实际上比亲俄派更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化和知识潮流，尽管后者对俄罗斯充满热爱。此外，当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从俄罗斯帝国来到加利西亚时，加利西亚当地的亲俄派也经历了"人才流失"，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乌克兰西部前往俄罗斯任职。在学术领域，在德米特里·托尔斯泰(Dmitry Tolstoy)19世纪推动俄罗斯教育改革后，许多教师从加利西亚来到帝俄。在宗教领域，大量的加利西亚亲俄派神父，包括东仪教会的神父，选择前往帝俄(其中的东仪派也在帝俄改宗)，他们倒是推动了沃里尼亚等地的再东正教化。
在加利西亚的当地知识分子中，伊万·弗兰科是转向的一大案例，这个有着日耳曼血统的作家，在年轻时也曾是亲俄派，在转入乌克兰认同之后，他展示了乌克兰白话的文学潜力，但也进一步加深了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伊万·弗兰科严厉批评莫斯科，他否认有关帝俄的“全俄罗斯”理念，或者“全斯拉夫”统一的声明，他认为亲俄派是乌克兰人的叛徒。弗兰科认为，乌克兰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和大俄罗斯人或莫斯科人的态度，应该与对任何其他文学，无论是法语还是瑞典语，以及对每个人的态度相同。“那是一个邻国……乌克兰人民独立于波兰和俄罗斯，是一个基本事实。”随着本土知识分子认同的转向，加利西亚亲俄派人数急剧下降，无法与亲乌克兰文化人物和学者的才华相媲美。

弗兰科，他的名字后来被用于命名曾经叫斯坦尼斯拉沃夫的城市，班德拉的原乡

第三个因素则是乌克兰东部富裕的地主、军官的慷慨解囊。由于乌克兰东部沙皇政府对乌克兰印刷和乌克兰语的限制，尚未完全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东部贵族与哥萨克军官家庭选择向加利西亚汇款，以赞助那里的乌克兰文化活动。这些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通常比加利西亚教士-农民社会中，本地的神父和神父的儿子富裕得多。这些通过私人形式从帝俄统治下的乌克兰向西乌克兰捐赠的金额，可能等于甚至高于俄罗斯政府向加利西亚亲俄派提供的补贴。例如，来自波尔塔瓦的贵妇叶利扎维塔·米洛拉多维奇(Yelyzaveta Myloradovich)向加利西亚的舍甫琴科科学协会捐赠了大量资金。
此外，奥地利政府也为乌克兰人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已经反复提到，最初，奥地利支持亲俄派，以制衡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成为对手，奥地利当局对亲俄派的活动感到震惊。为了保持乌克兰人民的忠诚，奥地利当局对西乌克兰人做出了让步，例如扩大乌克兰的教育体系，并于1893年将乌克兰语作为教学语言。这样做有效地将亲俄派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在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人也以叛国罪或间谍罪审判了许多亲俄派。其中也包括瑙莫维奇，他在1882年因叛国罪被捕，无罪释放后，他又被判扰乱公共秩序罪，入狱八个月。1885年，瑙莫维奇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开除教籍，他选择皈依东正教并定居在基辅，成为基辅郊外一个村庄的教区牧师。最终于1891年在库班地区，今天属于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去世。
这样的审判为数不少，也被广泛宣传，奥匈帝国在西乌克兰人民中不断诋毁亲俄派，而大多数人都继续选择忠于奥地利皇帝。其中一名检察官是科斯特·莱维茨基(Kost Levitsky)，他后来成为乌克兰重要的政治家。奥地利人还驱逐了亲俄报纸《斯洛沃》(Slovo)的一名编辑，并废黜了希腊礼天主教会的亲俄派领袖约瑟夫·森布拉托维奇(Joseph Sembratovych)。之后，1899年，34岁的安德烈·谢普蒂茨基(Andrey Sheptytsky)伯爵成为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新任领袖。谢普蒂茨基是鲁塞尼亚贵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在18世纪已经波兰化，成为教会领袖后，他使用乌克兰语，认同乌克兰派。虽然谢普提茨基没有干涉希腊礼天主教神父的个人活动和著作，但他慢慢地清除了教会中的亲俄派。
在社会思潮的转向下，乡绅们也作出了新的抉择。
无论如何，乌克兰乡绅也会有着民族主义，传统上，尽管他们效忠于乌克兰的民族事业，但这些贵族仍然与农民保持分离。例如，贵族不会加入农民读书会进行文化活动，而是参加自己的“绅士赌场”。这引起了农民的一些负面情绪。乌克兰民族运动非常以农民为中心，拒绝乡绅，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不符合民族主义的叙述。贵族经常被视为选举失败的替罪羊；民族运动的报刊指责他们贪婪，把选票卖给波兰人。在19 世纪末期，寻求缓解乌克兰农民困境、传播文化、鼓励乌克兰化或限制经济剥削的政治活动家几乎都不是贵族。贵族对乌克兰事业的一贯冷漠或反对，导致一些乌克兰农村活动家声称贵族甚至不是乌克兰民族的一部分。
而随着乌克兰派的广泛胜利，贵族们也采用了乌克兰的民族取向。到了 20 世纪初，贵族聚会通常以唱乌克兰国歌“乌克兰仍在人间”作为结束。1912 年，加利西亚乡绅集体纪念17世纪的哥萨克领袖佩特罗·科纳舍维奇-萨海达奇尼（Petro Konashevych Sahaidachny），他曾是加利西亚乡绅的成员。在这些庆祝活动中，强调了乌克兰绅士与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新联系。哥萨克人不再被描绘成逃亡的农民，而是被描绘成保卫乌克兰民族的贵族。通过这种方式，加利西亚的乡绅们也在乌克兰民族叙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8.3亲俄派的激进与消亡
由于缺乏社区内部和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其余的亲俄派转向外界寻求支持，并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他们成立了俄罗斯民族党，呼吁完全认同俄罗斯，并号召乌克兰西部人民皈依东正教。亲俄派逐渐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于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私人赞助(加利西亚-俄罗斯慈善协会于190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和极端保守的加利西亚波兰贵族的资助。波兰极端保守主义者对乌克兰农民的社会动员感到震惊，并试图利用亲俄运动作为分裂乌克兰社区的一种方式。他们与亲俄派联合起来，反对乌克兰人和政治温和的波兰人之间形成联盟。波兰的支持为亲俄派在地方选举期间提供了一些优势，为亲俄派神父在获得教区方面提供了一些优势，并对亲俄政治活动给予了宽容。亲俄派还试图利用乌克兰乡绅和农民之间的差异搞事，但收效甚微——与农民相比，乡绅更有可能支持亲俄运动。1911年选举中的一位乡绅候选人伊万·库尔奇茨基(Ivan Kulchytsky)宣称："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眼力，不会允许这些混蛋用乌克兰概念欺骗我们。你们应该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倡导乌克兰，我们将回到历史的道路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俄罗斯人了。”
俄罗斯和波兰人的赞助，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阻止亲俄派的衰落。到20世纪初，亲俄派已经成为加利西亚的少数派。在教会内部，他们被昵称为"野牛"，意思是"濒临灭绝的古老，毛茸茸的物种"。在1899年在加利西亚出版的19种乌克兰期刊中，有16种是乌克兰派，只有两种是亲俄派，另一种是中立的。在1907年的维也纳议会选举中，乌克兰派赢得了22个席位，而亲俄派则赢得了5个席位。但是，由于波兰的干涉，亲俄派在同年赢得了加利西亚议会的选举，获得了11个席位，乌克兰派赢得了10个席位。1913年，30名乌克兰中，只有1名亲俄派代表入选加利西亚议会。
8.4亲俄思潮的地域差异
在整个西乌克兰，亲俄主义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最西部地区最受欢迎，特别是在以普热梅希尔市为中心的莱蒙科地区，这个地区最接近波兰本土——然而，加利西亚最亲俄的整个莱蒙科地区最后都被划入了波兰。

