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的专业
话说,现在没有人会觉得西方汉学是”公正的视角“吧。
作为一个在香港向西方人学过中国研究的学生,强答。
赞同很多人的答案,汉学研究角度侧重和很多中国学者不同,学习时也相对可能受到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等等…在国外学习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申请也并不容易。
但是,从个人经历出发,我以为外国学者与中国研究学生水平可能很参差。
我遇到过不少姿势水平很受尊敬的海外老师,但他们未必不会相对经常性地读写错别字…很多年高德劭的教授中文口语也没达到我个人的心理期望(比如哈佛的provost…感觉中文口语水平和扎克伯格差不多)。
一些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可能在文言文断句和翻译上出现某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错误…
我们学校的外国研究生基本上全没看过四大名著之类的书、部分中文完全没达到应用水平、部分连中部一些省会城市都没听说过…
基于这些个人经历,我是希望更多海外中国研究学生可以到中国内地历练、学习一下的。
我感觉 @刘镇锐 的回答是很有道理,至少是在理想情况下很有道理的……
我一直觉得,如果想好好讨论决策问题,就要明确不同的决策意味着什么样的社会,然后分开谈它们的代价。而很明显,就算禁止器官交易,由于这一需求客观存在,器官买卖黑市本身也必定存在,并且规模不小。
而另一种层面上,那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也确实会面临死亡威胁……
所以禁止器官交易的代价其实也是很大的——其实倒不如说,禁止任何资源流动的代价都是很大的。
所以我对这种东西的态度和“健康码常态化,大数据医疗”的态度基本没区别。把一些平常不被当作资源的东西划定为资源肯定会留下一大把作恶的空间,但这不是断定这种交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存在的理由……
放到一百年前,现代金融市场里种种衍生品的交易会留下的作恶空间也会大到难以想象。但做好了制度建设之后,这种存在内秉弊端的东西也同样可以被判定为利大于弊。
至于刘的回答本身,我可以从中看出来唯一的问题是,强制假设对社会规范的盲目信仰不存在可能有些强到脱离现实了……或者说,把那些“宗教化”的因素拿开之后,会带来的改变恐怕会导致一些很基础的理论分析视角不再可用(比如韦伯的理论很可能直接就废了),所以在这样的假设下讨论问题可能会很有误导性……