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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新中国时期的“赤脚医生”?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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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常见的“二八定律”,经常被引用。

例如: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生产中80%的问题由20%的原因引起。

当然了,并不精确,但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也可以说:人们得病,80%的人或者说80%情况下是感冒、扭伤、拉肚子、破皮之类的比较轻的病,只占病种类的20%。

那么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在农村。问题在于,当时缺衣少穿,营养不良,环境恶劣(生存环境而不是生态环境)。对现在来说社区医院轻松解决的小病,在当时很可能就会放大。

感冒会死人,拉肚子会死人,破伤风就不用说了,扭伤可能就会残疾。这不是耸人听闻。至少烙下病根,很常见的。

当然现在也有,但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

显然,主席抓住了主要矛盾,这是他的特长:既然不是复杂的病,那就不用复杂的治疗。短时间培养水平不高的村医,用一点小药片,几根针,一把草药,一点小技巧,就能把大多数病人解救出来,不用跑到城市里(耽误时间),也不会被村里巫医折磨,更不会等死,大多数不会恶化、不死人、无病根。

家里不会因此砸锅卖铁,劳动力还能干活,小孩能顺利长大,老人越来越长寿。

有了大病,当时确实无计可施,可现在就轻松治疗吗?

用20%的成本,解决80%的问题,在公司里就是一等高手。剩下的20%的难题,可能要花费80%的成本,那就慢慢解决。

如果是一个大国呢?还用说嘛,光是赤脚医生这种思维方式,就足够普通人学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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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个在西非工作的朋友聊天,交流起东西非之间的差异,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东非这边的发展思路很类似于新中国,简单来说,就是“先解决有无,再解决数量,再解决质量,逐步升级品质”。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大背景下,先修尽可能多的很烂但是遍布全国的土路,再一点点升级标准。先上小作坊尽可能地生产出基础工业品,再想办法升级。先把钢筋国产化出来,虽然质量非常堪忧,但至少能用,下一步再想办法解决。

雇佣上也是一样。东非国家的工资普遍很低,但是对属地化比例非常重视,比如你每来一个外国工程师,就必须在本地招至少十个二十个工人,没得商量。换句话说,你可以不用发太高的工资。但你必须尽可能多地雇佣本地人。老百姓可以吃的不好,但首先是得有饭吃。

西非的思路则不是这样。要上项目,就得上个好的,代价就是价格贵几倍,工期长几倍,要不上就直接烂着。问题是他们又没有那么多钱去上好项目,最终结果就是除了采矿啥都没有。雇佣也是一样,工人的工资定的很高,很多技术工的工资甚至达到欧洲的标准,绝对降不得,但反过来对属地化程度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就能混过去。企业不是傻子,本地工人这么贵,大家可以少招或者不招,直接从外国招。最终结果就是,西非模式下,好消息是工人待遇上去了,坏消息是没有工人了,所有人都去树下晒太阳吧。

回到赤脚医生这个问题。赤脚医生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有一万个问题,卫生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医疗事故比率直冲天灵盖,按三甲医院的标准来看,那赤脚医生简直人均杀人犯。我们要是有个美国开局,我们也养一百万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谁稀罕赤脚医生呀?但别忘了,一千个赤脚医生的钱只能养活一个顶级专家,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在赤脚医生和没有医生之间做选择。你有没有本事说,我病了,我宁可躺着等死,不用你这三脚猫给我看?

落后国家,一定要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说其他。一定要先把量铺开,再去讨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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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赤脚医生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培养了乡村地区对于公共医疗的基本概念。

当年在延安时候,党在地方上搞了个医院,可是附近的老百姓有病根本不去医院看病。有一次某百姓家里生孩子,大人小孩都快不行了,不得已抬到医院来,医生使出浑身解数把大人小孩保下了,按照央视新闻的报道说,老百姓觉得“还是公家人厉害”。

延安已经算是革命中心了,都有老百姓直到生死的时候才想到医院。平时他们是没有求医的概念的。

这种有病了找公家的医疗、听公家的卫生防疫建议安排,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生活习惯,是靠赤脚医生来普及的。他们是正规医疗体系的奠基石之一。