莱蒙科人
在一山之隔的外喀尔巴阡，亲俄主义与属于加利西亚的莱蒙科地区类似，倒也没有日渐式微，至今仍有回声。
在从未被波立联邦真正统治过的布科维纳，亲俄主义一度从当时亲俄的加利西亚渗入，但随着民粹运动的崛起，亲俄主义最终在这个东正教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式微。
对于历史上与加利西亚联系密切的沃里尼亚，两者的分界在于帝俄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中取得了这个地方，并最终实现了当地的再东正教化，一战之后，这里又划归波兰统治，当地的居民几乎是整个乌克兰最后一批发展出民族认同的人，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中几乎没有这片地理上属于西乌克兰，历史与加利西亚交织的土地，大多数人在20世纪30年代自我认同仅仅是“当地人”(Tuteytsi)，此时的加利西亚人都已经觉得自己是硬核的乌克兰人，但不久以后，班德拉主义就要渗透其中，而20世纪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最大的悲剧也将在这里上演。
而加利西亚的贫穷自然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出，他们作为同期奥匈帝国对北美移民的一部分，大量移民至加拿大——在加拿大，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移民占据了很大比例，甚至在一些地方超过了人数更多的第聂伯河地区，这些来自奥匈帝国的移民，传承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在北美建立了诸多希腊礼天主教会，也使得加利西亚的独特社会气候进一步国际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多次强调加利西亚的贫困，例如1890年，加利西亚的人均产值为1947美元，是英国(6228美元)的三分之一，低于欧洲西北部所有国家。然而，它仍然高于俄罗斯的平均水平(1550美元)，也高于葡萄牙(1789美元)和巴尔干的保加利亚(1670美元)、希腊(1550美元)和塞尔维亚(1295美元)。
九、一战风云
9.1战前态势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反复提到，在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主要作为农民或神父。在19世纪，老鲁塞尼亚主义最终消逝，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一种是乌克兰派，认为自己是乌克兰民族，另一种是亲俄派，认为乌克兰是人造产物，乌克兰人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亲俄派统治了乌克兰西部的社会，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亲俄派已经黯然失色。亲俄派依靠俄罗斯(例如来自圣彼得堡的加利西亚-俄罗斯慈善协会)和波兰贵族的支持，那些人利用亲俄派的运动分裂乌克兰社会。尽管存在差异，但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都反对他们认为是历史压迫者的波兰人与犹太人，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也将哈布斯堡王朝视为他们的保护者。
在一战前，欧陆局势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火药桶，亲俄派忠于俄罗斯，希望战争能够带来东加利西亚与俄罗斯的融合，而乌克兰派则忠于奥地利，并希望战争能够肢解俄罗斯帝国，并在其领土上出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
帝俄内部对加利西亚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一战前，俄罗斯内政部长彼得·杜尔诺沃(Pyotr Durnovo)直言不讳地反对吞并加利西亚。他在1914年2月写道，加利西亚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与俄罗斯祖国的所有联系，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亲俄乌克兰加利西亚人外，俄罗斯还将接纳大量的波兰人，犹太人。杜尔诺沃认为，目前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对俄罗斯不是威胁，但吞并一个拥有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领土可能会在俄罗斯境内播下危险运动的种子，那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有这一警告，但大多数俄罗斯政治人物都支持吞并加利西亚。国家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齐安科(Mikhail Rodzianko)宣布，对共同敌人的战争将团结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民族，自由派政治家，未来的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而维也纳自然也不会坐视莫斯科对加利西亚日渐公开的祈求。瑙莫维奇早在1882年因叛国罪被捕，而在1912年至1914年，奥地利进一步对加利西亚亲俄派进行政治审判，当局试图在加利西亚、布科维尼亚和外喀尔巴阡山亲俄派的活动中寻找犯罪要素，并指控亲俄运动的支持者犯有"叛国罪"，审判本身持续了大约四个月(1914年3月至6月)，但被告早就于1912年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大约两年。在利沃夫审判中只有四人被拘留，Maksym Sandovich，Ignatiy Gudima，Semyon Bendasyuk，Vasil Koldra。尽管他们相对年轻，但这四个人都是前喀尔巴阡罗斯俄罗斯运动中相当突出的人物。
利沃夫审判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及其他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1912-1914年奥匈帝国的波兰报纸中，充斥着"间谍狂热"——"俄罗斯间谍"随处可见。俄罗斯媒体对审判的关注，以及一些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又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局势。
在利沃夫审判中，尽管被告最终被宣告无罪，但这次审判，连同对亲俄派的其他重大审判和无数的审查、禁令、起诉和报纸挑衅，在奥匈帝国内部塑造了共同的记忆，即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外喀尔巴阡山的亲俄派居民是潜在的(或真正的)间谍，国家的敌人等。这些铺垫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当局对"亲俄分子"实施了公开的恐怖政策。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加利西亚乌克兰贵族的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许多当地的乌克兰贵族也都加入了奥匈帝国军队内部一个单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部队，准备与俄罗斯的战争。
9.2俄罗斯短暂的统治
一战在1914年7月爆发。1914年8月18日，一战爆发后不久，俄罗斯帝国军队入侵了加利西亚的奥地利王室领地。8月19日，俄军击败奥匈帝国军队，向奥地利领土推进280-300公里，占领了加利西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城市利沃夫于9月3日落入俄罗斯手中。

俄罗斯在加利西亚的军令

俄罗斯军队指挥官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在向进入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军队发出的第一批命令中宣称："我们正在进入加利西亚，尽管它是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但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毕竟由俄罗斯人民居住。俄罗斯总司令尼古拉大公发表了一份宣言，将加利西亚人民描绘成"在外国枷锁下煎熬了几个世纪"的兄弟，并敦促他们"举起统一俄罗斯的旗帜"。
最初，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和陆军参谋长尼古拉·伊安努什克维奇在制定俄罗斯在加利西亚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任总督是谢尔盖·谢列梅捷夫。他与忠于俄罗斯的波兰人密切合作，并奉行亲波兰的政策，包括开设波兰学校。这引起了当地亲俄派的愤怒，他们成功地推动了谢列梅捷夫的下台。谢列梅捷夫的继任者格奥尔基·博布林斯基伯爵将统治加利西亚东部约九个月，直到1915年6月俄国撤退。
俄罗斯在加利西亚的行政当局的特点是，布鲁西洛夫将军和博布林斯基将军与当地加利西亚亲俄派、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地方行政当局内部的俄罗斯极端分子之间关系紧张——俄罗斯极端分子来自俄罗斯本土。虽然所有这些团体都将俄罗斯化和加利西亚与俄罗斯的合并视为他们的最终目标，但布鲁西洛夫和博布林斯基希望避免紧随俄罗斯前线后方的任何骚乱，因此试图缓和激烈俄罗斯化的政策，以防止叛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极端分子则希望尽快追求俄罗斯化。这种冲突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被奥地利人关闭的加利西亚亲俄报纸只有在相当长的延迟后才被允许恢复工作：博布林斯基政府经常审查它们，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极端主义或煽动性的文字。
反天主教的政策自然也理所当然地推行了。在俄罗斯士兵越过加利西亚后不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圣主教会议就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加利西亚"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瓜分波兰后得到的沃里尼亚和日托米尔(这些地方今天都属于西乌克兰)的大主教Evlogii被任命领导加利西亚的东正教传教工作。俄罗斯对乌克兰天主教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其在加利西亚的存在。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受欢迎的领袖安德烈·谢普蒂茨基(Andrey Sheptytsky)被大多数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视为"父亲形象"，他被捕并被监禁在东正教修道院。教会长老的监禁引起了帝俄内部杜马的愤怒，以及梵蒂冈和美国的外交抗议。虽然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法令，禁止从天主教强行皈依东正教——但75%的教区居民批准的情况除外，数百名乌克兰天主教神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东正教神父取代，然后他们要求教区居民皈依东正教，只说俄语。沙皇当局如此痴迷于将希腊礼天主教徒转变为东正教，以至于陆军总司令俄罗斯大公尼古拉斯抱怨说，俄罗斯军队迫切需要的弹药列车被征用，目的是将俄罗斯牧师运送到加利西亚。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的迫害使这个教士-农民社会里，农民甚至前亲俄知识分子进一步反对俄罗斯的占领。
语言上的同化也开始了，从1914年9月起，加利西亚的中小学开始教授俄语，"为了加利西亚人民与俄罗斯人的精神和解"。讲俄语的教师早在1914-1915年冬天就开始准备。在短期俄语课程中。在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地开设了为期两个月的课程，参加教学活动并熟悉俄语的人员参加了这些课程。
在统治期间，俄罗斯当局将当地多数人称为加利西亚俄罗斯人，并积极反对那些坚持乌克兰认同的人。数以千计的乌克兰政治和文化人物被捕并被驱逐出境。所有乌克兰书店都关闭了，并禁止在国外印刷的乌克兰语作品。当地的亲俄派在识别乌克兰人口中可能被视为俄罗斯叛徒的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由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长期效忠哈布斯堡，认为帝俄是反犹主义国家，在战争期间仍然支持维也纳的日耳曼皇帝，因此被视为潜在的间谍和叛徒。犹太社区的出版物受到審查，犹太人面临逮捕和驱逐出境。他们中的领袖也被扣为人质，以防止社区为奥地利从事间谍活动。1915年2月，俄国当局禁止犹太人迁入加利西亚，并禁止所有意第绪语的出版物和通信。至于亲俄组织的煽动性仇恨言论，我们在前文已有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在俄罗斯的军事统治下，加利西亚当局的作风趋于严厉，特别是反犹活动，被俄罗斯政治家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谴责为"欧洲丑闻"。而犹太人毕竟也不是仅居住于一国之内的，在1914年至1915年间，奥匈帝国各地的犹太报纸生动地将俄罗斯的政策描述为野蛮的，并描述了据称俄罗斯对犹太人暴行的可怕细节。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认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目标是对付共同的俄罗斯敌人，这也影响到了帝俄内部，这个全欧洲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9.3维也纳卷土重来
我们已经提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就对那些涉嫌亲俄的煽动者进行了多次叛国罪审判。1914年8月，当奥地利人被赶出加利西亚时，他们也向疑似亲俄派及其家人报了仇，数百人被枪杀，更加惨烈的则是集中营。

加利西亚亲俄记者的乱葬坟

一战爆发不久，奥匈帝国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山谷——格拉茨的塔勒霍夫，设置了集中营，用于监禁了外喀尔巴阡、莱蒙科和加利西亚的亲俄运动领导人——正是那些承认俄语为斯拉夫语种的文学标准形式并同情俄罗斯帝国的人。囚徒被迫放弃他们对于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或对俄罗斯帝国的同情，并将认同转向为乌克兰人。自称是乌克兰人的囚徒将从集中营中获释。
集中营关押的人数，被认为是从六千到三万不等。此时的大加利西亚，唯一广泛亲俄的地区是莱蒙科，当地有三千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被捕。而集中营带来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在三千左右，其中莱蒙科有数百人。