如果要等到新中国培养出足够的医生再来搞公共医疗的话,根本来不及。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有的地方很难培养出一名医生。此时赤脚医生以并不精通的医术,把众多老百姓纳入到草创的医疗卫生体系之中,普及了初步的医疗卫生知识,培养了老百姓有病找公家人的生活习惯,这为未来全面的医疗事业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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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当年曾经被右人强烈反对阻挠过,一直到今天,还有右人喋喋不休地指责赤脚医生,说赤脚医生水平差,治死了人,就是坑农民,自己为什么不找赤脚医生看病;还说赤脚医生里有流氓,还说中国肝炎多都怪那时的赤脚医生打针消毒不严格,这不好那不好。

庄子曾经讲了这么一个寓言,说一次他在路上的快干涸的车辙里发现一条鱼,鱼向他求救。庄子说,好,我现在就救你,挖一条河通到长江,把清澈的江水引来。鱼说,我也知道引来江水好,又多又清澈,但是等你引来江水,我早就死了,我现在只要一瓢水能度命就行,哪怕一瓢脏水都行。

当时右人反对赤脚医生,他们说要培养医科大学生,要高精尖,不要赤脚医生。主席知道高精尖好不?当然知道。但是全国需要那么多医生,培养医科大学生能来得及吗?就是培养出来,又有几个愿意到农村去的?而且右人不是一直说到农村去就是受迫害吗?

一直到今天,广大的农村仍然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在发挥作用,村级医生还几乎都是当年的赤脚医生,乡镇级医生还有很多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培养上去的。医科大学生,硕士博士,很少有人愿意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蹲牛棚,“过不是人过的日子”。按照右人的设想做,就是到今天,广大农村仍然缺医少药。

主席是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右人的实用主义是假实用主义,右人的仁慈是假仁慈。赤脚医生虽然水平差,但是能解燃眉之急就行。虽然赤脚医生有治死人的,但是总比没有强,不是把死亡率降下来了吗?再说,医科大学生就不能治死人?虽然赤脚医生有流氓,但是右人能保证医科大学生没有流氓吗?

什么叫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什么叫污蔑栽赃?这就是。主席一再说要看九根指头,不要看一根指头,但是他们只爱盯着一根指头。

为什么右人普遍都不喜欢道家、法家,而喜欢儒家,我看是有原因的,右人和儒家,都喜欢把仁慈挂在嘴上,把同情贫苦的眼泪挂在眼上,而都又没有正确可行的手段,都喜欢不切实际的空想,书生见识。儒家整天喊着仁慈,我就没看到儒家说出来对贫苦有什么具体的拯救手段,右人也是这样。但是就这样居然能感动无数人。

右人还说,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缺衣少食,用粮票布票,都怪公有制计划经济把中国搞穷了。同样,前三十年也缺医少药,用赤脚医生,他们也应该说这怪公有制计划经济搞穷的;应该说现在医科大学生多了,医药多了,医疗器械多了好了,都是改开的成就。他们不这样说,就说明他们搞双标,逻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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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国庆节。

毛泽东在城楼上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

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队列的前边是一辆特制的宣传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赤脚医生”姑娘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

此时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后来在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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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当年的赤脚医生,记忆中一天到晚奔波在病人家中,深更半夜也不得安宁,用不可或缺来形容不为过。

她有一个设在大队小学里的小小的卫生室,一个赤脚医生标志性的药箱,即使走亲戚参加宴席也会背在身上,从来不让我碰。她的收入来自大队工分补贴,大概是略好于一个壮劳力,她有一个助手,可能依然要务农,因为不是一直能看到。

我家是wd中因受一个右派亲戚的牵连下放到老家的,她早先是县城纺织工人,是高中生,在当时算是有文化的,这也是大队选她做赤脚医生的原因。她的医术一半来自不定期的乡卫生院里的培训,一半来自自学,至今我家里有她当年的各种中西医书籍和培训教材。

记忆中最多的是她拿不锈钢盒子架在酒精灯上煮针筒。四处去挂水打青霉素黄练素是最多的工作,还有接生,还有包扎。也经常看到她给病人做门诊型的小手术,据说大多数赤脚医生不到这个水平,所以她也经常为其它大队请去,甚至公社卫生院有邀请她一起手术的。我的床头有个篮子,里面的零食不断。

她英年早逝,当年送行的人成千上万,甚至有隔壁乡赶来看热闹的,至今有老人在我面前称道她的功德。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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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医疗:

在抗战爆发前的36年民国一共有各种医科学校33所,学生总人数3366人,教师860人。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的医疗总人数是22013人,其中医师只有987人,药师是620人,其他的医护人员都是护士、助产士、牙医等。民国政府自己手中的医护人员总人数是2.8万人,医生护士比例不详,但不会好于沦陷区太多,医师药师的上限估计也就是2000多人。(民国政府培训医生的速度也十分感人,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时间内民国所有公立学校招收的医学生数量总共才1139人,上亿人口的国家居然每年只能培训300多个医生)。也就是说数百万国军士兵最多只能倚靠这2000多名医生看病,这个医疗保障程度是大大的倒退。

这够几个人的治疗?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版《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有记载:【1929——1934年,登记在册的医师共有6761人,药师81人,助产士2217人,药剂生856人,以上均不包括中医,即全国每7.5万人中才有1个医师,而且50%以上的医生(doctor)集中于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大城市中,分布很不平衡。】这点人够干啥的?

【另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中国已拥有近1000所的现代医院,遍布全国各省市及大部分县。尽管这些现代化医院与医务人员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但对于当时中国人口的健康、降低人口死亡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医院都在城市,不在农村。

在北洋民国倒台后,1928年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设置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卫生部,隶属行政院,主管全国卫生事务。到1931年4月该部改组为卫生署,其后,其隶属关系也多次变更,或属行政院,或属内政部。无论怎样的变更隶属,这个卫生署总还一直存在,总还算是蒋记民国政府中层级不低的部门。不过有这么个中央部门还办不成事情,必须有众多的地方分支机构具体而微地行使职能,才能把政府在医卫事业上的投入惠及百姓。那么,蒋记民国有这样众多的地方医卫机构行使治病防疫的职能吗?从文书记录上看是有的:

【1928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明确规定在全国设立卫生机构,主要内容包括:“(1)中央设置卫生部,直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2)各省设卫生处,隶属于民政厅,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3)各特别市设卫生局,隶属于特别市政府,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4)各市、县设卫生局,隶属于市县政府,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县卫生局未成立以前,县之卫生事宜暂以县公安局兼理之,县公安局亦未成立时,得于县政府成立卫生科”历经近十年的运作,“至1937年,有浙江、陕西、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山东、甘肃等省设立了县卫生机构。”】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文:【1941年“占全省人口85%的农村,则无卫生院。】

民国时期能上学的人就是少数,能学医的更是少之又少。

赤脚医生从学历、经验来说确实是不如专业出身的;可专业出身的谁愿意到农村去?

赤脚医生的教材就是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由是由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院大学)、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院大学)专家教授编写的。专业性没有问题。

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三是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或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城里医学院的学生那倒是专业出身,人家也不愿意到农村去。

赤脚医生确实出过医疗事故,但总得来说缓解了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医疗资源缺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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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赤脚医生”吹得和花一样美,有个网红账号 @乌鸦校尉 说“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历史来到了关键性的1992年”后曾经那个伟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如何走向崩溃的?【乌鸦校尉】

这是真的吗?话可以随便说,但数据不会骗人。

我找到了一篇文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财政状况分析 赖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有图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其中1981~2000年的占比是1953~1965年的两倍。这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重视医疗卫生?


以上文章/数据没有城市与农村的医疗卫生开支差别,所我又找到一个数据《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全文)(201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1991~2011年,城市与农村的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991年这几个数据农村是城市的两倍!数据显示中国医疗卫生越来越好,而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原回答

高赞回答都把“赤脚医生”吹得和花一样美,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在城市推行“赤脚医生”呢?

扎不夺德勒!

“赤脚医生”是什么?连鞋都没有穿的医生,装备之差,各位看官可以想像一下。聊胜于无吧。

请“赤脚医生”看病,也是要花钱的,并不是高赞回答所说的免费。举个例子,流浪猫:从李庆霖与毛 通信,看1970年代中国农村之穷:“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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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日子过的不好,是因为国家在一个好的选择和一个不好的选择中间,选了那个不好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国家都只能在一个不好的选择和另一个不好的选择之间,选择那个不那么糟糕的。

换到这种问题,赤脚医生好不好?跟现在三甲医院的专家比,那肯定不好,问题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你到哪里能找到那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去给老百姓看病?