塔勒霍夫集中营

奥地利皇帝查理一世关闭最终关闭了集中营，但这一镇压的确起到了作用，大批亲俄运动的支持者在压力前选择离开。
如果俄罗斯帝国最终取胜，那么集中营倒也算不了什么，但帝俄在加利西亚也军事失败了。1915年5月，奥德联军在加利西亚方向作战取胜，俄军被迫撤退，大多数剩余的亲俄派及其家人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与俄国军队一起撤退。在数百万人口的加利西亚，与俄国军队一起离开的人数高达二十万，其中最为亲俄的莱蒙科地区，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撤退到俄罗斯本土，这也导致一战后当地人口明显减少。
撤退到帝俄的"加利西亚俄罗斯人"大量被安置在乌克兰，其中最为集中的倒是今天属于俄罗斯的顿河畔罗斯托夫，约有25000人被安置在那里。许多犹太人和德国人被指控为间谍，也被跟着驱逐至帝俄。加利西亚的难民潮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封锁了道路，干扰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在留在加利西亚的亲俄派中，奥地利人逮捕了大约30名著名的亲俄派，其中包括两名奥地利议会议员德米特罗·马尔科夫和弗拉基米尔·库里洛维奇(他们的刑期被减为无期徒刑，并于1917年获释)。著名的乌克兰派、西乌克兰共和国未来的国务秘书处主席科斯特·莱维茨基(Kost Levitsky)在对亲俄派的审判中担任检察官。
犹太人倒是赢得了维也纳的欢心，奥匈帝国军队夺回加利西亚后，王储(未来的奥地利查理一世)也称赞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在占领期间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
令人唏嘘的是，作为帝俄盟友，奥匈帝国敌人的加拿大，同样也对乌克兰人设置了集中营，这是处于同样的因素，尽管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因为加拿大与奥匈帝国交战，那些移民加拿大的加利西亚人也被加拿大囚禁。

加拿大的西乌克兰人移民后裔纪念一战苦难的雕像

9.4未来的吞并计划
在帝俄政府从加利西亚撤离之后，作为总督的博布林斯基也检讨了他们在加利西亚的政策。检讨的结论是，带来灾难的主要根源是被派往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官员的"教育和道德水平低下"，教育和文化改革的步伐太快，统治太残酷。基辅的俄罗斯报纸对此表示赞同，并呼吁对乌克兰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给予更大的宽容。
1915年的帝俄并未放弃加利西亚，政府进一步研讨统治方案，以便在加利西亚被俄罗斯军队重新夺回并再次并入俄罗斯时更好地巩固俄罗斯的统治。各代表们的结论各不相同。
阿列克西·杰罗夫斯基(Aleksi Gerovsky)建议使用积极的方法来鼓励俄语和文化，而不是压制乌克兰语机构，以及开展土地和经济改革，这将使乌克兰农民受益，虽然将牺牲波兰地主和犹太商人，那些帝俄怀疑忠诚的族群。他代表一群专家，这些人认为，改革会削弱乌克兰派在农民中的吸引力，并在乌克兰人中产生一种感觉，即俄罗斯人是他们的经济解放者。
基辅地区大地主米哈伊尔·季什克维奇(Mikhail Tyshkevich)认为，在国家而不是土地改革问题上做出让步会有所帮助。他建议将沙皇的儿子阿列克谢宣布为"小俄罗斯沙皇"，在乌克兰分发他穿着乌克兰传统服装的肖像，俄罗斯政府应该用乌克兰语出版一份官方报纸。虽然应该消除政治分裂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但乌克兰的民族愿望应该得到支持。用季什凯维奇的话来说，"惩罚马泽帕，但不要迫害赫梅利尼茨基”。季什凯维奇认为，这种在文化问题上的让步将在人民中产生足够的忠诚度，使经济改革变得不必要。
帝俄驻瑞士的间谍V·斯瓦特科夫斯基(V.Svatkovskii)，有着深厚的乌克兰背景，他认为，象征性地将加利西亚与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联合起来，并利用反波兰情绪而不是土地改革，最能赢得加利西亚人的忠诚。
在斯瓦特科夫斯基向沙皇发出电报宣布他对沙皇的忠诚后，尼古拉二世回复感谢，"对……以及聚集在瑞士的乌克兰人，表达感谢”。这是沙皇第一次使用"乌克兰人"这个词，而不是小俄罗斯人。
根据这些建议，帝俄政府决定了未来从新统治加利西亚时的统治计划。将来虽然俄语仍将是官方语言，但乌克兰语也将在区域基础上被允许。新政府将由严格的军事人员组成，他们不关心宗教事务，也不会有俄罗斯民族主义取向。
然而，当加利西亚的最东端，一个在上一次撤退期间已经被俄罗斯的焦土政策与战争摧毁的地区，又一次在1916年被俄罗斯人短暂夺回时，俄罗斯人发现当地人对帝俄变得非常敌对，他们忠诚于奥地利人。在短暂夺回加利西亚最东端时，乌克兰和波兰的学校被允许继续开放，而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要求关闭这些学校的呼吁，则被占领当局无视。
9.5帝俄的崩溃
帝俄终究崩溃了，那是另一个故事，我们暂且不提。俄罗斯的内战在逃难至帝俄的加利西亚人中引起了分裂和混乱——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白俄运动(包括阿列克谢·格罗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杜迪克维奇、迪米特里·马尔科夫、奥西普·蒙恰洛夫斯基、格里戈里·马莱茨等)，在白军的行列中作战，特别是在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的领导下，希望加利西亚成为民主的俄罗斯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在帝俄境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转向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帝俄的尸体上也出现了乌克兰，无论多么短暂且带有截然相反的立场，无论哈尔科夫与基辅，与利沃夫存在多大的不同，这片土地上再一次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政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动。
崩溃的不仅是帝俄，也有维也纳。奥匈帝国解体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宣布成立西乌克兰共和国。七万余人在乌克兰加利西亚军队中作战。尽管他们输掉了战争，领土被波兰吞并，然而，宣布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为之奋斗的经历，大大加强和深化了加利西亚内部的乌克兰认同。
十、亲俄主义的消亡与余韵
10.1新的民族主义堡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匈帝国崩溃时，加利西亚的亲俄运动实际上因奥地利的镇压而陷入瘫痪，所有亲俄的报纸都被关闭，公共组织(阅览室等)要么被关闭，要么被移交给乌克兰派。此外，由于恐惧和移民造成的人员损失也很大。

一战后乌克兰宣称的领土范围
残存的亲俄社团倒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左倾，他们也与乌克兰派的社会主义组织Selrob合作，甚至在选举中与它在同一战线上。他们同情苏联，使用社会主义言论，提出了左翼政党传统的社会纲领。同时，他们也避免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文脉与老亲俄派一脉相乘的，亲俄中较为保守、传统主义的部分(在波兰资料中通常被称为“老俄罗斯人”)则提出了未来创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1929年他们并入俄罗斯农业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利沃夫，亲俄运动几乎没有坚持下去。这次的支持者变成期望利用之以分裂乌克兰社会的波兰政府了。波兰支持并资助一些亲俄机构，但除了莱蒙科与外喀尔巴阡之外，亲俄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乌克兰派也在1930年代后期占据上风，加利西亚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下，小俄罗斯与老鲁塞尼亚都不复存在。
对于前者，有趣的是，包括小俄罗斯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东斯拉夫民族概念，正是由哲学家、莫斯科沙皇彼得大帝的盟友、乌克兰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提出的。基辅的教士们发明大小白俄罗斯概念并开始撰写全俄罗斯的法统由基辅转移到莫斯科的时候，应该没想到会有基辅和莫斯科开片的今天。
对于后者，乌克兰人在历史上曾与白俄罗斯人一道，被广泛地称作鲁塞尼亚人，随着亲俄与亲乌两种民族主义认同的博弈，亲俄派被叫作“老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则被称作“青年鲁塞尼亚人”，并最终选择了乌克兰这一名称。
10.2硬核的希腊礼天主教会
我们多次提到，加利西亚与乌克兰其他地区最大的区别，正是在于希腊礼天主教会。
乌克兰民族主义最早是由基辅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他们强调哥萨克传统以及自身语言、文化与莫斯科的不同，但哥萨克社会又有哪一点与加利西亚的教士-农民社会雷同呢？加利西亚人接受了基辅的乌克兰概念，并在与波兰人的冲突中不断强化。与基辅在十月革命后参与苏联的历史记忆相反，加利西亚人将自身基于乡土与语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进一步与罗马的反共主义结合，希腊礼天主教会成为这种思潮的凝结核，在基于加利西亚的，与舍甫琴科那代人截然不同的新式乌克兰民族主义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从苏联对加利西亚的吞并说起。从1939年秋天开始，随着苏联军队的到来和苏联吞并波兰东部领土，东仪教会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关注的对象。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没有公开干涉其活动，前提是统一神职人员不进行反苏鼓动。1939年初，在利沃夫教区，由Klimenty Sheptytsky领导的一群神父，讨论了脱离布列斯特合并和创建“乌克兰人民教会”的问题。该小组的成员是神父Kovalsky、Kostelnik、Prytma和其他人。

安德烈·谢普蒂茨基，近半个世纪的加利西亚东仪天主教会领袖

我们之前提过经历了一战的安德烈·谢普蒂茨基(Andrey Sheptytsky)，在苏联吞并加利西亚之后，他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向苏联的统治者、无敌红军的总司令与元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致以问候和鞠躬。
在从伏尔加河到桑河及更远的地方取得胜利后，您再次将乌克兰西部的土地并入大乌克兰。为了实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并希望在一个国家中团结起来的乌克兰人所珍视的愿望，乌克兰人民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这些光辉事迹和你们对待我们教会的宽容，在我们教会中唤起了希望，希望它和全体人民一样，在您的领导下，在苏联找到完全的工作自由、实现繁荣和幸福的发展。对于这一切都伴随着你，最高领袖，我们所有人深表谢意。
然而安德烈·谢普蒂茨基也只是阳奉阴违，他经历了加利西亚从亲俄到反俄反苏的全部历程，最终于1944年11月1日在利沃夫去世，去世前一天的10月31日，他对下属发表了遗言，提到：“我们的教会将……被布尔什维克摧毁……坚持住，不要背离信仰，神圣的天主教会……我看到了我们教会的复兴。它将……占据我们所有的人。”
苏联也并不信任被罗马控制的东仪教会。早在1945年3月，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由Georgy Karpov领导)就制定了一套措施，“将苏联的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区与梵蒂冈分开，并随后将其吞并至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这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

1946年东仪教会的声明

在1946年，利沃夫的东仪教会决定终结布列斯特合并，与东正教统一，他们发布了相应的清算声明：
关于1596年布列斯特合并的清算、与梵蒂冈的决裂以及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统一
我们聚集在利沃夫的圣乔治大教堂，这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历史上第一次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盟中团结起来，理事会声明：
罗马在11世纪被人为地从最初的兄弟东正教教会中分裂出来，以便将其独裁统治强加给整个教会；教会合并是强加给我们的人民的。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侵略波兰，作为我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枷锁；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由于苏联的英勇事迹和光荣的胜利，乌克兰全地团结起来，乌克兰人民成为了全地的主人，继续统一的趋势是不明智的，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延续了我们人民的仇恨和兄弟情谊。
……考虑到历史上的教宗一直奉行自私的政策，理事会深信，在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为生存而战的时代，梵蒂冈完全站在血腥的法西斯一边，反对苏联为兄弟般团结的人民的努力，他保护了我们的乌克兰人民免遭奴役和破坏，并将我们所有的土地统一为一个统一的乌克兰苏维埃国家，从而使我们摆脱了民族、教会和宗教的奴役。
安理会代表所有神职人员和信徒，对苏联和乌克兰国家的政治家们的解放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的信任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得到了所有国家的一致表示。
基于这些原则，理事会决定拒绝1596年布列斯特理事会的决定，清算这一合并，脱离梵蒂冈，回归我们的神圣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东正教。
但这只是阳奉阴违，尽管该教会的所有财产被转移至俄罗斯正教会，全国所有教堂关闭，东仪教会仍在地下运作。从1945年开始，大量神职人员和信徒被限制活动、被驱逐出境和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有800名神父被监禁。但也一些神职人员转入地下教会继续传教。而加利西亚人历史上在加拿大的广泛移民，更使得这一问题国际化。