对当时的国家来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极为有限,而培养医生却是一件耗时长,投入大的系统性工作,所以此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用这有限的资源培养出少量专家,只给部分有条件看专家的人看病,让其他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完全自生自灭,要么用同样的资源大量培养医疗水平不高但也能处理基本问题的赤脚医生,让所有老百姓都能有个基础的医疗保障,不至于一个破伤风都能像癌症一样拖成不治。

很明显,对于老百姓来说,后者才是雪中送炭,但在特权阶级们的角度,这么做让他们锦上添的花少了,他们产生不满也合理。

所以,您就看得出来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的屁股,究竟是在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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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我手里就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赤脚医生手册里,主要讲的就是治疗常见病、救治伤员、处理伤口、跌打损伤、接生、气胸急救、防治传染病、季节病紧急治疗、居民饮水卫生、……甚至还有“核武器防护”、“生化武器防护”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看做一本《穿越者指南》、《末日求生指南》之类。

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赤脚医生不会帮你治疗癌症、帕金森、渐冻症、艾滋病、白血病、糖尿病、抑郁症、躁狂症……这些绝症、重病、罕见病、疑难杂症、富贵病、文艺病,也没什么神奇、罕见、高科技的疗法,赤脚医生手上只有酒精、纱布、棉球、绷带、注射器、输液管、几种化学药剂、抗生素和中草药。

很多人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当年农村所需要的医疗一无所知,当年的农村很广阔,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去个县城要大半天……比如被毒蛇咬了,比如劳动的时候受伤了,比如被敌特分子伤害了,比如感冒、腹泻、骨折、发烧了、生孩子需要接生了……根本不可能立刻送到县城、市里医院去,这时候解决问题的都是赤脚医生,有时候不只是治病,还要救人。

赤脚医生,本身也是农民,或者是有一定知识的乡村劳动者,就住在每一个村落里,骑个自行车去喊一声,他们就过来了,他们的理论水平或许不高,很多可能是从土医中医培训出来的,但他们长期工作在治疗群众的一线,对于常见病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

更重要的是,最初的卫生知识科普、传染病防治、消灭血吸虫、接种疫苗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所谓“赤脚医生”,不是说他们不穿鞋,而是说他们靠脚板子走遍千家万户,墨子所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说的差不多就是这样。

赤脚医生这个队伍,其实来自于教员的“六二六指示”。

1965年6月26日,教员听取卫生部工作报告: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那段话: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 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实际上,当时高小毕业的农村人,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掌握现代的数理知识和科学常识了,在经过国家的卫生医疗培训,完全可以胜任农村的医疗服务。不要小看那个“培训”,我看过赤脚医生的书和笔记,他们是要从元素周期表学起,用三年系统学习现代化学、生物、医学知识的,只是更偏向于实用。

讲难听点,以我亲身体会来看,今天很多科班毕业博士学历的大医院年轻“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高级护士”,在临床治疗的技术和经验上,未必比得上很多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没有固定编制的乡村医生,一般有三种:一是乡村医学世家子弟;二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三是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他们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我的童年少年时期,是深受赤脚医生恩惠的,因为我生在农村,小时候发烧、骨折、受伤破损……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城里耗,救治我的,都是赤脚医生。举个例子,小孩子后背长了个火疖子,疼痛难忍,如果去城里医院,要坐车、转车、挂号、问诊……一大串手续,说不定医生还要让你住院观察,但在赤脚医生那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消毒、切开、排脓、再消毒、吃消炎药——几天就好了,不耽误上课,也不耽误干农活家务。

去年我回老家农村,忽然过敏性鼻炎、鼻窦炎一起犯了,打了一天的喷嚏,流了一天的鼻涕,头痛欲裂,实在无法忍受,我妈半夜打电话找到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我童年就给我打针的那个大叔,他还在工作,虽然被乡里的卫生所收编了。他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头发都花白了。就给我吊了一瓶水,开了一粒药,问题就解决了,花了十几块钱。

但我在城里自己家中,遇到这种难以忍受的毛病发作,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要去三甲医院……就得挂号、排队、去专家门诊,半天时间过去,然后给我一个喷鼻子的喷剂和一堆莫名其妙的中成药,让我多喝水,多休息……我还不如哪里都不去,自己硬扛过去。

我不是说赤脚医生的治疗手段有多科学、有多高明,可能并不科学、并不高明、但他们真的能解决农民们身边常见的病痛,而且随叫随到,能治就治,不能治也会建议你去上级医院。

他们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功绩。

甚至在今天的现实中,他们依然有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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