加拿大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堂

加拿大很早就有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社群，被苏联吞并后，在乌克兰的侨民中，东仪教会的比例反而持续增长，加拿大、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都建立了多个教区，在苏联时期为乌克兰的地下教会提供大量支持。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会晤后，解除了对希腊礼天主教社区的禁令，允许其登记和礼拜。乌克兰西部的大部分教堂曾经被转移到莫斯科宗主教区，现在后来又被归还给了东仪教会，在归还过程中，东仪教会曾经采取了暴力行动。

利沃夫的希腊礼天主教总堂
目前，希腊礼天主教会是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他也是全球最大的东仪教会，在2016年，信徒人数为464万人，教会有神父3405人，主教42人，拥有3828个教区，覆盖乌克兰领土——但外喀尔巴阡地区除外，该地区的东仪教会穆卡切沃教区由教宗直接管辖。

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的各个教区，高度集中于加利西亚

2005年8月29日，希腊礼天主教会领袖从利沃夫迁至基辅，加深了对东部的影响，而在2014年春天开始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中，希腊礼教会也大力支持乌克兰政府。

希腊礼天主教会的神父

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教会已经开始了拉丁化改革。这些措施包括取消拜占庭礼的苦路、玫瑰经念珠和教堂的圣体匣等，改用拉丁礼的礼仪用品。在未来，东仪教会可能彻底拉丁化。
10.3布科维纳亲俄主义的消亡
布科维纳与加利西亚一道受奥匈帝国的统治，但在之前从未被波立联邦统治，社会形态与其他乌克兰地区也存在差异。奥匈帝国也直到1775年才统治这里，当地长期在东正教政权旗下，尽管与加利西亚血脉更近，但东仪天主教会势力极弱，在1910年，当地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仅有2万6千人，而东正教徒则有55万。
在对乌克兰的认同方面，一道受奥匈帝国统治的布科维纳，其历史进程与加利西亚较为同步，但又进一步滞后。当地的亲俄主义出现在1860年代后期，那是从加利西亚借来的思潮。亲俄运动的支持者强调捍卫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追求与莫斯科实现国家政治统一。亲俄派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他们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国家、文化和政治权利的保障。
布科维纳的亲俄派得到了当地罗马尼亚政党的支持，该党也反对该地区的德国化和波兰化。I.Branyk、I.Hlibovytsky、V.Proday、T.Dronta等人是布科维纳亲俄运动的活跃人物。亲俄派在布科维纳传播的原因也与在加利西亚的相同——文化和地缘政治上的孤立、教育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落后，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信仰和文化的捍卫者的有吸引力的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布科维纳的亲俄派，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一种天真的君主制想象，他们与加利西亚一样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
亲俄派在布科维纳开展了积极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促进了当地亲俄民族认同的形成。1869年他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协会“俄罗斯对话会”。亲俄出版物出现在1870年代：布科维尼亚黎明杂志(1870年)。
1880年代中期，与东仪天主教主导的加利西亚类似，亲俄运动在东正教主导的布科维纳，同样失去了影响力，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机构Ruska Besida和Ruska Rada落入民粹派手中。同期的亲俄派，也失去了他们的传统盟友罗马尼亚人。后者不想承认乌克兰人的丝毫民族权利，曾经作为两者结盟标志的M.Mustyats承认他不会说罗马尼亚语，这令很多布加勒斯特政客失望。
总的来说，布科维纳主要是东正教徒，当地乌克兰乡民的斗争方向，是反对罗马尼亚精英而不是波兰或匈牙利。它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加利西亚的历史，并更真实地反映出乌克兰民族建构中的地缘、语言与民粹主义因素。布科维纳从未受过波立联邦的长期统治，除了语言与地缘类似，以及一起经历了奥匈帝国从18世纪末期直到一战的统治之外，与加利西亚并不小相同。这也反映出，东正教与希腊礼天主教的区别，并不是乌克兰认同的决定因素。且不提第聂河畔的乌克兰民族建构“笔杆子”都是一群东正教徒甚至泛斯拉夫主义者，即使在加利西亚，亲俄运动的领导人，也曾经大量以希腊礼天主教的神父为主，他们还协助了俄罗斯帝国对沃里尼亚的再东正教化。乌克兰的民族建构及其复杂，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东正教与希腊礼天主教的区别能够解释的。
言归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比波兰人更严厉地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当然，结果是布科维纳人进一步深化了乌克兰的认同。
10.4莱蒙科的亲俄余韵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大加利西亚地区，亲俄主义存在地域差异，最西边的莱蒙科地区，一些莱蒙科人仍然称自己为“俄罗斯人”，但另一个宣扬莱蒙科人、加利西亚人和俄罗斯乌克兰居民之间团结的民族认同也是存在的，这也使得莱蒙科地区存在分裂，但整体来说，莱蒙科的亲俄思想最为坚定，大量的亲俄政治组织、协会、学生社团、妇女协会长期活动，而彼时的加利西亚，年轻人中的亲俄派知识分子与东正教教士则遭到镇压。

莱蒙科旗帜

奥匈帝国解体后，莱蒙科地区成立了两个国家，在萨诺克市附近的科曼查村，宣布成立西莱蒙科共和国，并宣布与西乌克兰共和国统一；而在新桑奇附近的弗洛林卡村，东莱蒙科俄罗斯共和国宣告成立，主张与俄罗斯团结一致。最终这两个共和国都被波兰军队清算，莱蒙科地区的整个北部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他们也曾构想与捷克斯洛伐克组建联邦，成为第三个成员，而彼时同属喀尔巴阡山区的外喀尔巴阡，也已经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

莱蒙科与捷克斯洛伐克组建联邦的构想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莱蒙科，不少精英，如MetodyjTrochanovskij继续支持罗斯民族认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美国出版的鲁辛语报纸《Karpatska Rus'》避免任何关于莱蒙科人是乌克兰人分支的说法。
与大部分人口反对苏联的加利西亚不同，莱蒙科人整体欣然接受了苏联军队在1944年底的解放。然而，他们脱离波兰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苏联承认波兰对当地的主权。此外，早在1944年秋天，波兰临时政府就与苏维埃乌克兰政府签订了人口交换协议。根据该协议，居住在战后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口将被驱逐到乌克兰，以换取被从乌克兰驱逐到波兰的波兰人口。民族主义的波兰地下组织创造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局面——不断的恐吓、谋杀、抢劫。拒绝“自愿”重新安置实际上导致了强制驱逐，即被驱逐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5-1946年间，多达65-70%的莱蒙科人被驱逐到乌克兰。大部分的重新安置是被迫的。自愿地，在苏联当局的代表进行鼓动之后，只有一小部分莱蒙科人离开了。除了莱蒙科人不想离开家园这一事实之外，他们也不想前往乌克兰，因为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莱姆科人重新安置到乌克兰后，仍有超过3万人留在波兰(占莱蒙科人的30-35%)。然而，这些莱蒙科人在1947年根据“维斯瓦河”行动被强行驱逐出喀尔巴阡山脉，并分散在二战后从德国归还波兰的土地上(现代波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维斯瓦河”行动的原因之一是乌克兰起义军在莱蒙科地区与波兰武装部队作战。1956年，莱蒙科人被允许返回他们的故土，但只有一小部分莱蒙科人搬回了已经被波兰人定居的山区

莱蒙科人对驱逐的纪念

至少在1989年之前，在波兰一直存在建立莱蒙科自治区的呼声，并以亲俄为导向。
10.5外喀尔巴阡——最后的鲁塞尼亚
相较于布科维纳与加利西亚，匈牙利皇冠下的外喀尔巴阡，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最久的古罗斯土地，当然，这片土地从公元10世纪便被布达佩斯统治，与罗斯其他地方失去联系的时间最长，却把鲁塞尼亚的认同保留了最久。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语也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广泛传播，在那里，它的特殊变体(“喀尔巴阡版俄语”)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一大批使用俄语的作家，这些传统部分保存至今，在加入俄罗斯无望的情况下，外喀尔巴阡最终选择了鲁塞尼亚认同。

外喀尔巴阡的徽章

在一山之隔的加利西亚，已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堡垒，对不那么认同乌克兰概念的外喀尔巴阡怀有一定敌意，加利西亚对外喀尔巴阡输出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当地人的鲁塞尼亚认同，主张自己对乌克兰的理解。

外喀尔巴阡的族群结构，粉色为东斯拉夫人，绿色为匈牙利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普京会臆想匈牙利参与瓜分乌克兰，取得外喀尔巴阡，而加利西亚，乃至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加利西亚人传统认为匈牙利也是一个敌对国家，因为匈牙利赞助外喀尔巴阡的亲俄运动(与曾经罗马尼亚也支持布科维纳的亲俄运动类似)，外喀尔巴阡的民众，并不仇视与自己相处已经超过千年的匈牙利人，外喀尔巴阡的罗斯人对匈牙利态度相对友好，不仅亲俄派这么理解，即使坚持乌克兰认同的人也是如此。加利西亚人在乌克兰宣传对乌克兰护国军/UPA和班德拉的崇拜，但外喀尔巴阡的大多数居民对此并不关心——曾经被波兰人统治的加利西亚，与被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社会思潮截然不同。
在外喀尔巴阡地区，传统上，尽管亲俄罗斯政党的综合支持率相对较低(13.9％)，但这些政党获得的选票仍然比邻州利沃夫(2.6％)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2.5％)多得多。当然，新的社会思潮更不容小觑，泽连斯基所在政党，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外喀尔巴阡的所有选区。
外喀尔巴阡的亲俄倾向也伴随其侨民外溢，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加利西亚、莱蒙科、布科维纳、外喀尔巴阡的许多居民离开了家乡。有些人去了俄罗斯，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最终都去了北美。在移民中，一些人，特别是莱蒙科人与外喀尔巴阡人，具有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在美国、加拿大创建亲俄社团、组织和报纸。

外喀尔巴阡的东斯拉夫人
二战后，外喀尔巴阡的移民更多，为在北美的亲俄运动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尽管老一代移民的离开和已经出生在美国的年轻一代的同化使得亲俄运动趋衰。然而，外喀尔巴阡亲俄移民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一直持续至今。
10.6不同的沃里尼亚
最早的鲁塞尼亚王冠，正是被赐予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这里的历史，长期与加利西亚相同，也一道成为波立联邦内犹太人密度最高的存在，直到瓜分波兰时方才出现分野。
对于沃里尼亚，除了最终划属波兰的海乌姆，再东正教化整体顺利，甚至其进程也有很多加利西亚东仪派神父的参与。这里也受帝俄的统治，亲俄主义并不会存在本土化的色彩，而是当地人对莫斯科统治的认同。沃里尼亚没有什么哥萨克的影响，也基本没有参与基辅在19世纪的民族建构——左岸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贡献了大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沃里尼亚这个与加利西亚类似的教士-农民社会，却很少参与。事实上，在整个乌克兰，相较于第聂伯河两岸与加利西亚，很多沃里尼亚人在20世纪30年代自我认同仅仅是“当地人”(Tuteytsi)，这里基本上是乌克兰民族主义传统发展最慢的地区之一。
当然，波兰人在一战后的统治也促进了当地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从加利西亚渗透过来，沃里尼亚也成为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护国军(UPA)的主要战区。
在二战期间的沃里尼亚，乌克兰护国军/UPA的成员跟着纳粹用自己的犹太邻居手把手学会了如何搞种族清洗，并随着纳粹的败退而脱掉乌克兰警察的制服转而到乡村去参加乌克兰护国军。学会了种族清洗并脱离乌克兰总督府管辖的UPA甚至用报纸宣告自己大规模进攻波兰村落的日期，以此恐吓波兰人逃亡，并杀死尚未离开的波兰农民。UPA和波兰复国军在西部乌克兰到波兰的广阔天地里将种族清洗升级到让党卫军看了都自愧不如的程度。
无需建设灭绝营，只需要机枪甚至是镰刀草叉和斧子，成群结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就能将一个个波兰村落从尚未诞生的乌克兰祖国未来所声称的领土上彻底抹去。因为过于高效，加之幸存者涌向城市，大多数波兰农民都拒绝相信这类屠杀的传闻，直到波兰村落焚烧的火焰点燃傍晚的天空，而昔日的邻居手持农具将自己的村落包围。

电影沃伦
当然，除了UPA的活跃，苏联在沃里尼亚的渗透与统治，相较加利西亚成功得多，二战期间，沃里尼亚的苏联游击队运动并不比白俄罗斯弱，这可能与当地最终实现了由天主教到东正教的转变有关，与梵蒂冈对共产主义的仇视相反，东正教会在一定程素上已经与苏联的民族主义结合，这里的反苏情绪从未像加利西亚那么浓烈。
总的来说，沃里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是由加利西亚倾入的，但当地相较加利西亚也有所不同。在苏联解体后，尽管政治与文化上与加利西亚逐渐趋同，但沃里尼亚也有自己的特征。
首先，新的亲俄主义，伴随着家庭的记忆也有所延续，那些苏联游击队的后代，不可能与UPA的后代分享一致的记忆。
其次，沃里尼亚长期贫困，几乎成为乌克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这使得当地更容易被操纵，以日托米尔为例，这里曾经是乌克兰中部唯一相对亲亚努科维奇的地区。

2012年的乌克兰议会选举，注意沃里尼亚东部的色彩

此外，东正教会也是一大因素，波恰耶夫修道院作为政治前哨，与加利西亚的天主教会扮演同样的角色。直到2022年的战争之前，沃里尼亚仍然可能存在亲俄主义的下半场。

2014年之前，对支持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调查地图，沃里尼亚东部相对亲俄

10.7回归俄罗斯的库班
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初期的民族图志，就可以知道，在当时，库班地区的居民，普遍被认为是乌克兰人。
库班哥萨克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后裔，随着高加索成为帝俄的新边疆，库班哥萨克也在这里屯殖，他们积极参与了19世纪俄罗斯对外扩张的事务，俄罗斯-切尔克斯战争是一个开始，他们在战争中与山民融合，并改用了山民的服饰。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俄罗斯语中亚的政府，将希瓦汗国置于沙皇的控制之下，解救那些斯拉夫奴隶。而他们最大的军事行动，则是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前线的俄土战争(1877-1878)，直到十月革命，库班哥萨克人一直为俄罗斯的利益服务，对外征战不断强化他们对俄罗斯的认同，尽管他们那时主要使用乌克兰语。

库班地区

随着在国境的分割中，库班被划属俄罗斯，班德拉们在《我们生于伟大年代》中“从桑河到高加索”的构想最终不可能实现，库班人最终在国民教育中改说了俄语，高度认同俄罗斯，这或许也与其族群构建直面高加索山民有关。今天，大多数库班哥萨克人，扎波罗热人的后裔，仍然忠于俄罗斯。许多人在苏联解体后的局部冲突中战斗，今天，就像革命前他们组成皇帝的私人卫队一样，克里姆林宫总统团的大部分由库班哥萨克人组成。
10.8分裂的鲁塞尼亚
今天的乌克兰，究竟是谁塑造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是历史上的哥萨克吗？是19世纪的基辅知识分子吗？是加利西亚的农民吗？是柏林与维也纳吗？是布尔什维克吗？我们实在难以定论，但乌克兰西部的确是目前最硬核的一部分，那里的人口虽然不超过乌克兰总人口的10-15%，但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不成比例的巨大意识形态影响力，可以说，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或者独立意识形态，与历史上的哥萨克自治、19世纪基辅知识分子的畅想、柏林与维也纳对东方的填图，乃至苏联式的乌克兰认同都截然不同，甚至也不能赢得沃里尼亚居民的心，至少到2014年之前，加利西亚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与乌克兰东部、南部、东南部的居民意见完全不一致。
乌克兰西部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乌克兰民族的发源地。即便如此，作为"模范乌克兰身份"载体的西乌克兰人与其他人口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和种族差距。在心态方面，至少在2014年之间，经历数代俄化，分享共同历史的哈尔科夫，基辅或扎波罗热的普通居民，更接近沃罗涅日或坦波夫，而不是利沃夫，捷尔诺波尔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模范"乌克兰人。
而即使在西乌克兰，也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土地，不仅是加利西亚与外喀尔巴阡，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也截然不同。
当然，西乌克兰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史学话语，认为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在古罗斯的形成及其国家地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这一理论，是加利西亚王国和沃里尼亚王国，而不是基辅，切尔尼戈夫，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构成了罗斯的精神中心。
加利西亚人要的其实从来不是独立，否则他们就会在19世纪选择老鲁塞尼亚的认同，而非乌克兰的认同，他们也不会在苏联合并后欢呼乌克兰的统一，他们更不会在2014年宣布独立之后又迅速取消独立，然后对基辅发动革命。事实上，加利西亚人选择的，是把当地对乌克兰的理解，植入整个曾经作为南俄省份的土地。

2010年的乌克兰选举地图

在加利西亚的历史学者看来，乌克兰起源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而不是基辅，丹尼尔的领土是乌克兰人民的"最欧洲的残余"。加利西亚人有权决定乌克兰建国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其更接近欧洲。
更准确地说，对于加利西亚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只是政治观念的附录。不是语言和文化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成为乌克兰人，相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使得他们成为乌克兰人，而仇视莫斯科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必须的凝结核，这样的情况下，使用俄语反对俄罗斯，也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2014年后乌克兰政治环境的变化，讲俄语的乌克兰人这一概念已经取代了"俄罗斯人"，即使作为乌克兰人个体亲俄，但也不是俄罗斯人。
民族认同的边界，往往是要看他对准的是谁，同样是古鲁塞尼亚人的后裔，在利沃夫，民族认同的边界原来对准城居的德国/犹太人，对准波兰，后来对准俄罗斯，在切尔尼戈夫，民族认同的边界是哥萨克式地对准俄罗斯，在库班，民族认同的边界对准高加索山民，在外喀尔巴阡，民族认同的边界对准非斯拉夫人的匈牙利人与一山之隔的加利西亚人，在莱蒙科，民族认同的边界对准波兰人，在德左，民族认同的边界对准罗马尼亚人，在远东(外东北地区20%-30%的居民是乌克兰人)，民族认同的边界对准东方人，自然也就不同了。
事实上，纵观乌克兰与加利西亚的历史，真正分裂的并不是俄罗斯，也从来不是俄罗斯，分裂的是鲁塞尼亚，鲁塞尼亚人分裂成了最硬核的，在哥萨克与东仪天主教会两种意象下，以基辅与利沃夫为精神家园的乌克兰人，以哥萨克、矿工形式移居南俄(库班草原和顿巴斯等地)，受到自治传统影响较小，参与俄罗斯历史更深，最终被同化成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以及喀尔巴阡深山之中仍然认同老罗斯的那些小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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